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二）_王　行

原标题：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皮庆生

（本文由皮庆生教授特别授权转载）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07期

摘要：

宋代民间信仰世界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是部分神祇挣脱“祭不越望”观念的束缚，到外地建立行祠。本文通过对张王信仰的研究指出，两宋之交政治、经济、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变动，使张王信仰的传播路径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临安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张王信仰传播的热潮。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只是张王信仰向外传播的隐性因素，一些转任各地的官员、士人和释道人士（而非商人），是推动张王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朝廷的态度在其中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宋代　张王　行祠　信仰传播

三、南宋张王行祠的分布

南宋人为张王行庙撰写庙记，经常会提到张王信仰遍布各地的盛况。如庆元二年（1196）钱塘县主簿赵师白在给霍山张王行祠撰写的庙记时便说：“光灵之远，旁加横被。于是离宫行庙，金碧丹雘之辉，连城夸郡，苕荛相望焉。”[25]沈殻在记文中称“夏屋渠渠，广殿耽耽。飞阁层台，流丹耸翠。自江之东，建神祠者，罕与伦比。”[26]曹至给江州祠山行祠写庙记时，甚至说张王“庙貌雄严，盛于浙右、江左，而江西、岭表多见。”[27]行在临安也有三座张王行祠，其中霍山张王行祠还是临安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之一，南宋灭亡后，士人在回忆昔日临安繁华景象时都免不了要提到霍山张王行祠庙会的热闹情景。[28]广德祖庙的张王圣诞更是热闹非凡，“江、浙、荆、淮之民奔走徼福者，数千里间关不辞”，[29]声被之远，可以想见。

表2 南宋张王行祠分布表

背景，更进有一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张王向各地传播？

四、南宋张王行祠的具体分析

在韩森的著作中，商人在张王信仰传播方面的作用被一再强调，其观点对于认识南宋信仰与商业经济的关系很有启发，但她只分析了少数几座支持其观点的行祠，这直接影响到其结论的可靠性。下面，我们将对南宋所有张王行祠做一全面分析，以期切实了解张王信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推动信仰传播的真正动因。[30]

1、江南东路的张王行祠

这里是张王祖庙广德军所属路分，但行祠并不多，只有6处，而且散布在宁国府的宣城（1座）、太平州繁昌县（1座）、池州（1座）、建康府（1座）、徽州（2座）五地。宣城（今安徽宣城）的张王殿由进士赵孟爚所建，时间大约在南宋末。[31]根据《指掌集》卷三、四所载张王灵应事迹，有不少与宣城有关，张王信仰进入该地很可能在赵孟爚建祠之前，但文献缺失，只好存而不论。繁昌县（今安徽繁昌北）的张王庙由著名诗人陈造修建。陈为淳熙二年（1175）进士，调繁昌尉。“尝旱祷于祠山昭烈王，即大雨有年。建庙，偕民事之所欲，必请，请必酬。” [32]徽州（今安徽歙县）二祠有一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另一处由知州赵希远所建，位于报恩寺旁边。[33]

池州（今安徽贵池）行祠始建于何时已无法详考，只知道袁甫在绍定二年（1229）年提举江东常平之后不久曾重修庙宇。修庙的原因很有意思，袁甫之父袁燮在淳熙十年（1183）大病中梦与神遇而获愈，“后三十一年，先公复病，乃卜医于神，良验。”二事皆袁甫所亲见，但他说自己修庙并非要“侥福于神”，而是为民祈祷，是为了“表吾思亲之心。”在记文的最后，袁甫还希望“凡吏于池，家于池，与我同是心者，其世世葺治焉，俾勿坏。”[34]袁氏父子是陆象山心学在四明的代表人物，袁燮更是“甬上四先生”之一，其对经典解释见《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另有《絜斋集》二十四卷，皆收入四库全书，《宋元学案》卷七十五专列《絜斋学案》，其对地方信仰的态度大是耐人寻味，而作为袁燮之子兼思想传人的袁甫对张王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如果说前者还是个人行为，后者则是个人观念影响其为政理民的绝好例证。[35]

建康广惠庙在城东三里。[36]《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附《淳熙省札》一道，是资正殿学士、正奉大夫、知建康军府事钱良臣的奏状，由此可知庙由建康军民“自行盖造”，不久钱良臣因雨水愆期前去祈求，获应后即为之申请庙额，结果“赐广惠庙为额”。钱氏除资政殿学士知建康府在淳熙十二年（1185）正月，十四年八月除资政殿大学士。[37]则行祠的建立时间距此不远，且系民众自发修建，后来官方出面为其取得赐额，钱良臣在奏状中说申请的目的之一在于“使一方军民转至钦崇。” 开禧三年（1207）旱，知建康府叶适亦“祷于祠山庙，期以三日，逾日而雨大降，”作诗刻石于庙。[38]

句容张王旧祠在南宋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地方官员曾于此祈祷，“香炉移转不已，有碑记其事”。[39]乾道八年（1172），邑士许恭、李立等倡议重修庙宇，县令赵善言为之撰写庙记。此庙在南宋中期已成为一方祈祷中心，“远近之人岁以王之诞日集祠下”，其灵应主要为“水旱必祷，痛疾必呼，是皆感于精神，发于梦寐，曰雨曰晹，如操左劵”。[40]

2、两浙西路的张王行祠

这个地区新增的张王行祠数量最多，共有32处，占南宋张王行祠的一半。

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在南宋又添了3座新祠，丹阳县的两处应该是在旧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其中一处位于县南五十里竹塘，一位名叫洪秉权的人与乡人郭之奇赌博，发生争执，后许愿建庙。洪是否为丹阳人，不详。又，丹阳县之东城有灵惠王庙，即威济李侯庙，但不知兴于何时。[41]延陵镇建于嘉熙间，创建不明，1256年由地方官员赵良锗“率众增广”，这中间相距不到20年。[42]金坛县（今江苏金坛）的行祠位于县治西二里，绍兴三年（1133）重建。当然，此庙很可能北宋已经存在，但无确切证据，只好根据重建时间置于南宋。[43]丹徒县的旧祠此时影响进一步扩大，不仅出现了与防江军、地方政府相关的神迹，还成为江淮带张王信众的信仰中心之一，“每岁仲春，江淮及境内士民拜奠祠下者，凡月不绝。”[44]

常州（治今江苏常州）过去只有与广德接界的宜兴有张王行祠，南宋时至少增加了4处行祠，武进（今江苏武进）、无锡（今江苏无锡）、宜兴新祠具体情况不明，[45]州城行祠在崇胜寺西，由知州王圭所建。[46]常州东北的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也出现了张王行祠，由乡豪陈氏子起愿心建立，在卜地建庙的过程中有神异事迹发生，张王托梦于军学录蒋永达，蒋再转告他人，“自是肇修香火，一殿岿然，郡县祈祷感应，祠祀甚谨。”[47]此事周秉秀辗转从薛齐谊处获知，而薛闻之于蒋，蒋在江阴张王行祠的建立过程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此次行动实际上是曾任广德军学录的蒋永达与江阴乡豪陈氏联合操纵的。蒋是江阴张王行祠与广德张王信仰发生关联的重要媒介。

湖州的祠山庙

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的张王行祠共4座。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县）的行祠大约建于1171年，在永怀寺内，香火维持了一百多年。[48]常熟（今江苏常熟市）的行祠依托乾元宫，是邑人从外地迎奉神像建立的，不久乡人筹集资金加以扩建。[49]吴江县（今江苏吴江县）的行祠建于嘉定十六年（1223）之前，《指掌集》卷四记载了该祠的一个神迹，与太湖水灾有关。平江府治所在地吴县的张王行祠位于雍熙寺东。国家图书馆所藏碑刻拓片有两则碑记提到该庙，一是莫子纯所撰《平江府新建广惠行祠记》，提到庆元三年（1197）的一次地方祈雨；另一则是《张真君庙免赋执照碑》，主持张王庙的僧人在咸淳六年（1270）向平江府申请庙田免赋，获准后立碑。[50]此外，黄震在开庆元年（1259）任吴县尉之初所拜谒的五处祠庙也包括张王行祠。[51]也就是说，平江府的张王行祠至少存在了近百年，并获得官方承认，一直是地方信仰的重要场所。庙从最初在寺东，后来完全由僧人管理。[52]

苏州的张王庙

嘉兴府（治今浙江嘉兴市）有张王行祠4处，其中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县）南一里的行祠绍熙二年（1191）由文林郎、绍兴府察推蔡与义建，淳祐十一年（1251）知县何三寿再建。[53]该县澉水镇的南市行祠，嘉泰三年（1203）立，绍定三年（1230）重建。宝祐二年（1254），因泊户以庙门为酒肆，监镇张焯与茶院陶监酒拆去酒店，在庙门的对面立李太尉小殿，“以免秽杂”。[54]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两处行祠的具体情况则不清楚。[55]

湖州是张王信仰东传的主要地区，南宋时又增加了5处行祠。安吉县（今浙江安吉县北）行祠在县西北常乐寺东，[56]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行祠在县治，[57]德清县（今浙江德清县）行祠建于宋末，情况不明。[58]长兴县新增行祠在县西五峰山，由道士陈静逸所建，此祠至明代仍由道士主持。[59]州治新增行祠位于定安门外，亦即湖州州城南门，[60]周密曾提及他母亲向此处的张王祈祷，问的是他父亲的仕途。[61]

南宋临安府新增的张王行祠数量最多，共7处，其中临安城就有3处。临安霍山的张王行祠可能是广德以外最有名的张王庙，几部描写南宋临安的笔记小说都提到它，从二月八日开始的张王圣诞也是临安士民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倾城士女咸集焉”。[62]然而，此庙的建立却不太顺利，乾道庚寅（1170）开始修建，绍熙甲寅（1194）始成，费时二十五年，庙成后钱塘县主簿赵师白、监潭州南岳庙裘梓先后为之撰写庙记，是了解建庙经过的主要材料。这座张王祠建在临安钱塘门外西湖之北霍山上，与都城有一定距离。建庙原因为“临安岁毎涸，帅阃遣吏走数百里告，波余露积，家怀户感”，但出面建庙的并非临安地方官府。不过，也应该不是纯粹由普通百姓建立的，如出资最多的张宗况乃判院，[63]检《止斋集》卷十八有《张宗况、张宗愈转一官与干官差遣》制词，称其为“勋阀世臣”，若二者为一人，[64]则张氏不仅担任朝廷判院之职，且有相当背景，所以庙宇建成后能让钱塘县主簿赵师白撰写庙记，也可知修庙实际上是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甚或是支持的。庙宇修建久拖不成，问题可能出在资金筹集方面，所谓“集于积劝之久”也，之所以在绍熙五年大功告成，原因之一可能是广德军在绍熙二年（1191）申请朝廷在张王原有的八字王封号更改二字获得成功，[65]此举对临安的建庙者们极大鼓励，二十余年未成之事乃在数年内最终完工。

景定二年（1261）、咸淳四年（1268）安抚使洪焘、潜说友相继主持霍山张王行祠的修葺。霍山庙建立后不久，朝廷下令修内司在金地山另建新祠。[66]据说朝廷在金地山建张王庙是为了便于民众祈祷，但“都人士女竞趋霍山，不以一关为惮也。”[67]事实上此后金地山的张王行祠一直默默无闻，即便朝廷遣使向临安的张王祈雨，也是到霍山。庆元六年（1200）僧善彬又在木子巷北的千顷广化院建张真君行祠。[68]属县的4处行祠，昌化县（今浙江临安市昌化镇）行祠由县令张任所建，在上清宫之西，[69]于潜县（今浙江省临安市于潜区）行祠由官员骆嗣业建，道教的无极宫在其右，[70]余杭县（今浙江杭州余杭区）行祠在著名的洞霄宫，开禧间内廷赐神像及左右侍从，[71]富阳县（今浙江富阳县）的情况不太清楚。[72]

严州（治今浙江建德市东北）有张王行祠5处，州治行祠旧在兜率寺东庑间，淳祐元年（1241）知州王佖拓展寺东废址，建立独立的祠山行宫，南临通道，庙貌更新。[73]桐庐县（今浙江桐庐县）的行祠在县西一里，绍熙中（1190－1194）邑令陈准感梦立，据说开禧初（1205－1207）方秘科举夺魁与之有关系。[74]淳安县（今浙江淳安县）广惠行祠在县治南，嘉定乙亥（1215）知县应与权建。应氏为淳安人，“性孝友，嘉定间游太学，以亲老乞归养。上美其意，授本邑令。公勤廉恕，兴学劝人，甚称之。”[75]另外两处行祠位于遂安（今浙江淳安南）、分水县（今浙江浙江桐庐北），情况不明。[76]

3、两浙东路的张王行祠

目前尚未发现南宋之前张王信仰在该地区传播的记载，而宋代居然出现了13处张王行祠，应该是前面谈到的交通路线变化的间接产物，也可以理解为两浙西路的临安府、严州地区张王信仰传播的进一步延伸。

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市）的4处张王行祠情况都不太清楚，但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县）行祠“在县西二百六十步”，嵊县（今浙江嵊县）行祠“在县北一百八十步”，离县衙极近，[77]或许暗示它们与地方官府有着某种关联（前面的平江府行祠即如此）。

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也有4处张王行祠，最早的一座在海中的昌国县（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此庙建于绍兴二十年（1140），由于有昌国教授高誾的庙记，我们对这座张王祠的了解相对多一些。高誾在记文详细叙述了张王信仰的起源以及部分神灵感应故事，朝廷对张王的态度，可知当时一般士人关于张王的知识和观念与广德地区的张王信仰关系十分密切，后者所塑造的张王形象直接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士人、民众对张王的认识。庙记中也提到的建庙缘起，建庙者为烈港都巡检使李全，曾经担任广德都监，“事王甚恭”，绍兴十八年（1148）初调任烈港都巡检使，正逢海寇出没，上司督责甚严，李全祈祷张王，任务得以顺利完成，“遂出已俸就建行庙以严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从其祀。烈港之人从而向信，又增侈而丹雘之。”庙记最后高氏系衔为“左迪功郎新广德军学教授”。[78]烈港张王庙建立的两位主角——修庙者李全、庙记撰写人高誾都与广德有关系，前者是离任的广德都监，后者是即将上任的广德军学教授，但都不是广德本地人。李全可能是在广德任官时接受了张王信仰，到昌国烈港履新遇到难题时不求助于本地神灵，而继续向张王祈祷，获得灵验之后在烈港发起建立了一座张王行祠，此举后来又得到当地人的支持，正如庙记中所云“烈港之人从而乡信，又增侈而丹雘之”。该地另一座张王行祠则“附祖印寺之右。”[79]

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二灵山的张王行祠在宋元四明方志《祠庙门》中均未记载，只在山水部分提及，实则此祠大有来头。[80]《指掌集》卷四称，乾道七年（1171）史越王浩遣客将范时升以祝文请香火归明州供养，史早先乡举失利，往宁国府谒亲，过桐川，托宿祠下，卜以前途，所梦皆得应验，遂“请香火归乡奉安，以报洪德，近已于鄞邑之二灵山建立圣像云云”，祝文《史浩请香火归明州供养文》收入《指掌集》卷10。据《宝庆四明志》卷十，史浩与高誾皆为四明鄞县人，且都是绍兴十五年（1145）榜进士。[81]四明史氏、高氏乃当地大族，他们或为张王撰写庙记，或直接为张王建立行祠，其行为对于张王信仰传播的作用虽不可夸大，但他们在地方社会乃至朝廷都有相当影响力，他们的态度有时很可能变成推动张王信仰的重要力量。史浩与张王发生联系固然与其乡举失利有关，但张王之所以能在其面临早年人生挫折的关口闯入其梦境，则有赖于他宁国府谒亲之行，这也是前文所说的交通网络变化影响张王信仰传播的一个例证。

张渤像

慈溪县（今浙江慈溪市）张王行祠于开禧初（1205－1207）由县尉施子升创建，宝庆二年（1226）县令周符、县尉庄镐向本地信众募集资金扩建。“水旱疾疫，邑人必祷焉”。[82]明州州城的张王行祠旧附灵济院佛殿之右，隘陋卑湿，“淳佑六年（1246）夏，制帅集撰颜公颐仲卜院之南偏，鼎新创建。”南宋灭亡前夕，黄震奉命置司庆元府团结军民，所拜谒的神灵也有张王，则此时明州张王行祠已纳入官方祀典。[83]

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市）的张王行祠2处，常山县（今浙江常山县）行祠在县学东，因县令郑元鼎祈雨有应建立，江山县（今浙江江山县）行祠情况不明。[84]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行祠1处，在武义县（今浙江武义县），信众称之为“张车骑庙”，说张王是汉代的张安世。[85]台州（治今浙江临海市）张王行祠在《嘉定赤城志》中只记载了一处，在州城栖霞宫东，但作者随后又说“诸邑类有之，今不尽载。”所以，台州的张王行祠很可能有四、五处。[86]温州（治今浙江温州市）的张王行祠也至少有一处，嘉定四年（1211）、宝祐七年（1259）杨简、吴咏先后知温州，上任之初都曾向张王祷告，而且往往是与当地的最重要的神祇城隍或海神一同祈祷，可见张王在温州在1211年已纳入地方祀典，并且一直维持到宋代末年。[87]

4、福建路的张王行祠

共有5处张王行祠，散布在福建各处。建宁府崇安县（今福建崇安县）在1238年之前已有张王行祠，[88]而且，张王甚至不再是张渤的专利，而是可以由死去的人充当的职位，1257年建宁知府孙梦观死前，“民有梦从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视之，则梦观也。”[89]该故事的产生和流传似乎还暗示，建宁府府治所在地也有张王神祠。

福州古田县（今福建古田县东）的张王行祠最初依附于古田本地的惠应祠，嘉定九年（1216）县令刘克逊因祈雨、捕贼等事祈求获应，遂与县丞洪某、主簿、县尉等人共同倡议重修庙宇。从刘克庄撰写的庙记来看，广惠在新庙中似乎占据了主导位置。修庙过程中“士民咸乐助”，庙基用地由谢某提供，记中未言姓名乡里，应该是乐助的众多士民中较有钱财或地位之人。发起修庙的包括古田的主要官员，刘克逊是刘克庄之弟，莆田人；县丞洪某为鄱阳人，据说是三洪之后；县尉之一诸葛氏泉州人，是捕贼求神的主角，因功改京秩；其他两人皆为福州本地人。张王在古田的传播模式是邑人率先建祠，官方接受，并成为积极支持者，但民众仍为张王的主要信众，他们积极参加了官方发起的庙宇重修活动。[90]

另外三处张王行祠位于漳州（今福建漳州市）、泉州（今福建泉州市）和汀州莲城县（今福建连城县），具体情况都不太清楚。[91]我们只知道莲城行祠紧靠着一座佛教寺院，而泉州张王庙在嘉定十年（1217）之后已经纳入地方祀典，真德秀的文集中有五首他两次知泉州时祈祷张王的祝文，说到泉州地方官员要向张王行祠“春祈秋报”，并负责出资修缮庙宇。

5、江南西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荆湖南路的张王行祠

这四个地区或者位广德西部或北部，距离都比较远，我们只勾辑到7处张王行祠，当然会有漏略，或者有些行祠在文献失载，但与这些地区同广德的关系基本吻合。其中，江南西路与广德最为接近，所以有3处行祠。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行祠在报恩禅寺之左庑，是郡中祈雨场所，[92]吉州（治今江西吉安）行祠在能仁寺右侧，由寺僧负责祠中香火。[93]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张王庙乃知州曹至所创。他在记文中云：“予来九江，凡雨晹有祷，应如响答。欲祠之，未有其所，通籍奸吏居近闤阓，据寻阳之胜，于是即而广之为行庙。”庙基靠官方权力获得，修庙之费也似乎是官方所出，所以曹至说庙成“而民不知”。曹至还说，触发修庙之机的深层原因是传说张王曾随庐山归宗寺的智常禅师听法，“此距山南不远，人皆能诵其详，则江人尊敬，盖非一日。”[94]佛教与张王信仰的关系成为修庙的媒介，不过，仅就张王在江州的传播而言，曹至的态度无疑具有决定作用。

嘉陵江亭子口的张王庙

淮南西路的张王庙只有一处，位于安庆（今安徽潜山县）城墙边上。[95]淮南东路则有两处，六合县（今江苏六合县）行祠由县令刘昌诗所建，盱眙（今江苏盱眙县）祠山庙由知军鲍某所创，大约在同年春，鲍氏主持祈雨获应，“自是千里之间，祗率奉事如严君，敬共朝夕。潜格阴化，如得良傅。师政益孚，民益易谕。”庙记中语难免夸饰，意在说明鲍某在盱眙引进张王信仰之举因祈雨灵验得到地方民众的肯定。这是张王在宋代最北的一座行祠，难怪陈造在写庙记时一再强调张王的神力无大江南北此厚彼薄之分了。[96]

荆湖南路湘阴县（今湖南湘阴县）的行祠在宋代张王祠中位置最靠西部。此祠由僧人祖发创建，原因是“楚尾之民，奉祠山者多，”于是，在修建万岁寺时特别设立祠山大帝殿，“以为往来祈福之地。” [97]

综上所述，宋人对张王信仰传播的概括性的基本属实。南宋的150多年中，每不到3年就有一座新祠出现，[9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绍熙五年（1194）临安霍山张王行祠建立之后，整个东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张王信仰热，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临安就出现了三座张王祠，而各地至少建了十几座张王行祠，还不包括旧祠宇的重建、维修活动。[99]从空间分布来看，以广德、建康、临安三个地区为中心，西起湖南的湘阴，东到海中的昌国，北部到达淮河附近的盱眙，长江以北的安庆，最南到福建路的泉州，都有张王的行祠，传播的地域十分广泛。具体而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为建康、淮西经广德通往临安的通道附近，建康、临安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以及东部运河沿线地带，而广德以西明显比东部地区要少。[100]

不过，即使是东部运河沿线一带，张王信仰的传播路径在两宋之交也发生了变化。北部镇江、建康，东部湖州两个方向仍持续外传，并进一步向常州、平江等地拓展，但其势头远不如临安、严州，以及绍兴、明州等地。信仰传播新格局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对两宋之间的各种变化，学者们已有充分讨论，如伴随政治中心南移带来的人口、经济向南推进，东南地区的开发等。从信仰方面而言，韩森曾提到南宋经济发展、地区性开发程度的差异对神灵信仰的影响。[101]这些研究成果都很有价值。但对于广德地区的张王信仰而言，国家政治中心从东京南迁至临安，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周秉秀曾提到“宋家驻跸吴会，桐川旧都天密迩，郡守监司治其境，士夫往来经其途。”[102]一语道破迁都临安之后广德在新的交通网络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北部建康、两淮至临安的驿路之一须经广德，而长江中上游地区至临安也可以先走水路，再到太平州等地登岸经广德进京。[103]新的交通网络使广德与东部湖州地区与南部临安联系日益加强，也推动了张王信仰朝这两个方向传播的力度，并进一步向两浙东路甚至福建路渗透。

当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南宋张王信仰传播的路径、空间分布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交通路线等方面的变革对某一特定信仰的巨大影响力，但这种转变只可视为影响南宋张王信仰传播的总体背景，更进一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张王向各地传播？

注释:

[25] 《咸淳临安志》73，《宋元方志丛刊》，第4012页。

[26] 《指掌集》卷5。

[27] 《江州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第1650页。

[28] 如《梦粱录》卷1，第13－15页；《武林旧事》卷3，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29] 见黄震：《黄氏日钞》卷87《广德军沧河浮桥记》，文渊阁四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8册，第912页（以下类此简作四库708册，第912页）。黄震在这则记文中还说，桥修后可使“江、浙、荆、淮数十万众咸获其惠”，从中可知南宋末张王诞会之盛况。

[30] 由于某些张王行祠只简单交代了其位置、存在的大致时间，我们只能阙而不论。但只要言及创建或重建的原因、主持者等基本要素，本文都将逐个论列。

[31] 见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01《宁国府部·祠庙考》，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124册，第2页。

[32]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1《重建祠山庙记》，四库1166册，第264页。

[33] 见《［嘉靖］徽州府志》卷10《祀典》，第10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31页。

[34] 袁甫：《蒙斋集》卷13《池州重建祠山庙记》，四库1175册，第483页。

[35] 《蒙斋集》中还有多篇庙记，多为袁甫任职地方时修建祠宇的记录，如卷12的《衢州徐偃王庙记》、《徐偃王行宫记》、《衢州重修灵顺庙记》、《衢州重修岳帝殿记》，卷13的《池州西祠俪景楼记》，卷14的《信州自鸣山孚惠庙记》，其中在池州昭明太子祠乃袁甫赴任江东常平之初所修，他给幕僚下达了七项重要事务，每三日检查一次落实情况，所以他说这几条“无非切务，分委幕属，各司其事”，其中之一便是修建昭明灵祠。见《蒙斋集》卷11《无倦序示江东幕属》，四库1175册，第461－463页。他在多处提到自己对民众祠神信仰的态度是本着“顺民心”、“从民愿”的原则，强调“事神之礼”仍儒家传统。作为当时思想界的精英人士，袁甫对民众信仰的这种观念、行为显然与时下的各种著作中提到的有较大区别，有必要细加探究。

[36]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44，《宋元方志丛刊》，第2057页。

[37]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6－1247页。

[38] 诗见《水心集》卷6《祷雨题张王庙》，《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47页。

[39] 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11上，《宋元方志丛刊》，第5688页。

[40] 杨世沅：《句容金石记》卷5《重修建康府句容县南庙记》，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41]《至顺镇江志》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2732页。

[42] 《至顺镇江志》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2732页

[43] 《至顺镇江志》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2735页。

[44] 《至顺镇江志》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2731页。

[45] 分见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14，《宋元方志丛刊》，第3075、3076、3077页。

[46] 《咸淳毗陵志》卷14，《宋元方志丛刊》，第3073页。又据《咸淳毗陵志》卷8《秩官》，王圭知常州在淳祐八年（1248）至十二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022页。

[47] 《指掌集》卷4《显应事实》。

[48] 凌万顷等：《淳祐玉峰志》卷下，《宋元方志丛刊》，第1090页。永怀寺即永怀报德禅院，“在县西南二百步，旧为景德寺普贤教院，有诸天阁，范浩为记，后敕赐今额，以奉显恭皇后香火。”见《淳祐玉峰志》卷下，《宋元方志丛刊》，第1086页。

[49] 孙应时：《琴川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242页。

[50] 分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137页。

[51] 《黄氏日钞》卷94《祠山祝文》，四库708册，第1003页。

[52] 雍熙寺的位置在“（吴）县北十步。”见王謇：《宋平江城坊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53]徐硕：《至元嘉禾志》卷12，《宋元方志丛刊》，第4496页。

[54]常棠：《澉水志》卷上，《宋元方志丛刊》，第4664页。

[55] 分见朱端常等：《云间志》卷中，《宋元方志丛刊》，第28页；《至元嘉禾志》卷12，《宋元方志丛刊》，第4492页。

[56]谈钥《嘉泰吴兴志》13，《宋元方志丛刊》，第4746页。

[57] 《嘉泰吴兴志》卷13，《宋元方志丛刊》，第4745页。

[58] 《吴兴续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839页。

[59] 《浙江通志》卷29《寺观四》，四库519册，第744－745页；并参《古今图书集成》卷971《湖州府部》。

[60] 《嘉泰吴兴志》卷13，《宋元方志丛刊》，第4742页。

[61]周密：《齐东野语》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240页。

[62]施锷：《淳祐临安志》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3301页。

[63] 此判院我怀疑是判临安都税院，《咸淳临安志》卷93引洪迈《夷坚志》的一则故事反映了张王与临安都税院有着特殊关系，且此事正好发生在霍山行祠建成后不久。《宋元方志丛刊》，第4208、4209页。

[64] 昌彼德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未收此二人，不过，据《指掌集》卷5所载，嘉泰三年（1203），直秘阁张宗愈出钱百万重建诸殿，与创建霍山行祠的张宗况应该就是《止斋集》制词中的张氏兄弟。又，张宗愈见《淳熙严州图经》卷1《正倅题名》，在庆元六年二月以朝奉郎提辖左藏库，嘉泰二年二月任满。《宋元方志丛刊》，第4305页。

[65] 据《指掌集》卷2，《世系》，张王在绍兴五年即封为正顺忠祐灵济昭烈王，这是当时神祠封号制度中的最高荣誉，但随后广德军不断提出在八字中更改二字以示褒崇，由于未有突出的神迹，一直末允，至绍熙二年八月方援例易灵济为威徳。

[66] 修内司隶将作监，由内侍充任，掌皇城内宫殿垣宇及太庙修缮之事，南宋时兼制造御前军器，其官厅在临安孝仁坊青平山口，离金地山很近。金地山在临安城内，离大内、三省六部官衙、大庙等地都很近，山下即为雄七营、雄八营，附近有妙果尼寺、上方寺等佛教寺院。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369页，《梦粱录》卷11，第142页。

[67] 《咸淳临安志》卷73，《宋元方志丛刊》，第4011页。

[68] 《咸淳临安志》卷76，《宋元方志丛刊》，第4041页。

[69] 《咸淳临安志》卷71，《宋元方志丛刊》，第4039页。

[70] 并见《咸淳临安志》卷26、73，《宋元方志丛刊》，第3612、4020页。

[71]邓牧：《大涤洞天记》卷上，《道藏》第18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143页。

[72] 《咸淳临安志》卷73，《宋元方志丛刊》，第4021页。

[73] 兜率寺是严州官员祝圣寿满散道场的地方。佖为金华人，淳祐元年（1241）三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任，救荒有大功，修州学，行乡饮酒礼，修钓台书院。分见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2、4，《宋元方志丛刊》第4360、4379页；《浙江通志》卷29，四库519册，第744、745页。

[74] 《景定严州续志》卷7，《宋元方志丛刊》，第4400页。

[75] 《景定严州续志》卷6，《宋元方志丛刊》，第4396页；凌迪知：《万姓统谱》卷57，四库956册，第864页。

[76] 分见《景定严州续志》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4404、4408页。

[77] 分见《嘉泰会稽志》卷6，《宋元方志丛刊》，第6810、6807页。

[78]《乾道四明图经》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4947页。

[79]郭荐：《大德昌国州图志》卷7，《宋元方志丛刊》，第6105页。

[80]方万里等：《宝庆四明志》卷12，《宋元方志丛刊》，第5148页。

[81] 《宝庆四明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5117页。

[82] 《宝庆四明志》卷17，《宋元方志丛刊》，第5217页。施子升在开禧二年（1206）曾受命修县学（《宝庆四明志》卷16，《宋元方志丛刊》，第5204页），周符任慈溪县令在宝庆元年（1225）七月二十八日至绍定元年（1228）十月二十七日（《宝庆四明志》卷16，《宋元方志丛刊》，第5203页），绍定元年还曾在县治之后修揽秀亭（《延祐四明志》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6275页），然二人籍贯以及修张王祠之动因均不可考。

[83] 黄震：《黄氏日钞》卷94《张真君祝文》，四库708册，第1015页。

[84] 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014，《衢州府部·祠庙考》，第139册，第55页。

[85]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4，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1年，第292页。

[86]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1，《宋元方志丛刊》，第7519页。

[87] 杨简：《慈湖遗书》卷18《海神、祠山祝文》，四库1156册，第905页；吴詠：《鹤林集》卷14的相关祝文，卷16《知温州到任谢表》，分见四库1176册，第126、129、131、155页。叶适也曾提到嘉定四年杨简曾守温州，修缉社稷，并且谈自己年幼时看到温州社稷不修，不受地方官重视，批评水旱祈祷往往到“行庙之祠山”等地方，实则杨氏也曾祈雨祠山（《水心集》卷11《温州社稷记》）。

[88] 管声骏：《［康熙］崇安县志》卷3，《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2种，中国书店，1992年，第976页。

[89] 《宋史》卷424《孙梦观传》，第12655页。

[90]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8《古田广惠惠应行祠》，四部丛刊本。

[91] 分见《福州通志》卷65，《杂纪》，四库530册，第321页；《西山文集》卷52－54相关祝文；《临汀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284页。

[92] 《临川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930页。

[93]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00，《吉安府部·祠庙考》，第131册，第46页；刘辰翁：《须溪集》卷4《吉州能仁寺重修记》，四库1186册，第478页。

[94] 《江州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650页。

[95] 见《勉斋集》卷34《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榜文中或称张王庙，或称祠山庙，知此庙即广德张王行祠。据《宋史》卷430《黄幹传》，他知安庆府之前有金人破光山之事，而安庆近边，所以黄幹上任之初即修城备边，检《宋史》卷40《宁宗本纪四》，事在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由此推知安庆在此前已有张王庙。

[96] 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1《重建祠山庙记》，记中只云“永嘉鲍侯守于台”，所守之地不明，但同集卷22《槐衮堂记》提到今鲍侯时谈的正是盱眙军之事，且与记中“淮民”、“淮之流”等语亦相合。记言“重建”，或是庆元二年祈雨获应后鲍某在盱眙民众支持下的修葺之举，见四库1166页，第264、265、275页。又，《盱眙县志稿》卷7上云：“鲍□□，庆元二年知盱眙军。”见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304页。

[97] 《古罗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345页。又，明《湘阴县志》卷2，有“祠山，在县治，其神为张渤，能凿河通舟，有功于民，或曰武陵人，或曰黄帝子大禹时居武陵，未知孰是。”古罗即湘阴也，则宋代或宋以后张王在此地又有传播，其在县治可知官方认可。《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8册，第501页。

[98] 这64座张王行祠在时间上的分布为： 1133年前（金坛县）；1133年（常山县）；1135年（安吉县）；1140年（昌国县）；1171年前（昆山县）；1171年（鄞县二灵山）；1174-1189年前（常熟县）；1176年（长兴县，繁昌县）；1181年前（于潜县）；1181年（华亭县）；1183年前（建康府）；1185年（武康县）；1186年（台州）；1190－1194年（桐庐县，吉州）；1191年（昌化县，海盐县）；1194年（临安城霍山）；1190－1194年（临安金地山）；1196年（余姚县，盱眙）；1197年（平江府）；1200（临安千顷广化院）；1201年前（湖州，嵊县，上虞县，新昌县）；1203年（海盐县）；1205－1207年（丹阳县，慈溪县，余杭县）；1208年前（温州）；1208年（江山县）；1210年前（歙县）；1210年（徽州）；1215年（淳安县）；1216年前（古田县）；1216年（六合）；1217年前（泉州）；1219年前（安庆）；1220年（湘阴县）；1221年前（武义县）；1222年（江州）；（1223年前吴江县）；1228年前（漳州）；1229年前（池州）；1237－1240年前（丹阳县延陵镇）；1238年前（崇安县）；1241年前（严州）；1246年前（明州）；1248－1252年（常州）；1252年（昆山县）；1258年前（莲城县）；1262年前（遂安县，分水县）；1268年前（富阳县，武进县，无锡县，宜兴县）；宋末（昌国县，华亭县，德清县）；南宋（抚州，宣城）。

[99] 临安霍山张王行祠最初由民众兴建，费时25年方建成，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表明随后兴建的各地行祠与临安行祠之间存在关联。但是，临安行祠修建的最后阶段逐渐有官方力量参与，建成之后很快为朝廷承认，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此后的30年中，朝廷曾24次派侍从官到霍山张王庙祈雨，足见朝廷此期对张王信仰之重视，各地官员、民众受此影响建立张王行祠也是有可能的。见《宋会要辑稿》礼18之25、26。

[100]张王信仰传播的东西差异应该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西部发达、人口流动也更快有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东部地区在文献保存方面较西部完整，所以对这一分布特征的解释尚有待未来其他文献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可下一相对确定之断语。

[101] 《变迁之神》第五章《湖州个案》，第102－125页。

[102] 《指掌集》卷6。

[103] 曹家齐：《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载张其凡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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