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绩溪徽商的经营活动（下）_上海

原标题：近代绩溪徽商的经营活动（下）

夏建圩 刘 丽

第549期

二、经营状况

茶业。绩溪徽商茶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些大城市和城镇。近代上海的茶业中绩商非常活跃。绩溪茶叶多从水路运至上海，从绩溪“运茶至歙之竦口，登筏至郡城（歙县邑城）南之渔梁，换小船，泛练江，入新安江，上大船，顺流而东，过严州，至杭州登坝，运茶过坝，步入城，出武林，至黑板、船出关，过石门、嘉兴而出黄浦，九月至上海。” 近代上海徽商经营茶业大致有三类，一是“洋庄”，即茶栈，专做出口箱茶的代客买卖；一是“土庄”，即上海本地茶厂，以加工炒制茶业为主；一是“门庄”，又称店庄、茶叶店，是门市零售茶业的行业。

光绪以后，徽商茶叶出口受到印度、锡兰等国“洋茶”的竞争，大幅度下降；但绩溪茶商主要经营门市业务，所受影响不大，同治年间至抗战前，绩溪茶商不断发展，茶号的开办数量逐渐增加。在上海大街小巷中由绩商开办的茶庄、茶店随处可见。从上表一中店号的名称可以看到绩商的“门庄”茶叶店成绩最突出。1850年上海已有门庄茶叶店20多家，规模较大有4家，其中3家都是绩溪人开办的。他们是汪裕泰茶庄，程裕新茶店和茂春茶店。其中绩溪上庄人汪立政开设的“汪裕泰茶庄”最为典型。在120年内，汪立政祖孙三代以上海为大本营，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地开设茶庄、茶行和茶栈20多爿。抗战期间，开拓海外茶叶市场，不仅在台湾省台北市的绥远路、贵阳路开设茶店，还在日本、英国、美国、摩洛哥等地设“茂昌茶行”数爿。

杭州也是绩溪人业茶的集中地之一。民国初年城西章特英供职于杭州公顺、德茂茶行。1931年他于杭城湖墅独资开办福茂茶庄；至1944年，在杭州、金华共开设茶号6爿，茶栈7处。另外绩溪城内、瀛洲等地旅杭商人设茶庄、茶行有和永、福隆、福顺、毓香斋、玉林斋、五味和等14家。

徽菜馆业。从上表三可看出，绩溪徽菜馆业在清咸丰初年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近一个世纪中，蓬勃发展，在近代绩商经营的行业中最为兴旺。绩溪人旅外从事徽馆业的主要是伏岭邵氏和水村许氏，带有明显的宗族经营色彩，采用独资、邀股和拼股合资等手段开办的徽馆愈来愈多。在上表三中列出的众多邵姓徽菜馆业者，都是绩溪伏岭（下村）人，这个村“解放初期不到500户人家，而在外开设徽菜馆的竟有120家，每四户就开过一爿徽菜馆”。 20世纪20年代，是旅外徽馆在上海的鼎盛时期，伏岭人在上海一地先后开办了70余家徽菜馆。

清咸丰、同治年间，绩溪商人最早将徽面、徽菜打入上海饮食市场，在数十年中独占鳌头。并向临近的杭、嘉、湖、苏、宁一带城镇码头进军，伏岭邵氏在杭州、嘉兴、湖州、孝丰、安吉等地创办徽馆数十家。 清末扩展至武汉三镇，至解放前，绩溪商人的酒菜馆在武汉势力都很大。 抗战间开拓至川、湘、桂、云、黔。建国后部分转迁豫、晋、甘、辽等省。咸丰至建国初百年中开办徽菜馆350余家，从业者近万人，为绩溪庞大旅外商业队伍中的劲旅。有的绩溪徽商的面店还开到越南、缅甸边境以及东南亚一带国家。

南北土杂百货业。由于开办百货业所需资本较少，绩商开办的南北土杂百货业较多，从业人数仅次于徽菜馆业。从上表四中可看到它们多集中安徽旌德、宁国、宣城、郎溪，浙江淳安、孝丰和江苏溧阳等县。绩商的百货业在安徽省县区发展最快；在浙江发展较快，仅民国年间共开设79家百货店；在江苏较有规模的有24家。 在众多的绩溪百货商人中，坦川（头）洪氏经商业绩比较突出。这个家族因为贫困益甚，逐渐走上出贾经商，经营百货的道路，“高掌远跖，广设商肆，遍及旌城、三溪、泾城、芜湖、扬州各埠，商业之盛，一时无比，”在族人洪宾的带动下，坦川洪氏宗族纷纷从事百货业， 洪氏的百货业主要分布在泾县、旌德的各处集镇。众多族人经商致富后，这个长期衰落的洪氏支派在民国年间重建宗祠，兴修族谱，添设族田，俨然中兴的气象。

糕饼粮油酱酒业。粮油酱等看似不起眼，却为日常生活须臾不可或缺。从上表五中可看出绩商从事该行业多在民国以后，综合经营糕饼粮油酱酒，在苏浙皖三省16个县市共设有97家。其中以郎溪、溧阳等地为代表。郎溪有20家，江苏省有10家，其中9家在溧阳县，另外浙江淳安20家，宣城15家。 溧阳的绩溪商号中，以“汪德隆”号最为兴隆，油坊、酱坊和糕饼坊综合经营，有职工40余人，在制酱和腌制酱菜的大忙时节还要雇佣临时工。并在宜兴张渚、郎溪梅渚镇设有分店。1928年巴拿马食品博览会上，酱园的制品乳黄瓜和嫩生姜头获金奖，云片糕获银奖。抗战结束后，汪德隆号部分恢复生产。

绩溪商人在郎溪县城内经商范围之广，开设各种店铺之多，至抗战前达到顶峰，此时绩商商店牌号有100多家，种类归结起来，主要开办七坊一行一店一馆：即是酱坊、油坊、砻坊、磨坊、糕点坊、烛坊、漕坊、粮行和南北杂货店以及菜馆等传统商业。店主多以绩溪汪姓、胡姓和章姓为主，从业人员有1000多人，多是绩溪老乡。资金总额在100万（银）元左右，这对于当时只有万人左右的小县城来说，已不是个小数目。从1906年至新中国成立前，郎溪县城五任商会会长均是徽州绩溪商人。 到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缩小战局，撤出县城，局势稍有缓和，大批绩商开始返回郎溪城关，在被日寇轰炸、焚烧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营业。

根据《绩溪城东遵义胡氏宗谱》的记载，在清乾隆末年，胡明教就走出大山外出经商，此后“遵义胡”主要在江苏高淳、安徽建平（今郎溪县）、浙江兰溪三地经营，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遵义胡”一支“楫公派”胡定梤（1839—1900，27世孙）在遭受天平天国农民运动战乱后，父母兄弟先后去世，他一人外赴宣城孙家埠，经营木业，营商数年亏折，年三十岁才娶高氏，生子三，胡位乾（1869—1896）、胡位坎（1872—？）、胡位晟（1885—1933）。胡定梤因妻子高氏贤淑，无内顾之忧，又至郎溪经商，刚开始时为佣工，因为做事讲信义，得到众人信任，恰好梅渚镇上长泰粮行面临倒闭，胡定梤凭借信用招股盘下长泰粮行，被公推为经理，他“殚心竭虑，操奇计赢，行务由此日隆，获利倍蓰”，又在县城内与族兄胡定祥（1841—1922）合创“祥泰”杂货店，从此一帆风顺，家境蒸蒸日上。胡定梤行善好施，接济贫困无不量力为之，1895年胡定梤与绩溪同乡汪积功发起创办新安同乡会，为郎溪徽州会馆（1905年建成）之滥觞，1900年10月，胡定梤在梅渚长泰粮行去世，享年62岁，其长子胡位乾14岁来梅渚德泰商号学生意，办事明敏，23岁被推为经理，成为商界杰出人才，28岁因患疮疾病逝于梅渚，“乡人咸惜之”。

实际上，“遵义胡”在郎溪经商很兴旺，早在同治八年（1869），胡定祥出任广德“丈量局”“书记”一职，不久至郎溪与汪积功合股长途贩运粮食，之后同宗胡定录、胡位明父子也开始经营粮食，后胡位明曾任郎溪商会会长。1916年，同宗胡位寮在郎溪城内开办了汇丰泰、胡祥泰两爿南北杂货店。胡定梤第三子胡位晟继承父业，在郎溪城内创办了纸坊、枣厂、碾米厂，并在乡镇开设分店数处，1930年被推选为郎溪盐业公会主席、绩溪旅郎同乡会常务委员，成为郎溪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绩溪类似“遵义胡”在外经商的家族很多，年近九旬的曹健先生告诉我，他们昆溪曹氏世代都在兰溪经营生意，建国后仍保持，可见具体细节很难统计。

三、“后来居上”的原因

以上只是分析了近代绩商在茶业、徽馆业、杂货业、粮油业等几个主要行业的经营状况。另外国药、绸布服装、图书出版业、电灯电话业等行业分布经营范围较广泛，店号数量也较多，但比较上述几大行业来说，还是逊色得多。近代以来绩溪人经商不减反增，据1918年县政府统计，绩溪旅外经商的成年男子占总数的57%，分布在皖、浙、苏、沪等22个省市。但主要集中于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和湖北五省市城镇，约占总数的90%。 至建国前，绩溪全县旅外经商者占总人口25%，最高年份达30%以上，高于徽州其他县约三四倍，江南城镇有“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说法。 绩溪徽商能一枝独秀，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结束后，更多的绩溪人外出经商谋生。绩溪县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损失惨重，人口剧减，据众多的宗谱记载，同治四年较道光末年人口仅存十分之二； 家园、宗祠、田地、山林、农业基础设施毁坏殆尽，战后瘟疫流行，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恢复十分艰难，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绩溪涧溪许氏原先“祠产业丰隆，燹后半遭损失，虽先哲屡年查理而缺陷尚多”， 宗族失去救济本族人的力量，外出经商谋生是形势所迫。同时，在农民战争期间，很多在外经商的绩溪人逃回老家避乱，战争平息后，这些商人带着本族人和亲友回到原处恢复营业或重新创业。绩溪庙子山王氏在光绪年间，大批族人外出至上海等地经商。

（二）面对形势的变化，绩溪徽商在行业与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整，这一点最为重要。在经营行业上与传统徽商有所变化。与徽商传统的盐业、典业、茶业、木业四大行业相比，绩商除了保留了茶业外，还积极向其他小本行业扩展，其中以徽菜馆业最为突出。比较大的徽菜馆，员工多达百人，小的也有十几人；徽商历来重视“乡谊之情”，绩商开办的徽馆中的成员，从股东、经理、账房、厨师、采买、跑堂、打杂等几乎尽是同宗或同乡。从晚清到建国前的不完全统计，绩溪徽厨在国内14个省、市的百余县城、市镇开办徽馆近500家，从业人数近万人，约占建国初期县境人口的12%。

近代绩溪徽商的重要聚集区在宁国、淳安、郎溪、金华、兰溪、溧阳、孝丰、杭州、上海、武汉三镇等地，经营区域较前收缩且集中。更倾向于立足本省，在其周边县一级地区如宁国、广德、郎溪、泾县、旌德、宣城；以及这些县域的重要市镇，如宁国狮桥、河沥溪、港口、中溪，广德桃州、誓节、流洞，郎溪建平、梅渚、东夏，泾县榔桥、茂林、章渡，旌德三溪镇、庙首，宣城水东、孙埠等有众多绩溪商人的商号店铺。绩商立足农村市场，在外国侵略者和买办商人势力难以涉及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绩商不断拓展经营范围，增加获得收益的行业，与当地农民生活、生产结合。主要涉及茶、墨、菜、盐、药、粮、油、酱、酒、肉、织、木、典当、土杂等十几种，据清末到建国初不完全统计，绩商在全国各地开办的商号在1200家以上。 这时期的绩商显然不能如此前盐商、典商那样“富甲一方”；绩商多从事资本少、风险小，并采用同乡合股，综合经营的方式，反而使商人群体较前有所扩大，在新辟的行业中扩大了经营，增强了实力。

在资本组织方面，采取多种合股的形式，降低风险。此时绩商开办的粮油糕饼酒酱业大多是股份制，股东都是绩溪人，股本形式或是现金入股或是以米入股，股东按股份取得股息。绩溪徽菜馆多以同乡合资的形式开办，馆名时有变更，如路文彬、张仲芳、程家福、许文瑜、章祥华、邵之林等人在多个菜馆拥有股份，分散投资，降低风险。1940年，绩溪同乡邵之林、邵增仁、邵在雄、胡元堂、许树滋、朱励公、朱德山、刘子余等8人集资盘下创办“大富贵酒楼”。

综合经营，以增加利润。在这农村集镇开办的杂货店和糕饼粮油酒酱业中最明显。旌德县三溪镇胡景隆杂货店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先后开设药店、油坊、蜡烛坊和糕饼坊，为了保证原料供应，购置田地三百余亩，桑园七亩。将农业生产、作坊加工与商铺出售结合在一起。 在淳安县港口镇，绩溪人杂货店除了药材不收，棺材不卖，几乎什么都收，什么都卖，农民的粮食、油料、茶叶、笋干、山粉、纸皮一律收下；农村需要的烟、酒、糖、南北干货等等商品样样都有。

绩商在生产管理方法上也不断改进。商铺股东大都不过问行内经营事务，全权委托给管事（经理）经营管理。严格店务管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如作息时间、服务态度、产品保养等，责任到人，任务明确，并且具有一定的激励条约。“汪德隆”号为了提高职工素质，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联系函授，改良中式簿记，培养新式财会人员。

（三）与绩商省吃俭用，善于经营；以诚待客，讲究信誉紧密相关。近代绩溪徽商发扬徽商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择行业，只要获利，百业皆可。清同治、光绪年间，绩溪人在浙江金华、兰溪一带，先为人帮工，后自设店铺，由小而大，艰苦创业。1921年绩溪人吴文彬至浙江寿昌接管其叔父吴焕章的“吴万隆”南北杂货店，首先还清亡叔父所欠的货款，得到批发商的信任，重新开业。为了节省开支，既当老板，又做伙计，从经营到管理，都亲自过问。“天亮开铺”、“二更收市”，满足农村需要。为了掌握市场行情，凡有穿草鞋戴箬笠的农民来店，吴文彬均和气待人，问问年景如何，了解农业收成状况，以便谨慎经营，不做冒险生意。

对顾客讲诚信，做到“货真、价实、量足、守信”。胡开文在全国墨业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始终重视质量，并及时调整营销措施，仍能保持发展。胡开文在管理上采取“单传”世袭制和家族学徒制。“单传”世袭制严守制墨的秘密，确保制墨质量“百年不变”，维护老店声誉。胡开文墨业的工人，差不多都由家族学徒充当，将技术控制在自家的店中。胡开文墨业在经营上自产自销，既做门市生意，又做批发买卖。因产销一体，对市场行情比较了解，能及时调整。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后，全国普遍设立学校，这一变化对高级墨的销量影响很大，胡开文墨业把主营方向从生产高级墨转为生产普通墨，零售与批发结合，小宗批发都要现金，大宗批发可以赊欠。

（四）绩溪徽商积极进取，投资现代工商业，努力实现转型。美国学者郝延平认为，到了近代，传统商帮逐渐衰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向新的行业投资，以免受累。 绩商中不乏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敢于创新，积极向近代工商业进军。他们采用机器生产，由传统商人向近代商人的转型，有不少成为振兴民族工业的企业家。

在南通经营土布的张静甫，虽然从事传统商业经营，但大力支持张謇的大生纱厂和当地的轮船交通事业。他在张謇创办的工交企业中，面粉厂拥有股权2/3以上，轮船公司占股权1/3左右，另在纱厂、铁厂、绸厂均有一定的股份，在大生纱厂资金周转困难时，能冒着风险帮助大生纱厂度过难关，对近代工业发展具有一定贡献。 绩溪商人中更有直接从事近代工商业投资的。1907年绩溪高迁人吴兴周在芜湖发起成立了“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安徽省最早的民办电灯公司。吴兴周任董事长，后来绩溪人程宝珍，泾县人翟凤祥先后任过董事长。 吴兴周以“明远”为基础，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机，广泛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与人合资开办大昌火柴厂、益新面粉厂、恒升机械厂、电镀厂、电话局、汽车运输公司、国货公司、恒茂五金厂等， 并在宣城、郎溪城内投资石油、近代电力等工商业，吴兴周成为安徽实业界巨子。另有绩溪人周协恭、胡练九等人都曾创办近代企业。

近代绩商还积极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进军。他们捐资助学、创办书院，推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1903年绩溪城内人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创办近代安徽第一家新书店——“科学图书社”；1913年他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1904年，汪惕予在上海创办“中国自新医科学校”，并任院长，1908年附设“医学补习夜校”；1909年创办“中华女子看护学校”、“中华妇产科学校”，所办医校均为中国推行西医之首创，为传播新医学，编辑发行医学报刊杂志、出版医学专著20余种。

（作者夏建圩系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刘丽系宣城市第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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