周恩来：戴季陶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毛主席如何批判戴？_主义

原标题：周恩来：戴季陶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毛主席如何批判戴？

“你反对xxx，若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

这套话术你是否似曾相识呢？其实这种话术最早在100年前就有人说出来了，只不过原话是这样的：

“你反对国民党，若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甚至不惜因破坏中国国民党，以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谁都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

这段话来自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1943年出版的一本宣扬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著作，内容反共又反智。虽是蒋介石署名，但谁都知道真正撰稿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而陶希圣尊奉的教义则是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周恩来曾经对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评语：他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人。

戴季陶深谙马克思主义，甚至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然而他的思想却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后来更是在他的宣传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共高潮，导致大革命胎死腹中。

到现在，仍然有人把戴季陶炮制出来的这套无耻理论，拿出来戏弄老百姓，这种人不是坏就是蠢。所以私以为，我们今天必须了解戴季陶主义，了解百年前那套所谓的“阶级调和论”。

1891年出生的戴季陶就比韶山冲那位少年大了两岁而已。这个90后成长在100年前的那个觉醒年代，有着和那个时代青年们大同小异的个人思想史。

戴季陶是浙江吴兴人，他幼年时期熟读四书五经，稍长后求学于晚清的新式学堂，此后东渡日本，接触到了民族主义思想乃至无政府主义思想。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来，先任职于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后担任《天铎报》编辑，他的同事浙江宁波人陈布雷后来被称为国民党政府的“文胆”。《天铎报》是浙人在沪创办的一份商业性报刊，后来报载内容也多向时事转变。戴季陶就是在担任编辑期间，接触并引介了大量西方思想，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戴季陶对社会主义的介绍时间较早，几乎是中国第一批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者的学人。

然而，此时戴季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掺杂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他仅仅认为“社会主义，即人道主义之别名也”。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简单的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但在中国不能马上实施，即：“今日吾国之情形，万不能提倡此旨。”而能够马上落地并且适应中国国情的，戴季陶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可行，但在看到清政府“皇族内阁”出炉后，他深感失望，规劝那些“热心宪政诸君子……可以醒矣！”

辛亥革命爆发后，戴季陶的立场迅速转向革命。1912年，年仅21岁的戴季陶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成为了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坚定拥趸者，也成为发展完善三民主义的最重要的一名理论家。

戴季陶（后排左二） 孙中山（前排坐者）

从理论的内涵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汲取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先进成果。孙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四条纲领，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戴季陶后来进一步解释道：“前者（三民主义）为革命之温和者，后者（社会主义）为革命之急进者。”认为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主张虽异，然而其推翻现政府之目的则一，故此派合而为一致焉。”对肆无忌惮扩张的资本力量，他一方面肯定了资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作用，但另外一方面说“苟至此资本家绝对专制之时，人民欲再起为社会之革命，则亦难矣。”

但是，仅仅从激进和温和的角度来阐释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嫌疑。其本质原因是戴季陶将社会主义简单的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和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人道主义类同，可正是这样的解读让三民主义的信仰能够吸引一些思想偏左的新青年。

在民国建立十余年的时间中，三民主义在社会上有广大的拥护者，相当多数的青年都信仰相对进步的三民主义，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此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只是一个简单的了解，并不深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想才更系统的被引介到中国来。而戴季陶的思想也因此有了变化，甚至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戴季陶是第一批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伦理观念的中国学者。1920年5月，戴季陶参加了由李大钊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星期评论》担任主编，该报是中国最早一批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曾协助翻译出版陈望道译作《共产党宣言》。甚至位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戴季陶也参与其中，连他的家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小组的临时所在地，他更是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早期的一些共产党人如李立三认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是由6个人倡导的，其中就有戴季陶，但李立三也认为：“（戴）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

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戴季陶了解马克思主义很可能为的就是能够彻底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因为他自己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中有这么一句：“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季陶“说到做到”，既打算跟着孙中山了，就绝不加入共产党。

在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戴季陶基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其主要思想有三点，第一是希望恢复原有的儒家道德传统，认为三民主义来源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第二是主张阶级调和否认阶级斗争，构建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的儒家传统社会，用“仁爱”来缓和阶级矛盾；第三是在组织上强调国民党的排他性，拒绝国共合作。

那么，中国的问题来源于什么呢？戴季陶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欺压，国内并不存在阶级分化，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区别”、“觉悟者”和“非觉悟者”的区别，因此不需要强调阶级斗争，反而是所有人应该团结起来，以国家利益优先，对抗帝国主义。国内的秩序应该是传统儒家道德下构建的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甚至在劳资关系上也将这种儒家观念生搬硬套上去。

戴季陶的思想集中在1925年5、6、7月连续发表的三本书《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反共理论大成，其势力也开始形成。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戴季陶主义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它导致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之后一系列的屠杀共产党的行动。

而戴季陶本人也青云直上，陆续就任中山大学校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宣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他成为了为了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同时是蒋纬国的生父），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大要员。

周恩来曾言，戴季陶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因为戴季陶的理论十分精致，也十分具有迷惑性，从政治光谱来说是国民党理论中看似比较偏左的那一派，因为他同样主张同情下层人民的遭遇，同样主张改善民生，非常容易迷惑一些信仰并不是非常坚定、社会主义理论功底并不高的人。戴季陶成了中国最具危险性的理论家，他的阶级调和论迷惑了无数当时人，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把戴季陶的言论改模换样拿出来混淆视听。

戴季陶主义一出就遭到了广泛的批判，早期以瞿秋白为代表，后期以毛主席为代表。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核心领导人之一， 36岁英勇就义。瞿秋白认为，“以知识阶级的智勇兼备的精神去陶融资本家仁爱的性情，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本就是如此，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现代人更能够理解这一点。

阶级调和论实际上主张精英阶级温和的让利，其核心就是期望他们有“仁爱”精神，换句话说，戴季陶主义是主张资本家、地主的良心发现。然而，对于广大受到压迫的老百姓，戴季陶主义强调的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的儒家社会秩序实际上倡导的是底层人对秩序的无条件服从，温顺的服从。

瞿秋白

还有比这更双标的吗？所以在实际的操作层面，阶级调和论就成了镇压人民起义、镇压人民获得权利的工具，成了四大家族攫取人民财富的工具，成了权僚扎向人民的匕首。 瞿秋白说：“戴季陶虽然在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所谓的阶级调和论，难道不是偏袒资本家、地主来斗争、剥削无产阶级的一种方法吗？瞿秋白还说“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试图通过“仁爱”来感化资本家是“纯粹的空想主义”。

在实践方面，明眼人都晓得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没见四大家族有多少“仁爱”。瞿秋白说即便这些“三民主义”的青年革命胜利了，他们仍然是遭不住权力的诱惑的，可谓一语中的。戴季陶认为要用仁爱感化国内的所有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帝国主义。然而，逐利的大官僚、大买办却成为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傀儡，何来仁爱？感化的效果在哪儿？

但我们不能否认，个别的资本家（那个时代的代表比如卢作孚、张謇）是爱国的、进步的，他们对民生的关怀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这样的资本家毕竟是少数，不能掩盖大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深层次、高程度的剥削和压迫。

而对于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毛主席的一番话则非常具有代表性：

国统区的百姓被官僚、贵族们肆意剥削，生活的异常艰难，但国民政府仍然用“体谅国家”的字眼劝百姓们继续忍受剥削…

用爱国理念绑架百姓，偷换概念的将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捆绑，劝他们不要罢工示威争取权益，因为罢工示威就是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最后就是影响了工人自己，适足增加工人痛苦而已。

但民国是谁的国啊？是那些权贵老爷们的国，是那些腐败官僚的国，唯独不是百姓的国，这样的国值得百姓爱吗？于是许多百姓会有这样现实的无奈。

而反观苏区，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百姓们切实的感受到了，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1944年 在悼念张思德同志的一次演讲中

1949年2月12日凌晨，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戴季陶在四下无人的夜里，留下了一封万言遗书，而后吞下一大把的安眠药自杀，时年58岁。彼时，平津、淮海战役国民党一派涂地，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戴季陶主义的失败。可能是因为他无法再接受病痛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戴季陶就以这样相对体面的方式，跟他的好友“领袖文胆”陈布雷一样“为党国尽节”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戴季陶是殉道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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