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林党该不该为明朝的灭亡而负责？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极为专制的朝代，明朝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政治层面看，明朝屠杀功臣，兴文字狱，运用特务手段搞恐怖政治，行严刑峻法，大搞专制集权，东林党人就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悲剧性产物。
东林党形成于万历年间，是以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为领袖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在野的或下野的士大夫。东林党人是官僚阶层中，饱读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士”。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过：“官辈毅, 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 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东林书院撰外的样一副对联，就是东林党人内心的写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领袖党人对国家前途非常关注。高攀龙提出须官吏在政治生涯中要高扬道德旗帜，从政者必须“兢业”，时时不忘“天理”。他们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格言， 强调个人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君子在朝，则天下必 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 。” 他们把道德注入政治领域，并为之奋斗终生 。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政治道德，就把东林党人视为一些道德救世论者。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一个政治改革派别，东林党人的活动是一小部分知识 分子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党人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彻底失败，但他们的悲壮也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
东林党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讽议朝政，针贬时弊，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这种改造首先表现在要求对封建专制皇权 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将其纳入孔孟儒学理论的框架之中。万历年间的 “ 争国本”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东林党人挑起的这场政治旋斗争，迫使明神宗屈从于封建社会的正统立储原则 。
在“国本之争”上，东林党人取得了胜利后，东林党人又反对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肆意掠夺民间财富。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白银高达1 7 1万两，而他们实际 掠夺钱财总数当在千万两以上。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激起许多百姓的反抗。东林党人 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掀起公共舆论，试图在政治上迫使 神宗作出让步。在这场斗争中，有的东林党人丢官去职，甚至琅当入狱。 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体现了东林党人试图对皇权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顾宪成说：“盖天下有道，非天下自为有道也；天下无道，非天下 自为无 道也。惟王帅之以无道，则无道矣。” 虽然东林党人未能使神宗屈服，但明神宗临终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在遗诏中规定“今后一切榷税并新造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
“党”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一个贬义词 , 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 争，群而不党”，从东汉桓帝、 灵帝年间的党锢之祸 ，到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 再到唐代的牛李党争及宋朝的庆历党争和元佑党争， 朋比为党一直被人垢病。 东林党人对“党” 的认为不同以前，他们认为自己的“党”，是“同道”、“同志”之意，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社会群体意识。在东林党人看来，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他们对“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诊释。
自东林书院讲学开始 ,由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通乎天下” 的联盟。这个聪明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的范畴，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当时的万历帝极为消极怠政，持续二十多年不上朝，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形成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试图以理学标准约束纠正皇帝和内阁，“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表现出极强的政治主体意识。
东林党人的政治宗旨是反对君主独裁。 他们主张削弱君权，“公天下以选举”辅臣，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东林党人思想主张有了“吾辈合并为公” 的相对独立人格意识，行事不再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不再以是否对君主和国 家有利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而是以“通得天下” 为标准，体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带有近代民主 、民权的色彩。
东林党提出的救世主张在明末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还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但从性质上看 ，东林党的斗争是统治 阶级内部某一政治集团发动 的阶级自救运动，虽然这种斗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阶级已腐朽 ，东林党人不可能医治社会的弊病。无法消除甚至缓和专制制度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他们抗击黑暗政治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的抗争精神，却是中华民族读书人身上的正气，值得后人景仰。
东林党人在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曾掌握过一段时期的国政，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当政后一 无建树 ，甚至还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东林党人的施政纲领仍然是孔孟程朱之学，他们拿不出任何实用之策，却一味迷信政治教化，以道德家自居却无法治救时弊。作为东林党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东林会约》，把儒家经典奉为治国大纲，当作永恒不变的天理常道 。 东林党人 的道德观念顽固而拘泥，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与凝固化了的道德观集于东林党人一 身，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 一体。
明末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间题，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东林党人面对国库空虚 、 小农与市民破产、边垂危机的社会现实，书生气十足 ，提不出一套具体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而是以道德代替一 切 。他们专注于君臣父子的日常伦理，无论是“争国本” 还是“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无法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改变。 更为严重的是，东林党人当政后并不致力于国家建设，却忙于扶植同党， 占据首辅 部院长官之位，打击宿敌齐、楚、浙党，党同伐异，使得一批中立者倒向阉党的怀抱。
东林党内部也分成许多门户，内江不休。 对党争有切肤之痛的东林党人为什么后亦醉心党 同伐异呢? 这是与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分不开的。东林党人虽深恶党争，却又不得不进 行权力斗争，因为只有保住权力，才能保障东林党人实施其“救国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何止的党争会让东林党人失去美好的初衷，很难持久地出污泥而不染。 东林党又并一个严密的政治团体，里面鱼龙混杂，更是无法做到统一。
正是东林党人也陷入了党争，将其他派别推到了同一个战壕里面，逼着反对者不得不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笼络一切可以笼络的力量，对东林党进行疯狂的反扑。 魏忠贤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之后，这些人便围绕在魏忠贤的周围，成为打击东林党人的统一战线。东林党人不得不耗费几乎全部的精力去对付，根本没有时间和情力去思考如何拯救时弊。 东林党人的悲剧表明，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晚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党争剧烈，即便是东林党这样最初充满救国救民理 想的士大夫，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
东林党人有忧国忧民的一面，但他们普遍清高，并无筹边制寇之略。他们自谓孤持任怨，“然未曾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伎刻行，但可谓之聚恶，不可谓之任怨也”。
东林党人多系江南的士大夫，他们代表的是江南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江南地主阶级强烈要求自由地发展个人经济，这种经济蕴涵的新元素己开始冲击顽固的封建经济结构。明朝后期，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 使得商品经济也得到大幅发展，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破 土而出。 这种新的经济结构引着江南封建经济进一步转化， 地主阶级对 商品经济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这些都斌予了东林党人新的时代进步意义。但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封建专制制度残酷的阻扰和反扑，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东林党人身上集中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们是封建士大夫，他们所有的救时之举， 都是想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不是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正如夏允彝所言：“东林操论，不失爱君”。东林党人的言行代表了工商业者和市民的利益，但是他们最终不能跳出传统文化和政治结构的束缚 ，不可能彻底地反映市民商人阶层反对封建压迫的经济要求。也就是说，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背道而驰的。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他们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但他们与齐、楚、浙党以及阉党还是有区别的。这些党派害国，而东林党最多仅仅是因为历史局限性而误国罢了。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从主观上说，东林党人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这种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
人间自有正义在，明王朝的灭亡，主要来自封建制度的腐败和专制，这个锅东林党背不动的。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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