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何以被妖魔化？_太平军

原标题：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何以被妖魔化？

【编者按】 2021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7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共同邀请国内外学者撰写系列稿件，向读者介绍“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力。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惧在太平军到来之前就已蔓延，像嘉兴、常熟、吴江、海宁、绍兴等地均见有百姓称太平军为“瘟毛”的记载。传统中国社会浓厚的儒家文化和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忠贞观念、宗族意识，使民众对这些起身穷乡僻壤、以异端宗教武装起来的叛乱者，具有先天的排斥、抵制乃至敌视心态。太平军兵临之时，民间自杀殉难的风潮正是正统、忠贞观念的直观反映。当然，民众对战乱和暴力本身也具有先天的恐惧心理。这种先天性的思想心态就是当时民众对太平军恐惧的意识形态根源。但是，主要原因是后天“观念对立”的形成。

天王洪秀全玉玺

清方的政治宣传攻势

早期太平军转战湘桂途中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可代表太平军书面形式思想动员的最高水平。但檄文宣扬的民族大义很快就被曾国藩《讨粤匪檄》展现的“卫道辟邪”的文化张力所淹没，曾国藩的幕僚王家璧这样反馈《讨粤匪檄》引发的社会影响和思想共鸣：“我师讨贼檄，卫道辟邪，实为盛世昌言，功不在孟、韩下，每为同志者诵之，静者流涕，动者击柱，其感人之深如此，想忠谋至计，必能早为之所也。”

清廷还以所谓“从贼中逃出”者亲历之“被害情形”，制作成一些政治宣传品在民间广为散发，像《金陵被难记》痛诉太平军“恶行”，号召“富者捐财，贫者效力，同心团练，豫助官兵”。另外，还在“解散胁从”方面大做文章。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发布上谕：“所有江苏、浙江、安徽所属被贼占据各州县，应征本年新赋及历年实欠在民钱粮，著一律豁免”，“被贼裹胁良民”“准其自拔归来”“予以自新”“胁从罔治”。同治元年（1862）七月十九日再发上谕：“着各督抚刊刻誊黄安抚陷贼难民”，除“甘心从逆”者，“其余一切为贼所陷者，概予免罪”。清廷屡有“胁从罔治”“豁免钱粮”“旌表恤典”“增广学额”“因功授赏”之谕，形成了配套的分化政策。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安徽祁门军营中编写“解散歌”，宣扬“八不杀”，承诺“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王定安《湘军记》）。两相对照，清方的宣传策略重视心理攻防，比太平天国高明得多。

太平天国败亡后，太平天国自身的档案文献被清政府毁灭殆尽。但是，作为敌对面，清方为宣扬“皇清武功”，陆续编纂刊印了大量公私著述，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志》、《中兴别记》等，片面、歪曲地记述了这段历史。同时，清政府严禁民间谈论太平天国。直到辛亥革命前夕，为宣传“兴汉反满”，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进行了正面评价，洪秀全等人被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

亲历者的传述和时人所记

有亲历者逃回乡里后在酒楼、茶肆等公共空间传播“长毛做不得，不如行乞”的论调 （沈梓《避寇日记》），痛陈在太平军中生活艰辛。乘间逃出的人们以“被掳”“思痛”“生还”“余生”“复生”“隐忧”等名义留下了大量文字，不仅对当时人的思想产生震动，如今也已成为这段记忆的“见证”。

时人笔下对“厉鬼”“阴兵”之类恐怖异象的记载加剧了社会恐慌。无锡余治绘有一幅“愁云泣雨神鬼夜号”图，记雨夜中死无葬身之地的无头厉鬼和狰狞幽魂四出游荡哭嚎，并且余治确信“今则往古之事，一一见于目前，觉古人真不欺我” （余治《江南铁泪图新编》）。赵烈文也记咸丰三年（1853）正月常州“各乡俱有阴兵之异，初至声如疾风暴雨，燐火杂沓中，复见戈甲旗帜之象，其来自溧阳、宜兴，由西而东，每夜皆然”，还宣称有目击者，“咏如、才叔皆目击之”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百姓对死后变为厉鬼游魂的畏惧无疑增加了他们对太平军的恐惧。直到战争结束后近十年，苏州百姓仍对咸同兵燹心有余悸，有人还看到太平军“阴兵”“夜闹通宵，鬼火磷磷”，“火光中有兵马人影……开枪炮并击铜锣，竟莫能息” （《苏城阴兵谣言》，《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73年3月4日]，第2版）。

总之，当时人对太平天国的书面和口传信息，形成了战时社会妖魔化太平军形象的舆论主流。而鲜有的倡言太平军正面形象的文字作品被迫以贬义词冠名传播，如刀口余生（赵雨村）的《被掳纪略》，初名《太平纪略》，据作者本人称“因避清朝的迫害，改为‘被掳’字样，记事立场亦加以变更。惟于当时太平军的制度、法令及英勇杀敌各史实，则照实记述”。迫于政治形势，亲历者传述和时人所记太平军形象难免有不实之处。晚清社会，官方和民间长期以“逆”“贼”“匪”“盗”视之的舆论，甚至沿袭影响至今，现在浙江诸暨一带还流传着“一副长毛相，迟早要杀头”的民谣，不少地区的老百姓常戏谑那些头发太长却不肯理发的人为“长毛贼”。

匪盗的乔装栽赃

土匪、盗贼乔扮太平军设卡收税、抢劫滋事、杀人放火的事例很多。在常熟，“每有聚众恃强，口造谣言，身冒长毛，哄到巨宅，假势骇人，叫哗雷动” （汤氏《鳅闻日记》）；在海宁，“土匪扮长毛，夜劫花溪大坟头迁避家”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在嘉兴，“皆土匪私立关卡，并非长毛令也”，“有无赖子伪设长毛卡勒索客船税……盖狐假虎威往往而然也” （沈梓《避寇日记》）；乌青镇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土棍枪匪皆冒长毛名目，持械吓逐”，结果造成居民惊恐逃避，“溺死、跌死、践踏死、劫杀死者，盈千盈百” （皇甫元塏《寇难纪略》）；在吴县，“新郭乱民牛皮糖阿增等共十余人，伪扮长毛，昏夜入人家劫掠”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在太仓，“贼至乡不过十余人，黄旗，红绸扎额，并非的真长发” （佚名《避兵日记》）。可见在社会失控时期，土匪、盗贼的破坏性极大，浙江黄岩民间流传着“长毛如篦，土匪如剃”的歌谣 （光绪《黄岩县志》）。匪盗冒充太平军行恶，易被民众误认。

太平军作战图

天灾的人为归宿——“红羊劫”

古人谓丙午、丁未是国难发生之年。天干“丙”、“丁”阴阳五行属火，色赤；地支“午”、“未”生肖为马和羊，故有“赤马”“红羊”劫之说。太平天国并非起事于丙午年（1846）或丁未年（1847），但其发端之上帝教成型于此间，组织逐渐完善（“天父”、“天兄”相继下凡传言）和起事准备日趋成熟的戊申年（1848）也与之临近。在文人著述和官方报道中，“首逆”洪秀全和杨秀清并列而称“洪杨”，因姓氏音近，时人常将太平天国“洪杨劫”附会为“红羊劫”。再加上当时流行的谶语也习惯性地将太平天国比附为灾难，身受战争创痛的民众很自然倾向于认为天灾频现是上天对人祸的降罪，从而形成疏远和恐惧太平军的心态。

一般来讲，当时妖魔化太平军的谣言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是出于敌对，恶意中伤诽谤；一是源于民众敏感神经或紧张心态的误传；一是匪盗、游民、无赖或散兵溃勇等欲趁乱滋事而生。三类谣言均会造成社会恐慌。民间社会则根据这些讹传形成了关于太平军蓝眼睛红头发的妖魔形象，给大众行为选择带来负面导向。

太平天国之弊症

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特别是后期在苏南、浙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政令，向世人展现了太平天国进行政权建设的社会战略。然而某些社会战略实践的失误和弊病却使民心益失，增加了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恐惧。

如“愚民、贫民亦望贼来既可不纳佃租，不完官粮，并可从中渔利，则有望风依附者” （《安徽巡抚福济奏陈通筹皖省全局请旨迅速饬拨皖省军饷折》），而后太平天国却间杂并行“着佃交粮”、“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此令一出，“以贼之征伪粮如此之苛，佃田者已不堪命，而又欲假收租之说以自肥，真剥肤及髓矣”，佃农遂有“欲求仍似昔日还租之例而不可得”的失望情绪，甚或“攘臂而前” （曾含章《避难记略》），酿成民变。太平军将之镇压，最终“人情大变” （佚名《庚申[甲]避难日记》），激化了本已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

再如，尽管太平军当局一再严令整饬军纪，但仍然大量存在“打先锋”、“屠灭”和“掳人”的现象，咸丰十一年六月太平军追杀常熟抗粮之民，劫掠市村五处，时人称“乡人从此心死” （汤氏《鳅闻日记》）。在湖州，同样因太平军动辄打先锋，波及无辜，“自是人始知贼不足恃，乃相率迁徙，或东向，或南向，或为浮家泛宅” （光绪《乌程县志》）。

在地方行政方面，太平天国力图摒除清朝漕政旧弊，严禁收税人浮收勒折，但因缺少地方社会管理经验，过多倚靠地保、胥吏之类充当乡官，在具体执行中，浮收舞弊和行政腐败现象仍然不断滋生，甚至激变良民。如咸丰十一年春，浙江嘉善监军顾午花和陶庄举人袁某，“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皆为乡人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四五块” （沈梓《避寇日记》）。

太平天国在军中和民间推行独尊上帝的拜上帝思想，创制了颇具特色的经典、教义和教仪。但在民间，因此类宗教宣传缺少政治和思想文化认同，宗教思想的宣教力严重不足，没有指出拜上帝的本土性实质。尽管洪秀全一再标榜拜上帝并非“从番”，但却只是依靠宗教解释宗教，缺少现实关怀，反而激发了民间社会视之为“洋教”和“异端”的逆反心理。为尽快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国排斥古人古书，在民间严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倡导留发易服，变更历法和婚丧礼俗等，推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前期在城市实行男女分营的社会组织和限制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政策，这些大多与国情严重脱节；加之操之过急、手段激进，与传统激烈冲突，远远超出民众的心理承受力，这加重了人们对太平军的排斥和恐惧心理。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民众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对立和恐慌心态很难为太平军左右，可变性小；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偏差和弊端是太平天国的主观作为，具可调控性。在实践中，太平天国却自我孤立，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慌，最终使“妖魔化”的太平军形象定型。所以，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 （洪仁玕《资政新篇》），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

其他心理因素

除对立心态外，求生求安和从众心态也可能增加战时恐怖气氛。求生求安，是民众在乱世中最基本的诉求。迁徙逃难、被迫落草为寇、加入民团，均有民众求生心理的作用。在战乱纷起的年代，百姓求生求安的欲望，推动了暂时群聚效应的生成。咸丰十一年夏秋间，数万民众扶老携幼避入浙江诸暨包村，倚仗村氓包立身的“邪术”救世，最基本的愿望就是能生存下去。

民众对太平军，部分恐慌行为内包含的立场对立并不明显，民众参与其中仅是从众心态驱使，可能存在盲目跟风。在海盐菜农沈掌大领导的规模达万人的民团队伍里，在海宁盐枭陈三丫头领导的“盖天王”匪军里，有相当数量的参与者是因恐惧而被裹胁。

所以，战时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恐慌，这里既有先天立场和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传、时人传述、匪盗栽赃、谶语谣言和太平天国政略弊端等多项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立，同时也存在求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因素。

从两极评说到归于中性

进入民国以后，民间谈论太平天国蔚然成风。蒋介石虽然推崇曾国藩，但仍然肯定洪秀全领导的民族革命，称赞“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太平天国乃“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 （《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随后民国政府通过了《禁止污蔑太平天国案》。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被尊称为“人民英雄”，太平军的形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被奉若神明。到了现代社会，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和宣传中过左观点矫枉过正的倾向，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承继了太平天国时期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看法。

170年来，太平天国运动从“叛乱”到“革命”再到“破坏”，洪秀全从“人”到“神”再到“鬼”，除了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的变化，现代一些读物和网络媒体推波助澜外，上述各点要素与“否定”或“黑化”观念的形成也密切相关。比如太平天国自身的一些弊症，也是现今部分舆论否定太平天国的“论据”，像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洪秀全的宫廷生活腐朽，战争的破坏性，太平军的军纪败坏等。对于农民起义的失误，我们应敢于正视。其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崇拜皇权、生活腐败、权力倾轧、军纪松懈等负面表现，带有普遍性。无论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李自成起义，还是太平天国，概莫能外。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给后世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注定了历史上的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的本真在于求实。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所能揭示的。只有秉持科学的研究态度，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农民战争，才能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好人坏人”的历史窠臼，才能得出更加趋近于历史事实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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