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汉匈之战视野下的霍去病“天幸”
论汉匈之战视野下的霍去病“天幸”
王兴锋
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汉武帝元狩二年，汉军霍去病取得河西大捷。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霍去病取胜原因在于其所率将领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认为他自身有“天幸”。学术界认为此“天幸”即上天保佑或运气颇佳。通过分析霍去病六次出征匈奴的经过及战果，发现汉武帝本人直接对匈奴战略的选择和军事部署的干预，是霍去病取胜的关键因素，此“天幸”应为汉武帝的宠信之意。
关键词：霍去病；天幸；汉武帝；匈奴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取得第二次河西大捷。司马迁评论此战曰：“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学术界在探讨霍去病取胜的原因时，或错误地认为“天幸”即上天保佑或运气颇佳；或忽视“天幸”因素，由此否认“天幸”在霍去病军事战争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应结合汉武帝对匈奴军事战略选择，正确认识霍去病军事征战中的“天幸”因素。
一、汉武帝对匈奴军事战略的选择
西汉初期，百废待兴，边疆危机重重，汉朝在对匈奴作战中常处于劣势。汉武帝即位后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史载：“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然而和亲并未给汉朝带来安定。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决定发动马邑之战，由此揭开大规模军事反击匈奴的序幕。
历史上，秦汉长城一线是北方农牧经济交错带。即所谓“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匈奴游牧于长城以北的草原，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史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长城南北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了北方游牧与南方农耕两种经济生活方式。主父偃上书汉武帝，引李斯以匈奴“地固泽卤，不生五谷”，因此“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言下之意，即使秦兵占据了匈奴的土地，也是无利可图；俘虏了匈奴百姓，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故以此劝谏秦始皇勿伐匈奴。秦军如此，汉军亦然。以汉代人来看，匈奴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生，与汉朝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差异。班固《汉书·匈奴传》载：“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汉军要越过大漠，占据大漠以北的土地并设置郡县，不仅有交通上的力不能及，而且有自然地理上的不适宜。因此，汉朝对匈奴的军事战略目标绝非要“得其地，遇其民”，班固所言“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汉朝开拓疆域和长期驻守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违此标准则是“攻之则劳师而招寇”，是得不偿失的。
葛剑雄指出，各个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够生产足以养活当地居民的粮食为标准的。汉朝曾经征服了阴山以北的广大区域，但当时这一区域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不足以供养行政机构和军队，也难以接纳大量移民，当然也不能设置常规的行政区。所以汉军并不愿轻易穿越大漠而在其地设置郡县，以实行分级管理，这绝非汉军对匈奴作战的目的。同样，对于匈奴而言，大都是“盗寇汉边境”，而且一遇汉军主力，即撤回长城以北，不敢“占领汉地”,或夺取长城以南的汉朝疆土。检阅史料，汉匈之间真正的军事较量从未出现在长城沿线或长城以南，就是明证。
那么，汉朝对匈奴作战的军事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匈奴社会是以畜牧、狩猎为本业的游牧经济。马邑之谋的反对者韩安国评价匈奴兵时说：“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匈奴武装力量，特别是数量众多的骑兵拥有远优于汉朝部队的机动能力。同时，艰苦的草原生存经验又使匈奴骑兵的后勤保障要求较低，能够适应长距离奔袭作战。历史证明，汉匈百年之战，汉朝无法彻底消灭匈奴有生力量。因此，汉朝对匈奴的军事打击主要集中于匈奴部落联盟的统治中心——单于庭，即汉朝对匈奴之战的目的是俘虏、斩首或迫使单于俯首向汉朝称臣改变天下倒悬之势（贾谊语），以消除匈奴对汉朝边地的侵犯，这正是汉武帝发动对匈之战的军事战略目标。汉武帝封禅泰山，“泰山刻石文”铭曰：“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反映了汉武帝在位期间追求汉朝一统的目标：对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以郡县制治理；长城以北的周边游牧民族则需纳贡称臣，以达到“人民蕃息，天禄永得”。与贾谊所言“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二者如出一辙。从李斯到贾谊、主父偃，再到班固，他们的观点，代表自秦朝以来执政者和士大夫们的一贯想法。
正是在这一军事战略指导下，汉武帝与主战派王恢等诸将于元光二年策划诱致单于于边地的马邑之战。《汉书·韩安国传》载大行令王恢献策曰：“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擒，百全必取。”《汉书》卷六《武帝纪》亦载：“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马邑之谋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单于可禽，百全必取”。符合汉朝对匈奴的军事战略，故汉武帝采纳王恢建议，亲自率军在马邑城下设围诱歼单于，以求一战而使匈奴臣服，毕其功于一役，换来边疆地区的安定，然因战前单于侦破汉军的计划无果而终。马邑之谋拉开了汉匈大规模交战的序幕，标志着汉朝由诱致单于于边地向围歼单于于草原的策略转变。
二、霍去病军并非“当单于”的主力部队
马邑之谋失败后，汉军对匈奴展开一系列军事反击。直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经过三次决定性战役后，匈奴单于退出漠南，迁往漠北，呈现出“匈奴远遁 ，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出使匈奴的郭吉当面对且鞮侯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北阙矣，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徙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汉使郭吉出使单于庭，不慎将汉朝对匈奴的战略目标和盘托出。鉴于匈奴牧民“随畜牧而转移”的特点，汉军积极寻求与匈奴单于主力部队决战，一直都是汉武帝对匈之战的战略目标。与匈奴单于接战，即“当单于”，就成为汉武帝的军事将领们建立功勋的绝好机会。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是卫青和霍去病的合传，记叙了卫、霍二将攻讨匈奴经过和战果。霍去病于元朔六年（前123）首次出征匈奴至元狩六年（前117）去世，他先后六次出征匈奴，取得较为辉煌的战绩，然霍去病一生六次征讨匈奴却未能直接与单于正面接战。
元朔六年四月, 为巩固汉夺取“河南地”的战果，汉朝发动漠南战役。大将军卫青统率六位将军共十万大军由定襄郡出发，向北进军数百里，欲寻找匈奴单于主力进行决战。史载：“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右将军苏建与前将军赵信与单于大军相遇，双方大战一日，汉军伤亡惨重，苏建只身逃归，赵信投降匈奴。这次战役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票姚校尉率八百骑兵随同卫青长途奔袭，取得了“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的战绩。这是霍去病第一次出征匈奴。
霍去病第二次出征匈奴是在元狩二年春三月，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一万骑兵从陇西郡出发远征河西走廊，主要目标是与单于之子接战，战术上是速战速决。史载：“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取得第一次河西之战的胜利。
鉴于河西首战大捷，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夏，发动第二次河西之战。汉武帝派遣霍去病与公孙敖两路大军由北地郡（治马岭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出发，同时派出李广、张骞两路大军出师右北平（治平刚县，在今内蒙古宁城县甸子镇黑城古城）予以牵制匈奴左贤王部。史载：“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这是霍去病第三次出征匈奴。
两次河西大捷不仅使匈奴右部受到重创，还引起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同年秋，匈奴伊稚斜单于对驻牧于河西的浑邪、休屠二王作战不利表示非常气愤，欲治二王死罪。二王惊恐，无奈之下决定归附汉朝。汉武帝担心二王是诈降，遂派遣霍去病率军迎降。果不出武帝所料，浑邪王及其部下望见霍去病大军竟不愿归附。霍去病当机立断联合浑邪王，率军平定了不愿归附的八千人。史载：“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饹，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獟駻，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十万匈奴之众归附是虚报，浑邪、休屠两部实则四万人。可见，霍去病此次出征主要是迎降和平叛，这也是他第四次出征匈奴。
以上是霍去病前四次出征匈奴，表现了青年将军霍去病的勇猛果断，用兵灵活，不拘古法，较为注重方略，善于快速突袭、长途奔袭和大迂回、大穿插作战。学术界认为正是霍去病自身的军事才能和素质，使他赢得了对匈奴作战的军事胜利。但是仔细分析四次战役的经过和战果，霍去病取胜原因除自身具备的军事素质外，还有以下诸多因素。
首先，三次河西大捷主要在于河西地区匈奴较为薄弱的兵力，而汉军在经过河南、漠南之役后士气正盛。其次，四次战役除第三次河西之战为霍去病迎降浑邪王降部外，其他三次都是作为偏师出征，并非主力部队。由此，我们发现霍去病四次出征遭遇的只是匈奴诸王及单于父或子的部队，并未正面对阵匈奴单于主力部队。这是上天保佑或运气佳的结果吗？当然不是，而是与汉武帝的战略决策和军事部署有关，他未将霍去病军作为主攻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当然也就未给予霍去病“当单于”的机会。但是随着霍去病军事战功和经验的积累，以及汉武帝对他宠信的加深，在接下来的漠北之战，汉武帝则有意给他这个机会。
三、霍去病再次失去“当单于”的机会
霍去病六次征讨匈奴，最值得玩味的是元狩四年（前119）最后两次，也就是第五次和第六次出征匈奴的漠北之战。
经过汉朝数次军事打击，匈奴伊稚斜单于不敢轻举妄动，他采纳翕侯赵信计谋，部署精兵于大漠之北，企图以逸待劳消耗汉军兵力。元狩四年春，汉武帝再次命卫青、霍去病分别率军共同征讨匈奴，目标是打击匈奴最高首领单于伊稚斜。此次出征匈奴，霍去病、李广、卫青、公孙敖等都想获得“当单于”的机会。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上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任命卫青、霍去病各自率领五万人马分路进兵，这是霍去病第一次以主力部队的身份出战。根据原作战计划，汉武帝任命霍去病率军由定襄郡出发。然而，当汉军俘虏了匈奴兵，截获了重要情报，即单于主力部队已经向东迁徙时，汉武帝立即更改作战计划，改由霍去病出代郡（治代县，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大将军卫青兵出定襄（治成乐县，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代郡位于定襄郡之东。查阅《史记》《汉书》，大战在即，更换将领出征地的事件，在汉武帝的战争史中仅此一见。事实非常明显，汉武帝之所以改变作战计划，动机是希望自己的爱将霍去病“当单于”，即将“敢力战深入之士”的汉军精锐部队配备给霍去病，作为主攻部队消灭或俘虏单于。
然而，即使汉武帝更改作战计划，霍去病仍未能正面对阵单于主力，而是卫青遭遇了单于主力。史载：“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后击单于。”其后，霍去病率领着经过挑选的精勇骑兵，分别从代郡和右北平出塞，北行二千余里，抱着很大的期望，却始终未找到匈奴单于，只能与其左贤王接战。史载：“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深入漠北，在狼居胥山祭天封礼，又在姑衍山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一说今贝加尔湖），始终没有寻歼匈奴单于主力。直至前117年霍去病去世，再也没有了出征匈奴的机会。
最后一提的是，与霍去病“天幸”相应的李广的“数奇”。此战，李广被剥夺了“当单于”的资格，史载其原因：“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所谓“数奇”，今学术界解释为运气不佳，似无道理。前文已论，汉武帝希望霍去病得到与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作为战役的总指挥，大将军卫青则希望自己和公孙敖与单于接战，然战争的局势发展往往出人预料，或与谋划者的主观意愿背道而驰。故“数奇”，如淳曰：“数为匈奴所败，奇为不偶也。”即汉武帝深知李广年老，且数次出征匈奴皆有败绩，故勿令其当单于。李广主动“当单于”的机会被汉武帝、卫青剥夺，只好“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最终被迫自杀。
结 语
战争的胜利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霍去病六次出征匈奴的经过及战果，其常胜的原因除自身军事素质，以及汉朝具备对匈作战的实力外，还有考虑其他因素。从军事战略上看，霍去病六次出征匈奴均未正面对阵匈奴单于主力部队，这绝非可用上天保佑或运气佳来解释。而在于汉匈之战的真正主导者是汉武帝。汉武帝发动对匈之战的战略目标是俘虏、斩首单于或迫使其俯首称臣。汉武帝本人直接对匈奴战略的选择和军事部署的干预，是霍去病屡屡取胜的关键因素。这在元狩四年两次战役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认为霍去病军有“天幸”，接着又讲“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在第三次出征后，霍去病更为武帝所宠信，竟与大将军卫青相仿佛。总而言之，“天幸”一词，并非上天保佑或运气佳之意，乃是指汉武帝对亲信霍去病的偏爱。若理解为天子（汉武帝）的宠信应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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