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为何是“中将遍地走”？老蒋四波神操作，两星从此臭大街_军衔_陆军_少将

原标题：国民党军为何是“中将遍地走”？老蒋四波神操作，两星从此臭大街

1941年3月的上高战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在上高城外阻击阵地奋力逐寇的第57师师长余程万、该师所属的第74军军长王耀武，以及该军隶属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军装领口通通挂着两颗星的牌牌。如果不是他们的具体职务有区别，普通士兵乍一看上去完全“分不清大小王”。

不过要注意，这三位将军虽然都挂着两颗星的中将领章，但各自军衔的“含金量”却是不同的。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其中只有罗卓英才是真正的“陆军中将”军衔，而王耀武和余程万的军衔，准确称谓应该是中将军长和中将师长，这也就是笔者经常解释之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的区别。土木系的核心人物罗卓英，于1935年4月5日被铨叙为陆军中将，而王耀武和余程万的铨叙军衔，抗战爆发前刚刚到陆军少将。

黄埔一期的余程万获授于1936年2月5日，黄埔三期的王耀武获授于1936年9月15日。

关于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的区别，一些科普文章将其比拟为美国二战时期的“永久军衔”和“临时军衔”之差，没啥太大的问题，就是不太贴近中国国情。其实更好的比喻，很像体制内的“档案工资”和“实发工资”，档案工资是按工龄、学历、级别等等严格规定的，数额普遍不高，但是实发工资就要加上职务津贴、岗位津贴和各种补贴了，因此总额和差距一下子就上去了。

那么在抗日战场上，为什么会出现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都挂两颗将星的情况呢？这跟老蒋的几波骚操作大有关系。

第57师师长余程万

一、铨叙军衔原本用于整理混乱的军衔体系。

在1935年之前，由于北洋军阀时期军制的混乱和国民革命军派系的纷杂，军队将官的授予随意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实际在北伐军誓师出动的1926年7月，其内部的军衔还是比较靠谱的，基本标准是：军长（比如李宗仁、唐生智、程潜等）为上将、师长为中将、旅长为少将，但问题是，当时的北伐军只有八个军10万人枪。

北伐期间出现了冯玉祥、阎锡山两大系统军队投靠的情况，而北伐军自身也是招降纳叛扩充非常迅速。到二次北伐完成的1928年6月，蒋、冯、阎、李四大集团军的总兵力已经突破150万人，光军级番号就有近60个，尚不计名义上也归顺了国民政府的西南和西北军阀，既然部队总量增大了，许多军官当然也水涨船高纷纷迈入将军行列。

1930年陈诚中将率第11师攻克济南当天，老蒋随即电令晋升其为第18军上将军长，就这么简单随便。

土木工程三大人物

彼时的军衔基本只跟职务挂钩，按世界各国军制的普适性，野战步兵团长的基准军衔就应该是上校（日军的大佐与之相近），那么再以上的旅长职务，基本就要授予少将军衔了。并且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几大派系军头，都可以随意给所属部队的旅以上军官授衔，那么当然是将官满天飞了。

老蒋、老冯、阎老西和桂系的李白，包括后来“易帜”的东北军张少帅，兹要一纸手令甚至一道口谕，就可以给属下军官晋升为少将或者中将，乱得一批。这也跟南京政府对各派军阀的控制力度太弱有关。

因此直到中原大战尘埃落定，老蒋在新军阀混战中最终胜出，才开始谋求军制和军令的统一，当然也包括对军衔体系的整理。

第36师师长宋希濂

于是1935年在军事委员会设立“铨叙厅”，以亲信林蔚为厅长，着手对全国军队的将官根据资历、职务、奖惩历史等进行考评，然后统一叙任正式军衔，尤其是对上将群体规定的特别严格。应该说，这次整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1935年授予的陆军上将和陆军中将群体，数量非常有限：总计有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8人（不含陈绍宽）、二级上将21人、陆军中将89人。

我们熟知的若干黄埔一期毕业生，在这次铨叙中分为两个档次，职务比较高（中央军师长及以上）的胡宗南、关麟征、宋希濂、王敬久、孙元良、李玉堂等人，均被叙任为陆军中将衔，而“进步”较慢的范汉杰、杜聿明、郑洞国等人则被叙任陆军少将衔，作为三期毕业生的王耀武，能够在第二年跻身陆军少将，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第200师师长杜聿明

在部队整编领域，1932年6月4日，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统一全国军队编制的命令，规定以“路军”为战略单位，直属于军委会，以“军”为战役基本单位，全国共编成48个军共96个师，尽管这一编制体系最终没有完全落实，但大部分军队还是纳入了整编范围。

军队编制缩小以后，再经过铨叙军衔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到1936年衔级配套的情况也比较直观，大抵是“路军总指挥”为二级上将或中将加上将衔，总之基本挂三颗星；军长和师长多为陆军中将，挂两颗星；旅长多为陆军少将，挂一颗星。

特别注意，从1936年初到1937年7月间，各级将领挂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铨叙军衔，一点都不乱。其中陆军中将的数量，两年的叙任也不超过200名，靠谱。

罗卓英担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仍是中将

比如第18军军长罗卓英、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孙元良，那都是正牌子的陆军中将，完全符合衔级配套标准。而刚刚由补充第1旅扩编起来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就得老老实实挂着少将牌子，因为他的铨叙军衔就是陆军少将，余程万少将的职务是第49师副师长，情况也差不许多。

1935年8月25日，老蒋在出席峨嵋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时，告诫受训军官要正确对待职务军衔与正式军衔的区别：“今天在场的无论官长学员，都是现任连长以上的官长，但是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军官？我可以告诉你们：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人，还不能算是军官” 。老蒋随后又对何为“正式的军官”作了一番解释，实际上也就是在说明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的区别。

貌似很正规了吧？可惜好景不长，突然爆发的全面抗日战争，又让军衔体系出现了严重混乱。

范汉杰首次铨叙是陆军少将

二、老蒋下令抗战期间停止铨叙军衔晋升。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以后，老蒋授意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道通令，大意是抗战期间全面停止铨叙军衔的晋升，这是影响中将数量的第一个重要“操作”。也就是说，在1935年和1936年度已经叙任的军官，其铨叙军衔按部就班逐级晋升的过程，在抗战期间被按下了“暂停键”。

哪怕是军官某个军衔的“停年”到时间了、个人职务晋升了、战争中有较大战功了，也一律不行，而这一暂停，就是整整八年多。老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原因其实挺复杂，一方面，是军官的考评叙任是个比较繁琐的行政工作，抗战期间应以对日作战为第一要务，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弄这些，干脆一律暂停。

另一方面，是战时条件下需要打破惯例，比如战功卓著的可以连升三级，作战不利的应该处罚和降级，而铨叙军衔体系属于非战时状态下的产物，不太合时宜。

其实还有拿不到台面来说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老蒋在抗日战争中，仍然有壮大中央军、削弱甚至吞并杂牌军的念头，他需要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军政”（别理解错了）大权，不愿意受铨叙条例和任官体系的束缚。要知道，铨叙军衔的授予那是有正规流程的，必须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任官状”，每个军官也都有自己的官号。

而一旦停止铨叙军衔的变动，整个抗战期间的高级军官职务任免，完全凭借老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职令”这么一张纸了，他签个字就可以任命少将旅长、中将师长、中将军长等等，岂非随心所欲完全没有罗嗦？常队长那是深谙权力之道的。

第74军军长施中诚

于是从这时起，大抵是1937年秋左右，国民党军队的职务军衔开始大行其道，中将的数量迅速增多，比如陆军少将王耀武晋升第74军副军长兼51师师长时，任职令就是“中将副军长”，1939年又成为了“中将军长”。再比如余程万的前任师长施中诚，是1935年铨叙的陆军少将，抗战爆发停止晋升后，那他就一直停留在那。

但是战争在继续，职务晋升却不可能暂停，王耀武还算认可杂牌出身的施中诚，又不太情愿他留在黄埔嫡系的74军之中，遂于1941年初保举施中诚升任了第100副军长，再不久晋升军长，此时再挂着少将牌牌就不合适了，于是老蒋一纸命令下达，委任施中诚为第100军“中将军长”。

（陆军少将任官状）

1943年王耀武再升集团军副总司令后，为了平衡该军内部的人事矛盾，呼声较高的副军长李天霞被牺牲掉，再把施中诚调回第74军任“中将军长”。所以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的区别也很好地体现出来了，施中诚的任官状是“陆军少将”，而老蒋签发的任职令却通通是“中将军长”，虽然有点乱，但并不矛盾：档案里你始终是少将，先顶着中将的帽子干活。

战时军队规模和编制肯定增大，那么被任命为少将、中将职务军衔的数量也直线上升，然而又存在“上将数量基本固定在60人左右”的这个天花板，所以中将职务军衔就出现了扎堆泛滥的情况。于是你会发现，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甚至战区参谋长、副司令长官，领口都挂着两颗星，显然，熊猫多了不新鲜，中将多了也不值钱。

中将职务军衔的任职令

《长沙保卫战》大多都看过吧？除了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挂着三颗星外，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参谋长吴逸志、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第10军军长李玉堂、第74军军长王耀武等等，都挂着两颗星，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然而读懂了前述说明，你肯定也能了然，这里面其实只有王耀武是“水货”，因为他仍然是铨叙陆军少将，而另外几位，抗战爆发前都叙任了陆军中将。

补个知识点，抗战期间唯一的特例也是王耀武，那就是1944年底组建陆军总司令部下辖的四个方面军时，考虑到老王仍然铨叙陆军少将，如果出任副战区级别的方面军司令官，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所以老蒋特批开了个口子，王耀武得以破例晋升陆军中将。

（老王这会货真价实是中将了）

三，老蒋纵容军队规模和编制的无序扩张。

从1937年职务军衔在表面上取代铨叙军衔之后，还另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军兵力数字、编制层级大大增加，这也催生了大批中将职务军衔的出现。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只有182个步兵师、9个骑兵师以及50多个独立旅，总兵力约180万人。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师长职务都能混到中将衔，再加上军长的数量，中将的岗位至多也就2、300个左右。

而到了1944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120个军、354个师，总兵力几近600万人，差不多是1937年的三倍有余，中央军占比越来越高。这还不算，抗战期间又新建了十四个大型战区、40多个集团军（之前还有36个军团）、若干行营、警备总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等杂七杂八一堆高级指挥部，免不了新增许多需要挂中将职务军衔的岗位，于是任职令雪片般飞来。

比如全面抗战爆发时还是师长的宋希濂、王敬久、李玉堂、霍揆彰等黄埔一期毕业生，纷纷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就连黄埔三期、四期的方先觉、阙汉骞、胡琏等人，也从旅长混到了军长，且不论他们的铨叙军衔是陆军中将还是少将，反正这些岗位都应该挂二颗星才合适，否则职衔就不配套了，于是都戴上了中将领章，你好我好大家好。

甚至黄埔六期的廖耀湘、戴笠，因为已经出任了新六军军长和军统局副局长，也都挂上了中将职务军衔，而实际上廖某某才是骑兵上校、戴某也不过是陆军上校而已（说明一下，1945年侍一处主任免兼局长，戴笠升代理局长，同时晋升陆军少将，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为什么说这是老蒋的的第二波骚操作呢？因为他坐视军队规模和部队编制的无序扩张，忘却了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我们承认，由于装备、训练和火力上的差距，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确实要以数量优势来弥补质量劣势，但问题是根本不需要如此之多的军、师级编制，并且大多数步兵师都严重缺额。

比如郭汝瑰以少将衔出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核查全师兵员不过5000人。阎锡山的晋绥军更扯，一大堆集团军、军、暂编师的番号，实际上每个师不足4000人，所以很多编制和衙门口都是“水浅王八多”，既额外增加了不少中将级别的岗位，也使各军、各师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如果是抗战历史爱好者，应该了解，同一时期侵华日军在战场上的师团数量：约计25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跟国军的师级建制数量达到了十比一了。因为日军的战场补充方式，是快速将新兵补入出现战损的师团或者独立旅团，以维持其作战能力，随意新建战役级单位很少。

而老蒋的办法是，坐视大量步兵师严重缺额，却不断新建各种新编师、暂编师、预备师来虚张声势，跟远在欧洲的那个小胡子特别相像。

与此同时，军队的战时编制层级也相应增加了，1939年之前，在军事委员会以下，新增了行营、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等多个高级编制，这些高级编制中的副职、参谋长、高级参议等等职务，级别在理论上肯定要高于师级，所以至少也得授予中将衔。比如行营参谋长、战区副司令长官、兵团参谋长（比如薛岳第一兵团的吴逸志）、集团军副总司令、参谋长等等。

尽管1939年取消了兵团和旅这两级建制，中将岗位的数目仍显过多，且上将员额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除了在抗战前已经获授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60人以外，基本没有什么空位置可以晋升上将了。

所以前述所有高级军职的职务军衔，只能提拔和任命到中将为止，于是老蒋就签发了一大票中将职务的“任职令”，真正出现了“中将遍地走”的局面

（部分叙任名单）

四、老蒋没有认真规范军官退役制度。

还得补充老蒋的第三波骚操作，那就是在收编西北军的过程中，老蒋接受林蔚的建议，采取了留官不留兵的策略，也就是大量裁减各部队的士兵员额，却给高级军官们升军衔发高薪，从而成功地瓦解了西北军的实力，代价就是又晋升了一批中将。包括对川军、滇军、粤军进行笼络时，也是大肆封官晋衔，抗战爆发时一口气给川军七名中将加了上将衔，比如殉国的师长王铭章、饶国华，手下也就几千人马，但是都挂着两颗星。

这么干的后果就是，到抗战末期，挂上两颗星中将领章的军官足足有900多人，其中真正的陆军中将连八分之一都不到，绝大多数都是中将职务军衔，可不是有点臭大街了么。

（第10军代理军长方先觉）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官既然有按服役年限的逐级晋升，也就应该有到一定年龄的退出现役，也好给后面的人腾位置，这是军中惯例。国民政府最初也确实按这个流程走了，比如193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陆海空军官佐服役暂行条例》就规定：

“陆海空军官佐服役限龄”为：上将70岁，中将65岁，少将60岁，上校58岁，中校55岁，少校53岁，上尉50岁，中、少尉47岁。随便扫一眼就知道，这个退役年龄规定的实在太宽松了，中将居然可以一直干到65岁高龄，军长师长怎么可能还骑马带兵打仗？然后退役的少，晋升的又多，中将群体肯定是越来越庞大。

所以这也是老蒋骚操作之四，那就是军官退役年龄规定的不够合理，并且在抗战期间又没有切实实行，无论是铨叙中将还是职务中将，只增加不减少，自然比例出现失衡。

（新一军军长郑洞国）

大约也是感觉有点不靠谱，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对现役军官服役限龄进行了修改为，调整之后为：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并且规定凡现役各级官佐服役至上列规定年龄时，即予退为备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全面实行军官退役制度，至1946年7月31日，南京“国防部”公布退役的有包括一级上将冯玉祥在内的15人，中将军官217人，少将军官576人，一级上将阎锡山、程潜等30余人留延役一年（就是临时性的说法而已，然后再接着延），总算正式实行官兵退役的制度了，就是有点晚。

研读抗日战争史，我们会发现日本陆军中将的适配职务浮动也不小，从师团长到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少量），以及方面军和总军的参谋长等等，都可以是中将军衔。但是日军有成熟的预备役体系，将官到了年龄或者犯了错误就直接转为预备役（需要时可以再征召），不占用现役名额，所以其中将整体数量是不离谱的。

而国民党军队的中将数量（含两类军衔），虽然退役了一部分，但截止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仍然维持700名左右，从总体规模上看还是偏多。比较一下，建国前后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到500余万人，而1955年授予的开国中将仅有177名！差距啊。

（第53军军长、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

五、1947年起军衔体系再次陷入混乱。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1945年初，国民政府一度恢复了铨叙军衔的晋升，比如我们熟悉的黄埔四期生张灵甫、胡琏等人，都是1945年初叙任陆军少将的，但是他们当时都已经获授了中将军长的职务军衔，当然没有人愿意再把领章从两颗星换成一颗星，因为佩戴职务军衔尚属合规。

按老蒋的意思，本来应该是“裁军”和“撤衔”同时进行，结果又因为解放战争的爆发而半途而废了。所谓裁军，就是把战区改成了绥靖公署，把集团军改成了整编军或绥靖区，把军改成了整编师（进行得不彻底），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未几战争爆发，裁军没有全部完成，撤衔也自然没了下文。

（新38师师长孙立人）

职务军衔顾名思义，职务没有了就得打回原形，撤衔就得先裁撤编制和职务。现在部队编制并没有大的变化，各级职务至多换了个称谓而已，所以国军将领们基本都佩戴着抗战时期的职务军衔，人人有虚荣心，也有军队时任职务，谁愿意少挂星呢？

在此期间国军还收编了大批伪军部队，而汪伪军队的军衔本来就是乱授虚高的，所以摇身一变之后，这些伪军将领至少保留着原来的军衔，有的还给升了，于是中将的数量又增加了一批，比如孙殿英、吴化文、孙良诚等等。

于是我们又看见了中将乱糟糟的景观，坐在大厅里一开会，十个将官八个肩上扛着两颗星，虽然换了军装样式，中将泛滥的毛病却没改。

比如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是中将，几个兵团司令邱清泉、黄百韬、孙元良、黄维是中将，一帮子军长（整编师已全部恢复为军）邱维达、熊笑三也是中将，甚至个别资格老点的师长也是中将，你甭管是叙任的还是职务的中将衔，反正都挂着两颗星耀武扬威，看起来当然乱套了。

总结来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中将衔，仍然以“职务军衔”为基准，只不过其中相当多数已经叙任了陆军中将，至少也叙任了少将，所以两种军衔的实际差别不大了。但是上将的天花板依然存在，所以中将群体的数量有增无减。

（戴笠）

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后，大批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起义，一大票中将被俘虏，那么为了补充战损而新建的兵团、军等部队，于是一批资历尚浅的黄埔六期、七期生也当上了军长或者兵团副司令，如此又多了一批“水货”中将。不过到这个时候，老蒋也没有力气操心这些事情了，兵败如山倒，哪里顾得上什么将星问题了。

直到蒋军逃台以后，由于军队规模缩小和彻底消除杂牌，其中将军衔的叙任、晋升和退役才算正规化了，这就不是本文的介绍范畴了，留待以后吧。

（胡琏逃台后晋上将）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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