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洋军队崛起真相

1895年初，看着威海卫水域残破不堪的船舰，和远方明晃的火焰，隶属淮军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绝望地服下鸦片自尽，以身殉国。

就在丁汝昌自杀、甲午战争惨败的这一年，康有为与梁启超联合603名举人，公开向清政府提出变法主张，请求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一时间维新变法风起云涌。

朝廷实力派中，由于淮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被罢去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职务，淮系集团一落千丈；同样在辽东战役中惨败的湘系以刘坤一为领袖，影响力则难出东南一隅。

眼见淮军与湘军相继败落，清廷内外、帝后两党都心急如焚，危亡之际，清廷急需一支新式军队来力挽狂澜，风云汇聚之际，一个从辽东归来的军事良材正四处兜售着他的练兵之策。

他奔走权门，左右逢源，在朝中获得了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的支持，朝外又得到了刘坤一、盛宣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推荐。

1895年秋，他得到光绪帝的召见，一展胸中才学，得到帝后二人的赏识。在举朝上下给予信任的气氛中，他志得意满地奔赴位于天津至大沽站中间的训练营地，正式开始操练新军。

他，就是袁世凯。

他操练的这支军队，日后将被称为“北洋军”。

▲袁世凯与北洋系军官。

1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出身淮系。两次科举考试的失败，使得他放弃举业，一把大火将其书籍与所作诗文尽数烧毁，同时也点燃了他投笔从戎的雄心。

1881年，他投身淮系将领吴长庆部，次年随军到朝鲜镇压壬午兵变。因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为李鸿章所看重。他孜孜经营，最终成为清朝驻朝鲜的全权代表人物。

1894年，袁世凯回调归国。从这时开始，袁世凯登上了权力中心的舞台，小站练兵成了他的开场首秀。

罗马并非一天建立的。名曰北洋的庞然大物在最初时间内，不过是一个以曾驻扎朝鲜军官的幕府、部下为主的小集团。

血缘、地缘、学缘是传统社会最靠得住的政治关系，湘军与淮军的班底，实际上就是上述几种关系的结合。而对于袁世凯来说，科举失败是他的天然缺陷，他没有师生、同学关系可以利用，他只能将朝鲜建立的上下级关系移植过来，在其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小站班底。这些人或是袁世凯的同乡、或是同学，或是旧部，几乎找不到一个袁氏家族成员，也没有多大的地缘关系的抱团。这是北洋军一开始就异于湘淮系的显著特征。

骨架一旦搭好，新的血肉便生长而出。除了为数不多的淮军将领，小站班底主要得益于天津武备学堂的输血。除了知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还有曹锟、陆建章、靳云鹏等人。这些活跃在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当时都汇聚在袁的帐下。

袁世凯为小站练兵呕心沥血，“自乙未冬接练新建陆军，规模草创，头绪棼如，日与诸将领悉心讨论，相期扫除颓习，凡军中一号一令，无不心摩手订”。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小心翼翼地打磨这支新军，以至于袁之部下有呼袁为父为师者。

一方面，他讲求严格的军令，赏罚分明；另一方面，他注意笼络人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或许以利益，或承诺前途，或真情流露。这些多数出身于毫末的成员怀有为知己者用的心态，无不对他感恩戴德。

这种亲密的关系，直到袁世凯准备称帝之时，才显出无可挽救的裂痕，然而那时天地已然倾覆。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支新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袁世凯在组织架构、操练方法、武器装备等方面无不效法西方，比淮军的西化更为彻底和严苛。

虽然甲午战后练兵者众多，但袁世凯的成就毫无疑问是最大的。

▲北洋军是袁世凯起家的砝码。

2

袁世凯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凭借着“大奸大窃，其貌每大忠大信”的两面手段，他屡屡化险为夷。

早在1895年，袁世凯便以“赞助”之名，加入了康、梁发起的强学会。当时他也是变法的提倡者之一。

但维新变法，其实是慈禧与光绪背后帝后两党的争权。而当时京师附近的军队都在慈禧的掌控中，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着重考察了袁世凯。皇帝先派出暗使观摩袁世凯练兵，又通过帝师翁同龢旁敲侧击，最后派遣谭嗣同和他摊牌。可谓谨慎到极点了。

袁世凯与维新派的亲近，必然引发了慈禧后党阵营的不满和疑心。早在新建陆军成立刚几个月，便有数道章奏指向袁世凯，弹劾他嗜杀擅权，扰害一方。

西太后身边的红人荣禄接过查办的大权，奔赴天津。等到了小站，只见“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荣禄此时沉默了。这支驻扎在京畿附近的新军无疑是攫取权力的一张王牌，如果将其笼络过来，必然会给他政治仕途添上一枚重要砝码。于是他决定保全袁世凯，于是，荣禄不痛不痒地指责了袁世凯练军之失，仍然命他认真操练。

回京之后，荣禄指责那些弹劾查无实据，并吹捧袁世凯“勇于任事”，是“不可多得之员”。荣禄的这次庇护，坐实了袁世凯知兵的美誉，袁世凯愈发受到重用。

戊戌政变前一个月，袁世凯到天津谒见荣禄，请示有关天津阅兵的准备事宜。这次他在天津一住10天，与荣禄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荣禄很有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后，袁世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拉开了距离，在帝后两党之间保持了相对中立的立场。

或许只有这样做，他才能进退有据。

考察结束后，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许以高官厚禄，将他彻底卷入这潭浑水。升官之后，心虚的他连日走访后党的高层，表白心意；同时，他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联络维新党人，两边下注。

最后时刻，皇帝派出谭嗣同秘访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举兵勤王，杀荣禄，戮后党，并告知他维新派准备围园擒后的消息。袁世凯深知帝党与后党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果断投向了西太后。

此后，事情的发展便有了不同的说法。

传统说法是袁世凯为保全自己并洗刷与维新派的关系，在送走谭嗣同之后，当夜乘火车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回京又报给西太后，于是西太后发动政变，致使戊戌变法失败。

事实上，袁世凯抵达天津之时已是夜间，荣禄万般也不能在夜间便赶回北京。然而早在一天前，西太后便已经发动政变。

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听到太后抓捕维新党人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而以告密自证。告密消息传回北京之后，后党才知围园擒后的计划，于是将搜捕进一步扩大，并且不经审讯将戊戌六君子处决。

即便用六君子的鲜血衬印自己的官服，袁世凯依旧没有消除慈禧的疑虑，然而此时依旧是荣禄作保，使得袁世凯逃过一劫。

荣禄真可谓是袁世凯仕途上的福星。在荣禄担任军机大臣的当天，一再有人告知荣禄袁世凯首鼠两端，不可用之。荣禄轻描淡写地说道：“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这个权倾朝野的后党中坚，成为今后袁世凯政治上最大的助力。

此事之后，荣禄又给“他的人”添兵两千，资费无数，袁世凯的新军越发壮大起来。

▲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躲过一劫。

3

1899年，命运来到关键的当口。

山东燃起的义和团运动牵引起各方神经。

剿，还是抚，这是个问题。

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南方繁荣地区的督抚一意主剿；朝廷内部那些守旧官员则想要行借刀杀人之计，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

深宫之中的慈禧对于此等乱民自然没有好感，可是她正忧心一件更大的事。

法国医生多德福正战战兢兢地给光绪皇帝看病，他的四周是脸色肃穆的太监，帘子的另一边，有一道阴骘的目光。

西医给皇帝看病本来是一件正常的礼仪，怎么会如此的诡异。

好不容易回去之后，各国公使又找上了他，开始了新一轮的盘问。

这一次看病之后，西方各国外交人员都明确发出照会，光绪皇帝没有任何问题。

此前，慈禧正宣称光绪病重，想要另立储君。

这无疑是对西太后最大的挑衅，多年被洋人欺侮的恶气最终化作一团怒火。义和团成为清廷手中对抗洋人一张牌。

面对排外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明行镇压，实则纵容。尽管连续撤换三任山东巡抚，但义和团的火苗却愈烧愈大、愈烧愈猛。

袁世凯瞅准了时机，他借在山东军演的机会，向慈禧建言剿平“拳匪”。在列强的怂恿和荣禄的保荐下，清廷无奈派遣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1899年，袁世凯率所部武卫右军万余人开赴山东，如鱼入大海。在此前，袁世凯仅仅是一个军人。而现在，袁已经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封疆大吏。

来到山东的第二天，袁世凯就颁布了严厉的《禁止义和拳匪告示》，扬言各地义和团若不解散，他必将派军队镇压，不分首从，格杀勿论。上任没几天，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死在了山东肥城，但这是袁世凯担任鲁抚期间，唯一被杀的外国人。

袁世凯采取迎合列强的立场，严厉处置义和团。这使得清政府开始指责他意气用事，徒恃兵力，弹劾他的奏章如雪花一般飞入了朝堂。

袁世凯毕竟精明过人，他从荣禄这里获取情报，得知慈禧不欲使义和团发展太过，便选择直接电奏慈禧，表示谨遵上谕，同时表露心迹：“世凯受恩深重，自当悉心设法，断不致操切激变，以负高厚。”

他一面示弱，一面挥舞着手中的屠刀。

在清廷“宣战”与“招抚”谕令下达之后，义和团开始冲击使馆和教堂。早已平静下来的山东义和团复起。袁世凯看清了利害关系，选择保存自己的实力，于是将矛头对准“拳匪”。

北洋军的兵锋第一次出鞘，便杀向了中国的子民。

在义和团的风起云涌下，英、美、法、德、日本、沙俄、意大利以及奥匈帝国等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为了对抗八国联军的入侵，清廷精锐尽出，当时，在京津地区驻守的武卫军前、后、左、中四路大军，在与八国联军的交战中全部崩溃。

而所在部队被命名为武卫右军的袁世凯部队，则选择了明哲保身避开动乱，保存了实力，成为清廷在北方唯一可以依靠的军队。无怪乎历史学家李剑农称之为“袁世凯的转折点”。

面对清廷与各国开战的情势，东南督抚多不应命。不仅如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还与各国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袁世凯也选择加入，山东也成为北方唯一一个加入东南互保的省份。

慈禧因为多年受洋人的欺负，挟私报复，想用义和拳打击洋人，本就是必败之举，更别说直接和八国开战，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清清朝失败的结局。于是袁世凯为保“地方安宁”，果断出兵保护山东境内所有的洋教士和教会，防止拳民冲击，山东省洋人基本都受到了保全。

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便曾向袁世凯致电，称：“敝国人民在山东省境内犹能始终保护，毫无危险，实为感佩。以故敝国军队决不赴境剿办，毋庸系念。”礼貌而且尊敬的袁世凯成为各国眼中一位“能干的政治家”，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从此多了一个选择。

讽刺的是，袁世凯没有忘记向慈禧示好，他给战败逃亡中的慈禧不断供应物资，还指示军队慢悠悠前去支援，最终成功“护驾”慈禧返回北京，赢得了慈禧的倚重。老太后曾经对大臣说，这次逃亡，她发现了两位忠臣：一是千里护卫的岑春煊，一是千里送银的袁世凯。

1901年，清廷下令将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创办的江南自强军交给袁世凯训练。中国训练最好的两支新军合二为一，这就是后来北洋军的主力部队。1905年初，江南自强军与武卫右军合编为北洋陆军六镇。袁世凯独享了甲午战争之后编练新军的所有成果。

▲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保存实力，为他赢得了帝国主义的青睐。

4

庚子事变后，20世纪初，清廷开始把变法作为既定国策，一场迟滞了数年的新政终于开始。

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意气风发，俨然是一个“改革急先锋”。

他操手的直隶地区，被誉为是新政的样板。实际上，这也是他攫取权力的过程。袁世凯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广泛招揽各方人才，大大扩展了小站班底，北洋集团这一庞然大物开始展现他的全貌。1906年至1908年间，北洋集团拥有新军总兵力达八九万人。

北洋集团在直隶推行的新政，实际是站在淮系的肩膀上完成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25年之久，在北洋地区兴办洋务，修铁路、开矿藏、办学校、开工厂等。袁世凯大大方方地接收了李鸿章淮系集团的全部家底，包括大名鼎鼎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奠定了北洋系现代化的基础。

清末的官制改革也开始了。表面上，这是一些政治机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清政府传统的中央权力机构主要是军机处和六部。庚子事变后，陆续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以及政务处、练兵处、财务处等新机构。新设的部门并不遵循满汉各有一尚书的旧例，汉人的势力在其中生根发芽。

在当时，袁世凯亲信掌握的官职编制馆提出了一个责任内阁制的方案。这是一条后路。因为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得罪了光绪皇帝，若是慈禧一死，他便可利用责任内阁抵挡灾祸。

然而，此举遭到了满族亲贵如潮水般的攻击。统治集团内部俨然分成了两派，旧时满汉合作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清廷最终没有采纳责任内阁制，袁世凯被迫奏请开去8项兼职，甚至还交出了北洋新军的统辖权。在新官制中，军机处依然保留了下来，15个部院长官，有满族8人，蒙古族1人，汉族7人，看似平分秋色，但满人所占的多是重要职位。这一次，袁世凯完败。

当消息传来，北洋集团一片惊慌。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建议直接清君侧，捣京师，一鼓作气取而代之。袁世凯听到这番话，不由得感慨年轻人沉不住气，将其拘禁于内室数月，唯恐他铸成大祸。

1908年冬，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旧时代的掌权人物一一离世，权力出现真空，急剧扩张的北洋集团和企图重建权威的满族亲贵终于碰撞在了一起。

西太后的离世，给了维新派回归的机会。当年拥护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立即在海外发起倒袁运动。他们发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和《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历数袁世凯罪状，呼吁载沣“为先帝复大传，为国民除大蠹”。

然而，年仅二十五岁的摄政王载沣优柔寡断，缺乏清初康熙擒杀鳌拜的胆魄与见识，竟将此等需要重要之事告知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狡猾、贪财的奕劻早已被袁世凯的金钱所收买，坚决反对将袁世凯革职治罪，并以北洋军造反一事相威胁。慑于各种压力，袁世凯离开京师回到家乡。

这一次退却，则是袁世凯的一步缓招。深谙权谋之道的袁世凯深知树大招风的害处，他遁居于养寿园，以示归隐之意，但暗中在家设电报处与各地联络，遥控旧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袁世凯在慈禧死后一度被贬，装成不理世事，“隐居”不出。

5

随着清政府新政改革陷入绝境，立宪运动走进死胡同，革命党人的声势渐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动，黄鹤楼和蛇山竖起了代表十八行省的十八颗星国旗。各行省纷纷响应。

当消息传回北京，举朝震恐。由于南方新军大部分都倒向了革命党人，清政府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北洋军身上，然而劝动北洋军的关键就在河南的养寿园之中。此时，不仅包括奕劻、徐世昌等人在内的朝中实权派主张起复袁世凯，就连列强也向清廷施加压力。载沣无奈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这点微末的权力不足以打动蛰伏已久的袁世凯，他以“足疾未愈”为借口，佯装作壁上观，实则与部下通气，准备再起。一番姿态做足之后，袁世凯被授予军事全权，成为清朝的“救世主”。

袁世凯在督师南下之际，对革命军采用的政策是剿抚并用，即在军事重压之下以求谈判了解。他选择的目标就是首义地区——武汉。当时，袁世凯调集了兵力1万多人，而且配备了机枪、大炮等重型武器，在攻打汉口时甚至纵火烧城，长达三天三夜。

北洋军占领汉口之后，袁世凯立即命令各军停止前进，对清廷假称兵力不足，而暗中致信当时的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作出议和的姿态。他还派遣亲信前往武汉，向革命党人推销自己的“君主立宪”的理想，却被拒绝。

之后，袁世凯内阁在北京成立，将军权与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他准备组织一次更大的军事行动以震慑革命党人。他的麾下大将，也是攻拔汉口的第一军长官冯国璋认为：“汉阳之大别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因此南北两军都将重心放在了汉阳。武汉军政府集结了约2万兵力，加上当地人民由于北洋军的滥杀而士气高涨，袁世凯只能再集结更多的兵力。他将北洋军的第四镇的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的一个混成协的兵力召集起来，并仍以冯国璋为指挥者，向汉阳进攻。

这支从甲午战后就开始厉兵秣马的北洋军，充分地展现了它在装备武器和军事战略的优势。北洋军在双方的较量中屡屡得手，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仍然在十日时间内杀溃革命军，夺下汉阳。袁世凯与革命军的第二次较量又大获全胜。

汉阳得手后，冯国璋本欲乘势追击，攻取武昌，但被袁制止。袁世凯陈兵江岸，每天从龟山用重炮向武昌轰击，迫使革命军放弃抵抗。然后，以停兵不动威胁清廷，向其索取更多的权力。

当时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民主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孱弱的清王朝随时有可能覆灭，袁世凯不会将他的权势寄托于这个迟暮的王朝。因此他一方面，使用武力威胁武昌，又收买革命党人内部人员；另一方面，袁世凯又联合立宪派及部下向清廷施压，迫使清政府让出政权。

袁世凯说：“几百年大树，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的一法，晃、晃、晃不已，根土松动，全根一拔即起。我的军队忽进忽退，就是晃的一法。”

同时，革命带来了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众人期待一个“强人”能够结束纷争。在江汉地区秀着肌肉的袁世凯无疑就是他们眼中的那个强人，一身之向背，关系一国之安危。时论将他捧上了高位：“袁世凯，中华民国之骄子也......出山以来，决意停战，力主议和，百余日间，兵不血刃......雄才大略，震烁今古，虽比之华盛顿、拿破仑，又何多让。”

环伺的列强也找到了中国的新主人。他们公然向革命党人发出警告：民国总统不能让孙中山或黎元洪做，只能让袁世凯，否则就得不到列强的承认。不仅如此，各国想方设法给袁世凯提供贷款，并对南方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一下，倒真是“非袁不可”了。

▲辛亥革命，是北洋军浑水摸鱼的“高光”时刻。

6

1912年注定是风雨飘摇的一年，从南北和议开始，再到清帝退位，最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随后辞去，袁世凯凭借着军事实力和政治手腕在各方之间闪转腾挪，取下了中华民国的桂冠。

袁世凯与孙中山，分别是甲午战后中国政坛崛起的两只力量的领袖，一个是北洋集团，一个是同盟会。武昌起义以后，这两支新兴力量由对抗到合作，最终成功议和，共同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满清王朝，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然而表面的和平之下，满是裂痕。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南方坚持推翻满清，实现共和，且毫不妥协；而北洋集团则坚持袁世凯为统一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正如靳云鹏所言，“北军之主动在袁，北军将士之感情亦在袁，倘南军果能赞成推袁之举”，则一切问题，“从此迎刃而解”。

事实不仅于此。袁与孙的对立，其实也是南与北的对抗。北方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难有大的进展，便是因为北洋军多系自身前途于袁世凯，于是都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共和，同盟会的工作难以开展。因此革命党人在南方可以打入军队，使革命思想渗透到士兵群体，而在北方则只能走上层路线，对士兵的影响是有限的。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北方风气落后于南方，但从军队的实力来看，却是北方强于南方，这也从双方交战结果可以看出。因此，北洋军对自我认识非常之高，其团体意识较其他军队为强，对于各位长官的服从性也很深。因此北洋集团最大的希望，就是要反对南方的混乱蔓延到北方，而维护北洋军在北方的利益。

利用北洋军上下希望尽快结束动荡，恢复和平，同时又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失的心态，袁世凯将自己打扮成稳定北方局势、保证北洋军队利益的灵魂人物，并告诫士兵唯有团结一心才能与南方抗衡。《大公报》载其电令：

“北方军界惟有统一，才可与南方相抗，以杜纷争，以保地方。第念大局初平，人心未定，南北军界，由分而合，感情未必尽合，倘若意气用事，树党纷争，不惟共和之利不可图 ，抑且大局糜烂，祸或甚于往昔。伏思强权世界非武力不足以制，最后之胜利，非武力不足以保全公众之治安，而武力之最健全在我北方军队，然分则势孤，合则力厚，当此存亡过渡之秋，我北方军队仍宜团结团体，外以杜党界之纷争，内以保地方之秩序。”

最终，袁世凯在北洋军人的支持下顺利地接掌了新生的民国政权，结果却走了一条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独裁大总统、终身大总统乃至于洪宪皇帝的不归路。

袁世凯逆潮流而动，选择帝制自为，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就连一直站在他背后的北洋军也选择了沉默和反抗。袁世凯去世后，没有强有力的核心人物能够牢固地控制最高统治权力，北洋集团四分五裂，各自为政。

在这之后，屡屡遭受失败的孙中山忽然意识到，旧式的军队、旧式的政党不能承担解救中国的任务。他决心与旧政党、旧军阀割裂，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力量。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创立。

而在此前的1921年，在浙江嘉兴的一艘游船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士庄严宣誓，通过了一份纲领以及决议。红色的火苗在腐朽的旧屋之中，开始闪耀微光。

一支即将改变中国的新式军队，在两者的交汇下，即将碰撞初生。

参考文献：

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

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赵治国：《辛亥革命时期的北洋军——以士兵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求索》2008年5月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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