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血性|草地周刊·说人解史_中国史学会

时间：2021-10-13 10:42:23 来源：作者：网络转载

原标题：上海人的血性 | 草地周刊·说人解史

来源：9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肖春飞、潘旭、孙丽萍

在一些语境中，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被打上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标签。

然而，这些标签与真实的上海人风马牛不相及。只要严肃认真地走进上海的历史，客观公正地打量上海的现实，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事实：上海人的血性，是中华儿女血性的一部分。

他们给上海注入了血性基因

首先，需要对“上海人”做一个界定。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介绍：自1843年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1921年的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1921年，上海人口中，83%为非上海籍”。

百年之后的今天，根据最新公布的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市常住人口为24870895人。100年，10倍。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10479652人，占比42.1%——“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指的是没有上海户籍的人们，外省市落户上海的不在此列。

这42.1%，也是“上海人”么？答案是肯定的。熊月之说：“‘上海人’的内涵有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先是指狭义的、拥有上海籍贯的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涵逐渐扩大，泛指一切在上海安家立业的人，到清末民初，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泛认可。”

他举例说，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代表13人，都是各地党小组的代表，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是湖南永州人，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都不是上海本土人，二李在上海工作、居住的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年，但大家对于李达、李汉俊作为上海小组代表，从无异议。

“这正好说明，当时及日后，人们对于什么人可以算上海人的问题，有个不言自明的标准，即：不管籍贯何处，只要在上海生活、工作即可。”

决定一个城市品质的，最主要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自开埠以来，大量移民持续涌入上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独特的历史造就了上海人鲜明的特点，比如精明、务实、重视规范、遵守契约。同时，上海又“城以人兴”，来自五湖四海的上海人，给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血性基因。

首屈一指的，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壮大。“七一”前全新开馆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来呈现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使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支队伍：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人总数约65万，占上海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上海工人罢工活动为标志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也是中共建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上海作为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在人口方面的突出反映。”熊月之说。

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压迫下，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坚定、彻底，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在上海，从响应五四运动，到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再到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再到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运动……上海工人阶级，是当时上海最有血性的一个群体。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拍照。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说，如果说上海人没有血性，何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诞生？

除了工人阶级这个群体，还有众多革命者个体，也给上海深深烙上了血性基因，比如陈独秀。陈独秀是安徽人，1913年在安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差点被乱军枪毙，经人营救后移居上海；1920年，刚被北洋政府释放的陈独秀在武汉演讲，引起震动，被勒令离开武汉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又遭警察监控，在李大钊的建议下，避到上海，从此走进历史的聚光灯下。

当年上海“一市三治”，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政出多门、事权不一，自然形成了“安全缝隙”。不少革命者像陈独秀一样，在家乡或外地不能容身，来到上海。《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有一段话讲得很生动：他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人，都是因为思想激进，宣传新文化，为他处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这类人物，“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

电影《1921》中的“红船哨兵”王会悟。

这么多血性儿女，汇集上海，风云激荡，对上海城市的影响是深远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女性，也是在家乡遭受保守势力迫害被“赶拢”到上海来的，她叫王会悟，在开天辟地的关键时刻，她成为“红船哨兵”。

当然，说起给上海注入血性基因的个体，又怎能不提一个光辉的名字：鲁迅！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他的人生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也是鲁迅以笔为枪战斗最为激烈的10年，上海是他一生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他遍体鳞伤，却傲然独立，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无上光荣。

毛泽东评价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新华社资料片

江南人血性源头之一可上溯到方孝孺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一周后，人们在南市南车站路190号原国防部保密局旧址，挖出了黄竞武的遗骸，惨不忍睹：尸体口目洞穿，手足残断，指甲俱脱……可见临终前遭受了多么残酷的折磨。

后人说起黄竞武，皆喟叹不已，称他是“与新中国擦肩而过的人”。黄竞武出身上海川沙名门，从小聪颖，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毕业回国，痛感时局糜烂、社会黑暗，在父亲黄炎培的言传身教下，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崩溃在即，处于末日前的疯狂，黄炎培此时已前往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黄竞武深知自己处境，仍然不肯离沪避难：“现在的工作很重要，我绝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危险时刻，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

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准备把中央银行的黄金财物全部偷运到台湾的消息后，挺身而出，予以揭露，使国民党政府偷运金银计划未能全部实现，蒋介石十分恼火，将他视为眼中钉。

上海解放前15天，黄竞武被绑架；上海解放前7天，受尽酷刑、始终不屈的黄竞武被活埋，时年46岁。他看到了旧世界的毁灭，却没有等到新世界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在儿子肖像照背后，深情写道：“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之间有一个是你……”

翻开上海史，有多少黄竞武这样的热血儿女！

黄竞武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又以江南人士居多。1958年，中央将原属江苏省的宝山、嘉定、上海县和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划入上海市，上海的行政区划一下子扩大了10倍，基本奠定了今天上海的规模。

有趣的是，至今上海远郊农村的老人到市中心城区，还说“去上海”。人们说起江南，多认为婉约文弱，殊不知，江南也有刚烈勇猛的一面。明末清初，八旗铁骑在江南遭到了极其猛烈的抵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壮成为中华民族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熊月之研究认为，江南人血性的重要源头之一，来自方孝孺，就是那个誓死不对“篡位者”朱棣屈服、结果被灭了十族的方孝孺。方孝孺是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1402年遇难。方孝孺案发生时，就已激扬了江南舍生取义、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昭雪以前，其影响早已潜藏人心，昭雪以后，更是光焰万丈，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士风、民风与学风。清兵南下，江南志士无不以方孝孺为榜样，誓死抵抗。

康熙年间松江知府鲁超曾精辟地分析这一影响：“方正学先生殉节于靖难之时，至参夷九族而不悔，纯忠大节，震爆天壤，童孺妇女皆知感慕而称述之。其文章具在，炳炳烺烺，揭天地，昭万古，而不可磨灭者也。”

1931年2月7日夜，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密集的枪声中，一群革命者高呼着口号倒下，其中就有著名的“左联五烈士”。鲁迅先生悲愤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他还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特别提到柔石回乡见母亲的事。在狱中，柔石千方百计托人带出纸条，让自己的战友们无论如何要瞒着在乡下已经瞎了眼的母亲，万一自己牺牲，决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个消息……此后，鲁迅与他的朋友们一直替柔石赡养母亲，她到去世还不知道儿子早已遇害。

上海学者吴基民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细节时，感慨道：“这是一段多么令人感慨的往事啊，不能现在一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总是津津乐道于歌舞升平，而不触及这样悲怆的往事，否则，真是历史的悲哀！”

柔石是方孝孺台州同乡，原名赵平复，“柔石”是他的笔名，取自他家乡一座纪念方孝孺的名为“柔石金桥”的石桥。柔石曾自述，取此笔名就是为了继承方孝孺精忠报国的精神。

熊月之说：“方孝孺书写了江南文化中刚强勇猛的壮美篇章，他的事迹极大地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众所周知，江南文化既有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庭院深深、斜晖脉脉的优美，也有独立潮头、劈风斩浪、金刚怒目的壮美。优美与壮美，共同成就了江南文化的优良品质。”

精神传承的力量是无穷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熊月之也追剧，说起陈延年慷慨赴死、誓死不跪的往事，他感慨说，陈延年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个在江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他就是方孝孺式的人物！”

陈延年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不逞匹夫之勇，不负家国大义

2020年疫情期间，有人援引数据调侃，说“上海口罩购买人数第一”。有一句话刷屏了：“很喜欢一个城市的两面，一点的事就怕死，如履薄冰；天大的事不怕死，舍生取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口罩供应一度紧张。2020年2月，上海松江区车墩镇的一家口罩厂来了一群身份各异的“临时工”——外企财务总监、全国三八红旗手、创业者、大学生、听障人士……他们从各区驱车前来，不眠12个小时，生产了30万只口罩。

上海人很少逞匹夫之勇，但是，面对家国大义，毫不含糊。

交大首批迁校教职员工踏上西迁征途。（资料照片）

1955年，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定，毅然西迁至西安。1400多名教工，特别是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率先垂范，近3000名学生义无反顾地登上“向科学进军”的西行列车。学校领导、学术带头人身先士卒，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占教师总数70%以上。

当时西安各方面条件还很艰苦：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用水非常紧张。建校初期，野兔在校园草丛中乱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嗥；冬天教室仅靠一个小炉子取暖，洗脸水得到工地上去端……但这些都难不倒以江南籍贯为主的交大师生，很快，一首《忆江南》唱遍西安：“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西迁时，交大王季梅教授的夫人刚做完脑部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他完全有条件申请留在上海，但他踊跃报名随校西迁，第二年又将全家迁居西安。他在大西北从事真空电器和熔断器教学研究工作50余年，桃李满天下，研究论著等身，多项科研成果填补国内空白，为交大真空电器教育事业及中国电真空工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真空电器之父”。

1957年刚满38岁的陈学俊院士，是当时西迁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将他们的房子无偿上交上海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

许多交大教师，从此扎根在西北大地，为一事，尽一生。

陈学俊院士。（1919.3——2017.7）

上海人爱说，“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国家是“大家”，上海是“小家”——并非虚言，在这个巨大的移民城市，居民对上海与老家往往是“双重认同”，爱上海、爱老家、爱国家，浑然一体。

上海解放之初，全国支援上海，打赢了经济仗。接下来，工业化始终居于全国前列的上海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尽心尽力支援全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8年，上海动员支援内地的劳动者共计150多万人，为各地培养艺徒13万人。

支援人才中，包括很多领导干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党委书记赵明新就是从上海调过去的，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从1953年到1962年，上海一些大型企业，每每组成几套同样的领导班子，然后成套地输送到各地，帮助建设如洛阳柴油机厂、武汉机床厂、武汉造船厂、哈尔滨电机厂等大型企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中央做出在全国建设大小三线的决定，上海全力参与了共和国经济史上这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承担了大三线建设的304个搬迁项目，小三线建设的55个项目，一大批上海人“打起背包走天下”，奔赴生活、工作条件远差于上海的内地和边疆。

除了工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上海商业企业、文化单位、学校、医院等，先后迁往内地，为推动中小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加快国家工业化进程，做出特殊贡献。

没有血性，能做到这一点么？

赵明新（1914-1967）。

没有点血性，谈何“先行先试”？

在上海闵行区的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里，足足有六层楼高的万吨水压机，历经一甲子铁与火的洗礼，仍然威武雄壮。

万吨水压机是上海先行先试、改变新中国落后面貌的一个典型案例。

大水压机在工业领域几乎是“下蛋老母鸡”一样的存在，但在没有大水压机的年代，我国想要制作大机器，大型锻件就得从国外进口。外国人知道奇货可居，就处处卡中国。

不能受制于人！1958年，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写信给中央领导，建议自行建造万吨水压机。很快，中央批准同意，并把任务下达到上海，白手起家制造中国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

当时，设计人员几乎没亲眼见过万吨级的水压机，可以参考的资料少之又少。上海集合了来自江南造船厂、上海重型机器厂等几十个工厂的技术力量，创造了许多“土洋结合”的方法，因陋就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攻关过程中，上海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也因此脱颖而出。万吨水压机从1962年6月正式投产以来，满档工作至今，曾为我国第一个核电站提供大型锻件，为“两弹一星”提供制造支撑。

中国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

“关键时刻，上海总是承担国家使命。”著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说，回望百年，上海有两次历史性的转型。

第一次是1949年共产党解放上海，遇到很多新问题，党的干部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比如，鉴于当时上海治安恶劣，搜捕盗匪的同时，人民政府开展户口清查，通过校正、增补、实时记录，上海逐步建立起全新、严密、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为新中国的社会治理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可以说，从不会到会，从接管到创新，上海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和城市管理方式，直接影响到新中国的建设管理。

第二次转型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改革开放全面起飞，上海从后卫变前锋，承担使命，先行先试，从土地批租到引进外资再到全面开放，向全世界敞开胸怀，人才汇聚，万商云集，迎来了又一次腾飞。

土地批租，在当年属于“破冰”性质，有人认为搞土地批租就是搞“租界”，甚至还有人说不能当“当代李鸿章”。主持此项工作的同志，不得不反复解释：土地的使用权是可以转让的，通过转让获得建设资金，这是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通行的办法；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与“租界”和“治外法权”有着本质的区别，“租界”是把中国的主权出卖了，而土地批租是要投资者接受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管理，只享有使用权，到期土地仍由国家收回。

“破冰”需要勇气，也没有辜负勇气：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步，其原动力就是土地制度创新。当时，开发开放浦东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缺乏资金。缺钱，但是有土地，土地能不能生钱？1993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尝试“土地批租、滚动开发”的创新开发模式，吸附并聚集了大量开发资金和长期投资项目，点石成金，攻克了资金短缺的难题，一举激活这片沉睡的土地，才有了后来的“浦东奇迹”。

没有点血性，谈何先行先试？

1988年3月24日，上海首块批租地块——虹桥开发区26号基地。摄影：朱德茂

虹桥26号地块原址上建成的太阳广场。供图：长宁区政府

2021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正式发布，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其中有这样的话：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要当“开路先锋”“排头兵”。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说：浦东要打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基于原来的新区，它的特点非常突出：一是浦东新区从诞生起就有引领的基因。浦东新区启动开发时，上海是全国范围内经济受指令性计划管控最严的地方之一。

上海都能做，全国也能做。从浦东建设全国第一个新区开始，现在的国家级新区已达到19个。2013年全国第一个自贸区落户浦东以来，全国范围内的自贸区已达到21个。可以说，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和这个地方先行先试的发展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没有血性，谈何担任“开路先锋、排头兵”？

从上海白玉兰广场顶楼远眺浦东陆家嘴金融区（2020年10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发展的定位，由国内多功能中心、亚洲经济贸易中心，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再到一个龙头、四个中心，进而到五个中心，内涵越来越丰富，等级越来越高，使命越来越远大。

这些中心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作为国内中心，上海除了要在这些领域争创一流，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胸怀全国、服务全国。作为国际中心，无论是工业、金融、贸易、航运，还是科技创新，上海都必须代表中国到国际舞台上去发展与竞争。大体上每隔10年，上海城市定位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每一个新的台阶，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上海的自觉。

没有点血性，谈何承担使命？

上海外滩夜景。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精神之力，生生不息

1927年7月2日傍晚，上海大雨滂沱，一个英俊青年匆匆回家，浑然不知家中已经布满了特务。情急之下，这位青年的岳母趁敌人不备，扑向窗台，用力把花盆推了下去，发出警报信号。

然而，大雨的声音淹没了花盆掉落地上的声响。青年没有听见，照旧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家门，他被捕了。17天后，他从容走上龙华刑场，一路上镇定从容，高呼口号，刽子手们为之战栗，狂叫“砍，拿刀砍……”

这位青年就是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牺牲时，年仅26岁。

赵世炎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现在的上海，正在迎接国庆节，秋高气爽，满城繁华，一派岁月静好。曾经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悲壮往事，已经非常遥远。但是，这座城市从未忘记那些牺牲者，红色，是上海的底色。在龙华烈士陵园，一个当代青年给赵世炎烈士写去跨越时空的信件：“我知道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我还是希望你有来生，能够和我们一起看今天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