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阴差阳差参加会议，后来却走了一条令人不解的人生路_托洛茨基

时间：2021-01-13 22:29:06 来源：作者：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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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20.8M更新：20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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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仁静：阴差阳差参加会议，后来却走了一条令人不解的人生路

在上海一大会址中的13位代表中，其中最年轻的代表是长相清秀的刘仁静。对于刘仁静，如果不看简介，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但刘仁静这一生却十分坎坷，本来是一条幸运的阳光大道，但他却执迷不悟走错了路。

1.阴差阳错

一大召开时，北京的代表本来是张国焘和李大钊去。北京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是固定名额那就是李大钊，因为他是建党创始人，另一个才是张国焘。不过张国焘已经去了上海。李大钊为了给一些学校老师讨薪水而无法脱身。回顾这段历史，后人依然不理解，多大事能比上一大会议重要？

但李大钊不去，也轮不到刘仁静去。此时刘仁静虽然已经入党，他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邓中夏、罗章龙也是老资格的党员。但征求邓中夏意见时，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少年学会的会议，南京离上海太近了，这个少年会也比一大重要吗？这又是让人不解的地方。

邓中夏不去了，罗章龙应该去，但罗章龙说要二七机车厂给工人开座谈会。这样的会座谈会推迟几天也一样开，而且其重要性也比不上一大，但罗章龙居然没去。

刘仁静后来回忆说：“莫大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我的头上”。的确这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名额，无论从资格还是名额上，都不可能被轮到刘仁静。但恰恰就是这样巧合，历史给了刘仁静露脸机会，刘仁静的照片就定格在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

就如金一南在讲课中提到，为什么一大这样重要的会议，北京方面老资格的党员都借故不参加呢？或许与那个时代特征有关。当时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党派组织，今天成立了，或许第二天就被取缔。谁也不知道他们参加的这个党派究竟能走多长。不排除有些党员没有自信心。

邓中夏本来可以从南京顺道参加会议，但他没去，罗章龙也可以延迟那个座谈会，也没去。于是资历浅的刘仁静就成了代表，成为历史上的1/13。

2.一错再错

刘仁静参加一大回到北京后，他非常有激情，与邓中夏搞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创办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办公地点就在北大的传达室，后来迁到上海。

1923年，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当选为团书记，他工作更加积极，甚至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激发青年的文章。但由于他与团中央意见不同，竟然离开了，由任弼时接任书记。

此后刘仁静又与陈独秀一起到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会议，在会议上他认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刘仁静又留在莫斯科学习，在这里结识了蔡和森、董必武、王若飞等人，但在刘仁静学习时，苏联爆发了斯托之争，最终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驱逐出境。本来这事与刘仁静没什么关系，但刘仁静却对托洛茨基很同情，竟然想去寻找他。

于是刘仁静也不向组织报告，直接踏上寻找托洛茨基的之路，辗转到了德国，在街头发现托派报纸，然后又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才找到落魄的托洛茨基。刘仁静竟然在土耳其呆了一段时间，与托洛茨基进行了深入交流。

刘仁静在土耳其与托洛茨基交流一个月，准备走时，托洛茨基给了刘仁静一篇文章，主要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建议。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中国托派的纲领。

3.执迷不悟

刘仁静从土耳其回到国内后，他于1929年8月16日到了上海。当时上级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毕竟恽代英与刘仁静也是老相识了。如果此时刘仁静深刻认识错误或许还有希望，但刘仁静居然不接受上级意见，此后《红旗日报》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明确指出：要求刘仁静3天内交待寻访托洛茨基的事，但刘仁静非但不听，而还依然坚持托派思想，最后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后，刘仁静就组建了托派组织，还办了托派刊物，刘仁静还亲自翻译了托洛茨基的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被开除后，刘仁静还给托洛茨基写过信，向他报告了中国托派情况，托洛茨基还给刘仁静回信，让他把中国几个组织统一起来，认为分散对运动不利。于是刘仁静就在几个托派组织搞统一，在1931年，几个托派统一后，由陈独秀当负责人。

虽然国内的几个托派组织起来，但刘仁静却在这个派别里处处当老大，认为他是“托洛茨基代表”，是“正统托派”，因此陈独秀和托派的人对他不满，最后被赶出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