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与王安石：别再误解这对君臣_军队

时间：2021-10-13 11:43:45 来源：作者：网络转载

原标题：宋神宗与王安石：别再误解这对君臣

宋神宗，北宋第六代皇帝。公元1085年宋神宗赵顼在为大宋操劳了18年之后终于累倒，他向往的干一番可与唐太宗比肩的“功业”并没有完成。而神宗一生中最重要的知己王安石，也在他死后一年多病逝于金陵。在这一对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臣病逝的四十年之后，北宋也很快亡于金人的入侵。

本文节选自长江学者、西北大学教授陈峰著作《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作者爬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野史、笔记等大量宋代原始资料，以有血有肉的案例，流畅的语言，层层深入的分析推理，探究北宋崇文抑武国策下文武权力结构的畸变，揭示了北宋兴亡的深刻历史教训。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亦可购买

▽

宋神宗与王安石，请别再误解这对君臣

文 | 陈峰

来源 | 《武士的悲哀》

大宋第六代天子赵顼，在许多文臣眼里颇有喜功尚武的印象，据说，他曾身披铠甲对曹太后问道：娘娘，你看我穿这副甲胄好不好？所以，在以后驾崩之日，臣子们为其选下了“神宗”的庙号。此庙号含有神武的意思，而按当时的价值观衡量的话，神宗的庙号要比仁宗逊色些，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文官集团对神宗皇帝的一种评价和看法。

神宗的确与前几代守成君王的风格有所不同，神宗之所以能有不同于真、仁两代天子的性情，很可能与他来自宗室旁支的出身有关，也就是说他在少年时代没有繁文缛节的约束，能够更多地获得个性的发展空间，对现实也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神宗最初对朝中老臣寄予厚望，他在即位不久曾问富弼有关国防的问题，没想到三朝老臣却说，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这不免使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大为失望。这样，神宗便将希望寄托在一些要求改革的普通官员身上。

祖籍临川（今江西抚州）的王安石，是宋朝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不同于当时的大多数文人学子，他没有完全沉溺于应付科考的程文学习之中，而是怀着一种探索治国之道的精神读书，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善学者读书，在于求其道理，“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不敢从”。

王安石

神宗皇帝君临天下没几天，就下诏起任王安石知江宁府。时隔几个月，天子因急于见到王安石，又将他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就这样，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来到了京师，君臣可谓相见恨晚。据记载，神宗因钦慕唐太宗的功业，便向王安石问道：“唐太宗如何？”满腔抱负的王安石则鼓励年轻的皇帝向更高境界的尧舜看齐。翌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再过一个年头，便升任宰相。王安石从进入中书之日起，就开始实施自己思考已久的“富国强兵”措施。其中富国方面的内容包括推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及方田均税法等新法，旨在通过兴修水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改善东南上供运输管理，实行以钱代役制度，政府参与商业贸易活动及清理隐匿农田税等重要手段，以增加政府收入，并压制大地主与大商人势力的过度膨胀。

在实施各项财经制度改革的同时，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又对国防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即实行所谓“强兵”策。当时，朝廷推行的强兵策内容颇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项：

其一，精简军队。王安石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军队人员冗滥，而战斗力低下及军费开支庞大的诸问题，采取了合并与裁汰相结合的手法，将大量兵额不足的禁厢军番号撤销，并将老弱无力的士卒清除出军营。按照新的规定，用于作战的禁军中马军一营（或称指挥），编制为300名军兵，步军一营有400名定员。改革之后，全国禁军编制由872营减为625营；另外，对原来规定61岁退役的旧制加以改变，规定凡50岁以上的士兵一律裁减为民，45岁至50岁之间体弱者也令其离开军队。与此同时，对承担工役性质的厢军也实行裁减老弱人员的措施。经过数年的努力，到熙宁八年（1075年）时，全国军队总数为796315人，其中禁军人数为 568688 人。军兵总额比仁宗朝减少了四十五万多人，比英宗朝也减少了三十六万多人。裁减冗员之后，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而且节省了大量的军费，据现代学者估计，每年因此节省的军费大约为千万缗。

其二，将兵法。为了解决开国以来沿袭已久的“更戍法”的积弊，宋廷在变法期间逐渐取消了各路军队互相更换防区的传统做法，通过设立比较固定的将领和指挥机构的制度，以加强对本地区军队的训练，并密切武官与部属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各地驻屯军队的战斗力，以消除昔日“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带来的恶果。值得指出的是，将兵法的起源乃在于昔日范仲淹在延州地区带兵时的经验。将兵法推行后，北方地区的将官通常可以统管六千至一万名士卒，并配有副将以下部署将校；南方地区将官管辖的兵员则少得多，大约不过四五千人。

其三，保甲法。自中唐以来，募兵制逐渐取代了以往兵农合一的兵制，至宋朝创建后，募兵成为军队的主体。由于全社会长久歧视军兵，加上刺字等耻辱性制度的存在，使军营里充斥着失业流民，甚至形形色色的罪犯，即所谓“无赖奸猾之人”。久而久之，军旅中往往存在着一些不良的兵痞风气，对军心和战斗力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募兵制的存在，还对朝廷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曾任仁宗、英宗两朝三司使的蔡襄指出：当时军费负担常占朝廷财政支出的十分之六七。有鉴于此，王安石早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就提出了以民兵替代募兵的构想。他在主持大政之后，遂推行了保甲法，以便逐渐培养出一支新型军队。按照这一新法规定，民间每五户编为一保，由其中一户强干者做保长；每五保编为一大保，选择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编为一都保，委任其中两名强干及有财力者做正、副都保正。在保甲制之下，民户有两丁以上者，选一人为保丁，自备弓矢，平时由大保长监督训练、巡警，防止民间暴动，而在河北、河东及西北沿边的保丁，在战时也投入战场。从熙宁四年（1071年）以后，各地陆续在农闲时集中训练保甲兵。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保甲兵的武技往往超过禁军，特别是骑兵的表现更为突出。

其四，保马法。针对宋朝官方养马成本高而收效低下的老问题，由朝廷下令在北方五路保甲户中鼓励民户养马，以节省开支，并提高战马的成活率。依照相关制度，民户如自愿养马，马匹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提供买马资金，养马户因此可以减免一些赋税负担。通过推行保甲中养马的办法，不仅减少了朝廷的开支，而且还训练了一批善骑的保甲兵。

其五，创设武学。开国以来，培养文官的各级学校和科举制度已日臻成熟，但在抑制武夫方针的影响下，有关培养武官的体系却长期无法得到正常培育，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军队将领素质的提高。在仁宗之前，天子虽也在边防危机的情况下，亲自在宫中测试一些军官乃至于上书论兵的文人，并当即授以军职，然而这些始终属于一种权宜做法，还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证。天圣七年（1029年），朝廷实施武举制度，允许文武官员举荐人才参加武科考试。但这项制度延续到皇祐元年（1049年），便在一些文臣的非议中被取消。到英宗即位初，在枢密院的呼吁请求下，朝臣们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讨论，武举才获得恢复。不过，考试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弓马武艺”，而不注重策论及兵略等，体现了对武官头脑水平的轻视。至于培养武学人才的学校，最早创设于边防危机加剧的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间。武学的校址就选择在京城内供奉武成王（姜子牙）像的武成王庙内。遗憾的是，这年八月，当宋朝与辽、西夏关系缓和后，仅仅存在数月的武学便被解散。

为了提高武官的素质，就必须建立一套选拔培养制度。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神宗首先批准了设立武学的建议，校址仍选择在武成王庙内。按照有关规定，武学设一百名生徒名额，招收无职事的武职使臣、官员子弟以及民间人士，当然，入学还要有一定的考试限制。在这所学校里，教官们主要讲授古代各家兵法、历朝用兵例证及许多忠臣的事迹，另外，也分给学校一些士兵，以用于操练阵法。三年学习期满后，原有使臣出身者可以马上获得巡检、监押一类军职；原无官衔出身的士子，则须在军队中见习三年，才能取得巡检等职务。

在恢复武学的同时，宋廷又对原来的武举考试条例进行了改革。据记载，在恢复武学之前，枢密院对参加武举“不能答策”者，改考兵书墨义。所谓墨义，乃是当时科考中对儒经的一种考试方式，它要求应试者将经书的原文及注疏全部背熟，以回答有关问题。王安石素来对墨义之类死记硬背的考试方法极为反感，他入主中书后，已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此法，自然不会同意在武科中再加以实行。王安石向神宗指出：考试武艺本已不难，如果再只要求背诵一些章句，便很容易通过。但假如“收得如此人作武官”，又能对世事有何补救？于是，在王安石的坚持下，武举除了考试武艺外，并要测试应试者回答策论的水平。

此外，王安石还要求天子打破按部就班选拔武将的旧规，大胆任用有才略的将领，以激励将校勇于进取的精神。

最后，设立军器监。在变法期间，朝廷在中央设置了军器监的机构，专门负责制造各种兵器。据时人反映，以往兵器制造由各地承担，因为各地官府或不经心，或偷工减料，致使生产出来的武器多令人失望。甚至于有的地方提供给军队的甲胄，竟用纸与麻缝制而成，根本不能抵挡流矢的射击；还有的地方粗制滥造的刀枪，用不了多久就破朽不堪。因此，军器监通过招募天下的能工巧匠对兵器的制造进行专业化和规范化，来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兵器质量低劣的问题。可以说，军器监的设置，对改善军队的装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以上深入广泛的改革，宋朝的实力有明显的增强，不仅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经济实力，而且在国防上也取得了超越以往的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果，自然是与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据记载，每次王安石遇到阻力表示辞职时，天子都真诚地加以挽留，同时将反对派赶出朝堂。神宗甚至还把王安石比作辅佐阿斗的诸葛亮。尤为难得的是，此时，带兵将领得到了神宗皇帝和主政大臣的有力支持，可以独立作战，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场罕见的大胆远征活动——熙河拓疆。

熙宁后期是宋朝守成以来武功最盛之时。当时，在王韶经营的基础上，西线又不断取得战果，除了以往归顺的木征等吐蕃首领外，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为势力中心的吐蕃领袖董毡及鬼章等首领也先后接受了朝廷的招抚；在南疆，大将郭逵率领的宋朝军队不仅击退了交趾人的侵略，而且深入对方境内，洗马富良江（今越南境内红河），迫使交趾国王投降。在取得了以上一系列成功之后，急于雪耻的神宗皇帝便开始考虑对西夏用兵。

元丰四年（ 1081 年）四月，西夏国内发生政变，国主秉常失位被囚，其母梁太后及外戚控制了政权。当这一消息传至开封后，神宗与大臣们便决定借此机会对西夏发动全面进攻。此时，王安石早已赋闲于江宁，王韶也病死多时。朝中决策大臣乃是宰相王珪及知枢密院事孙固等人，前线的统帅则是天子的亲信宦官李宪，主要参战大将有种谔（种世衡之子）、高遵裕、刘昌祚及宦官王中正等人。七月，李宪督率朝廷三十万兵马分五路大举出击，与此同时，董毡也率吐蕃兵助战。天子在战前下达的诏令中，表达了一举灭亡宿敌的意愿。然而，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主动出征行动，却并没有取得成功。

特别是永乐之役，有关永乐之役损失的情况，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有的称战死蕃汉命官230人、士兵12300人，有的说死伤军民20余万，还有的则记录为10余万人。第一种说法见于宋朝典籍，而后两种资料则取自西夏人的记录。这种记载上的分歧，很可能在于宋朝官方只记录死亡的官员与军队的数量，而西夏人则除了清点消灭的对手军人外，同时也大致统计了打死打伤的民夫人数。这样看来，永乐之役是神宗开边以来单次战斗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因此，此役给神宗的打击也最为沉重。

当西北前线的噩耗送达开封皇宫后，性格刚强的神宗皇帝悲痛异常，连饭也吃不下去。早朝时，他竟当着臣下的面失声痛哭，在场的文武官员都不敢抬起头来。可以说，在经受了此前灵州惨败的打击后，再遭此折磨，神宗的身心遂蒙受巨创，从此重病缠身，无心武备。拖着这样的病体，神宗勉强支撑到第二年的三月，终于抱恨而亡，时年仅三十八岁。史官们称：每当用兵之日，天子常常彻夜难眠，随时阅览边关奏疏，对战场的一举一动都要亲自过问、指示。这位神武天子原指望在剿灭西夏之后再图北伐，不料却出现永乐之役的惨败。由此，他知道用兵艰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而神宗的驾崩，也标志着宋朝大规模重振国防努力的终结。神宗死后一年多，王安石也病故于金陵。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