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西南联大的群星闪耀时_学子

时间：2021-06-11 07:33:45 来源：作者：网络转载

原标题：《九零后》：西南联大的群星闪耀时

于5月29日全国公映的纪录片《九零后》，是一部很容易被忽略的佳作。这里的“九零后”，指涉的倒不是出生于1990年代之后的年轻人，而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与此同时，这里的“九零后”也诚如电影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所言，有“恰同学少年”之意，即纪录片着重记录了这群年过九旬的老人的少年时代。

《九零后》海报

这群“九零后”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两弹一星功勋王希季，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西南联大学生。

杨振宁

马识途

杨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国内诸多大学相继被日寇占领或轰炸。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学校，为了寻得一块安静的书桌，纷纷南迁。学子们先是在长沙停留，奈何日军的铁蹄很快到来，他们只能再次往中国的西南转移，前往昆明，并在这里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8年零11个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其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的校徽由此而来

以导演徐蓓的说法，《九零后》想要回答的这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或者说，如此残酷的战乱背景下，这样的教育奇迹，是怎么发生在西南联大的？

徐蓓此前就曾经执导过5集的高口碑纪录片《西南联大》，这一次《九零后》的叙事手法与之有所差异。《西南联大》更偏向于上帝视角的客观叙述，整体而全面地复盘相关重要史料；《九零后》偏向于主观叙述，以十几个“九零后”的“口述历史”连缀起西南联大的发展脉络，并凸显出这群联大学子的学生视角和生命体验；就连文案部分，也主要选自联大学子的日记、散文、诗歌、书信等。

可以说，《九零后》是联大学子个人生命史与西南联大校史的一次交汇。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我们可以从当时西南联大校歌里的这一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找到答案。成为“人杰”，是联大学子的共同志向。

王希季

国破家亡的背景下，联大学子经历太多的离乱与迁徙，就像杨苡说的：“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他们看到太多残酷与死亡，就像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看到的场景：“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亡国的危机笼罩着每个人，落后就要挨打是昔日中国正经历的血淋淋的教训。联大学子深知他们必须成为“人杰”，他们必须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这份拳拳爱国之心，这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强烈动力，让西南联大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西南联大不仅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也汇聚了当时一批最优秀的教授，比如梅贻琦、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罗庸、吴大猷等。虽然因为电影时长问题，学子们回忆老师的一些篇幅不得不忍痛删减了，但从诸多细节，观众还是窥见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的自由宽松。

譬如在回忆起文科教育的轮流教授学制时，许渊冲与杨振宁的观点就截然相反。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文学课。杨振宁就认为，这种上课方式不太好，不太系统。这反映的不仅是文理生思维的差异，更折射出当时治学氛围的开放包容，学子们也均有独立的思想与判断。有最好的教授，有最好的学习氛围，所以西南联大能。

许渊冲与杨振宁对轮流教授学制的不同看法

虽然西南联大暂时地让师生有了一块读书的净土，但来到这里与享福没有一丁点关系，相反，大家都吃了不少苦头。教室是铁板房，墙是土夯起来的；一间茅草房宿舍要住四十个学生，宿舍里满是臭虫……学子们一开始被臭虫咬得夜不能寐，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教授们也非常清贫，他们不得不早出晚归干点兼职的体力活来贴补家用。

但大家未曾有丝毫退缩。哪怕是跑警报时，也不耽误读书、学习与业务探讨。就像汪曾祺说的：“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每个人对学术、对报国，都怀揣着一种非常纯粹而坚定的信念，这让他们在炮火纷飞中有一种超然的淡定。以邓稼先的评价，就是“pure”（纯粹、纯洁）。

杨振宁回忆道，“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他的这个标准，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一个“pure”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刚毅坚卓的人。这种“pure”与性别无关，与年龄无关，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可以贯穿一个人的生命始终。

所以我们看到，这群“九零后”年过九旬依然在发光发热。翻译家杨苡至今仍然坚持着“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潘际銮笑着说，他每天干的活可不比年轻人少；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攻克技术难题；许渊冲仍笔耕不辍坚持着他的翻译事业，“坚持将近一百年也是不容易的”……他们的“pure”，是“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最有力的说明。

《九零后》的记录富有意义。它不仅为我们还原了有关西南联大的一段“口述历史”；它的记录本身，也是“抢救式”的，是与时间的赛跑。纪录片中出镜的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关于他们的每一次记录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像《九零后》与《西南联大》制作时间仅间隔两年，《西南联大》里十多位老人里能够联系上再次采访的只有两位，有的老人与世长辞，有的老人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不允许拍摄；而《九零后》制作期间，就有三位老人猝然长逝。纪录片的影像由此具备历史“活化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