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矛：记者的职责是记录历史_摄影

时间：2020-07-28 17:07:05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铁矛：记者的职责是记录历史

作为“口述影像历史”项目的第二期工程，《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三卷本）近期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系列丛书共三卷，结合影像资料，通过60位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一辈摄影师本人的口述整理和采访，将口述、访谈与文献资料互为对照，深入挖掘了历史的真相，展现了中国摄影师的群体形象。摄影师的口述复活了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年代，使历史更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新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史料和影像文本。

今天从第一卷中摘编老摄影家铁矛的口述，感受老一辈摄影家的摄影情怀与担当：

记者的职责是记录历史

口述人：铁矛

采访人：张莉华

作为摄影记者，其职责就是记录历史，就是要把真实的新闻摄入镜头。——铁矛

就近取材，边学边干

记者：您开始拍照片是什么时候？

铁矛：那是到中国青年报社之后。1950年年底，我当时25岁，还在中央团校第三期宣教班学习。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共青团中央急需组建一张报纸来指导青年运动，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曾写过一篇《我初步接近了解放军》的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可能是这篇文章起了作用，团校写了介绍信，团中央就抽调我参加中国青年报社的筹建和报纸的创刊。

当时宣教班就在东四十二条胡同东边的老君堂胡同11号（今天的中国青年报社大院）。那一年12月26日上午，部主任突然通知我，要我和同班同学张瑞卿、高歌今、柳乃复、毛怀坤到校部组织科去。去了后，组织科的同志就让我们立即去团中央开会，说是团报工作会议。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团报”这个词。参加会议的有20余人，蒋南翔除了传达了党中央批复团中央关于筹办《中国青年报》的请示报告以及筹办经过、重要性以外，还把临时编委会成员确定下来，由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兼任编委会负责人，韦君宜、李庚、吴佩伦、邢方群为临时编委会成员。这一天，我走进了中国青年报社的大门，也可以说是《中国青年报》成立的日子。我现在是中国青年报社最老的员工，1950年创建报纸时的20多人现在估计还有两三个人了吧。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行，人们到新华书店购买。

1953年，北京东直门外堆积了一些建筑材料，远处的城门楼清晰可见。

记者：您刚才谈到，最初是在文艺部，后来是直接转做摄影工作的吗？

铁矛：不是，创刊之初，我就连换3个岗位。一天，我在练习作画，报社编委邢方群看到之后就对我说：“美术部现在还没有人，你先把摊子撑起来。”我想着要服从组织分配，只要领导看得上，把工作做好就行。后来领导决定全体编辑人员到《人民日报》对口学习。我到《人民日报》美术部，认识了漫画家华君武、苗地、赵志芳等名家，学习编画刊、写美术字、画地图等业务。不久娄霜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担任美术部主编。报纸创刊后，又从杭州调来美术院校毕业的裘伯浒（裘沙），从武汉师范学校美术班毕业的郭晶莹也来了。随后调来了刘禾、丁午这些科班出身的同志，我这个门外汉只能跟着跑龙套。但摄影记者一直没有物色到人，社领导决定自己培养人才，报社就分给我一台旧相机，让我学习拍照。同时告诉我，这个工作很重要。最早用的是一台旧徕卡，可能是缴获的，或者是从香港买的。后来才换成了禄莱。后来的很多照片都是用禄莱拍的。

记者：在这之前，您接触过摄影吗？

铁矛：之前我从来没有拿过相机，根本不知道相机是什么，没有任何摄影知识，也没有参加过什么训练班。团中央有一个老人，叫贾化民（后来也成为《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年龄比我大10岁左右吧，喜欢玩相机，算是我的老师。他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教我学习摄影。其实知道光圈、快门、感光度就好办啦。更多的知识也没有，边干边学。我就近取材，报社有啥活动都去拍，也把报社工作人员作为拍摄对象，以检验胶片感光是否准确，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同时也为报社积累了很多历史图片资料。在报纸创刊的几次周年活动展览上，这些图片都成了珍贵的历史素材。我是个活跃分子，学习兴趣多种多样，记者是我喜欢的工作。只要在报社工作，我什么都喜欢干。

1956年，东北石油一厂，青年焊工张福顺在工作。

1958年，四川绵阳农村某生产队为了创小麦高产超千斤纪录，种子、肥料的使用都超过往年，又怕麦苗倒伏，用绳子结网保护。

记者：那么后来又是如何去当摄影记者的呢？当时摄影是归美术部还是已单独成立摄影部？初创期中国青年报社有多少摄影记者呢？

铁矛：报纸创刊初期，摄影和美术合二为一设立美术部。我和潘英是最早干起摄影工作的。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学习图片编辑，到新华社选图片、编画刊，摄影采访还处在次要位置。

1951年10月前，我们报社还没有建立暗室，搬到海运仓后，才从照相馆请来一位李老师，专门冲卷放大。第二年，王裕量同志调进报社，我跟着李师傅学习暗房技术。报社小白楼三层拐角处两间小屋子面积还不到8平方米，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就有些挤，幸好当时任务不多。暗房距离男厕所仅二三米，冲洗照片就在男厕所手工操作。贾化民和李玉亭是在1953年初调入报社的。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学过摄影，也没有进行过培训，就以老贾为师，在工作中学习。1953年，洪克从山东青年报社调来，他曾在山东画报社搞过几年摄影，后来任摄影组组长。就这样，美术摄影部成员有十几位之多，是报社最大的部门之一。

记者：那个年代，照片在报纸版面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国青年报》的图片使用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铁矛：正常情况下，摄影还是以配合为主。编辑部需要摄影记者拍摄什么照片插图，摄影记者就去拍什么，摄影记者独立报道的新闻还是比较少的。图片在报纸上的作用，只是文字消息的配角，这并不奇怪。这是当时我国新闻界的普遍现象。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落后，自己不能制造相机，照相器材完全依赖进口，全国的摄影从业人员也较少，人们对摄影的认识，还仅仅局限于证据作用罢了。

《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指导方针有“字大画多”之说，所谓“画多”就是指图片和绘画美术两个方面。1953年，张黎群同志看到贾化民从鞍钢拍摄的照片时，提出好的照片应以新闻形式在第一版头条发表，这是本报在第一版发表大幅照片的起点。本报在第四版，常常出现时事类专题图片画刊。当时的画刊多用新华社发的照片，以后逐步以本报记者拍摄采访的新闻照片为主。由此逐渐搞出了《中国青年报》的图片特色。特别是从1958年起，本报第一版常常出现大照片，这在首都兄弟报纸上是独一无二的，引起了新闻界很大反响。

1956年贾化民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独自到西沙群岛拍摄的专题新闻画刊，被选入了《中国》大画册，是我国摄影记者首次到西沙群岛采访成功的例证。

1961年3月，古巴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到胡同采访。

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赛车比赛。

1965年，山西长子县农村妇女使用石磨磨面。

记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图片运用让很多摄影记者称羡不已。除此之外，还举办过有影响的摄影比赛，涌现出一批批知名的摄影记者，大概回忆下这些历史好吗？

铁矛：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摄影热”已见端倪。我们举办了以“80年代青年人”为题的摄影比赛，这在新中国成立后应该也是首创。征稿启事刊出后，反响强烈，来稿数量大增，我们一连举办了三届摄影比赛。之后，不少报刊也相继举办起名目繁多的摄影比赛。

在摄影比赛取得成功的基础上，1987年，报社与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电视台等联合举办评选“全国十佳摄影记者”活动。这种以新闻摄影作品来检验摄影记者的综合素质、新闻敏感度和抓拍硬功夫的活动，大大激发了全国摄影记者的积极性，也推动了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

在一连举办的三届（加上1998年共四届）“全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评选”中，本报记者郑鸣、贺延光、刘占坤、程铁良、柴继军、解海龙都榜上有名。在一次新老青年报人聚会的现场，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对我说：“我们报社的摄影部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话当然是对我们老一代摄影记者的安慰，“前人栽树”是事实，可“后人”也并没有在大树底下坐享其成，而是又创造了新的业绩，一代比一代强！当我回到摄影部，看到这些年轻有为的后来人，看到他们桌上的电脑，以及各种品牌型号的数码相机时，摄影器材的更新令我猛醒，时代变了！真快！

难忘的拍摄经历

《伟大的友谊》，北京，1957年

记者：在您的拍摄经历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铁矛：《伟大的友谊》这张照片不仅刊发在《中国青年报》的头版位置，还被印成宣传招贴，贴满大街小巷。这张照片有点儿故事。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泽东主席亲自去机场迎接，这是苏联国家元首初次来华访问，除毛主席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亲自去机场迎接，接待规格之高，前所未有。我勇敢地向社领导写了请战报告，要求参加这次第一线采访。我的报告被批准了。我非常高兴，之前从来没有近距离采访过毛主席。这也是我当记者以来唯一一次拍摄毛主席。

我全副武装地带了禄莱相机和闪光灯，外加一台徕卡相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南苑机场。当天报社派出了3名摄影记者。贾化民的任务是拍摄天安门广场和群众欢迎场面，洪克也在附近抓拍。在机场上，我在停机坪旁边守候，已经有多位摄影记者捷足先登。当两国元首互相握手、女青年向贵宾献花等场景出现时，记者们都争先恐后地拍摄。我也拍了不少镜头，但两国元首握手的照片，我赶上去时，已有些晚。紧接着毛主席陪同伏罗希洛夫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和群众队伍，摄影记者们都在互相簇拥中自然地形成了“一”字横排阵势。当伏罗希洛夫手持礼帽向群众致意时，场面热烈，欢迎仪式达到了高潮，但是转瞬即逝，大约只有几秒时间，我迅速地按下了快门。从我拍摄的那卷胶卷看，这个画面只有一张底片。而且我拍摄的位置，既不靠右，也不靠左，照片比较理想。这不是我的摄影水平比别人高明，而是我比较幸运，所处的位置起了决定作用。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一版头条右上角以大照片的形式刊登了这张照片。在当天所有首都报纸的第一版上，只有我这幅照片最好。

记者：照片大获成功后对您个人有影响吗？

铁矛：第二天，新华社摄影部编辑宣文杰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底片借给他们，说是要向外发稿。之前都是新华社给我们发稿，我们还从来没有给新华社发过稿。当时首都的多家刊物以及 1958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年鉴》都采用了这幅照片。上海和沈阳两地的人民美术出版社都用我的照片制作了大型招贴宣传画，营造气氛。

我有一张经过手工着色，简单装裱的《伟大的友谊》，上面清楚地写着“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铁矛”，这是2012年、2013年左右，晋永权（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在丽水的旧货市场里发现的。他当时买了两张，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其中一张送我做纪念。这应该是当年在上海做海报招贴时，从印刷厂流落到市场的。收藏界的人有头脑，估计是考虑到中苏关系，这张照片就成文物啦。现在几十年了还有它的价值所在。

《毛主席与几位元帅》，北京，1957年

当天我还拍了一幅《毛主席与几位元帅》，这幅只有我拍到了。不过，这张照片的拍摄纯属偶然。当天早晨9点多钟，苏联贵宾所乘的飞机还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的时候，聂帅就发现了目标，指给毛主席看。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聂帅，不知道他是哪位领导，只是聂帅手指的动态，让我及时地按下了快门。胶片冲出后，我仍然不清楚他是谁。直到新华社打电话来借我拍摄的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在一起的底片，我才想到请新华社同志帮忙鉴别。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这是聂帅。送还我的是复制底片，原底片被扣在了新华社摄影部，作档案资料保存。

1993年12月，毛泽东主席100周年诞辰纪念，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新华社编辑的大型画册《毛泽东》出版。新华社资深编辑刘东鳌要我去领取画册，说是大画册上选用了我的照片。我以为是《伟大的友谊》，没想到竟是《毛主席与几位元帅》这张。刘东鳌说：“画册中毛主席和其他8位元帅分别在一起的照片都有，唯独和聂帅的照片，只找到你拍摄的这一张。如果你的底片没有放在新华社的中国照片档案馆，我们怎么知道你有这张照片？可见你当时的稀里糊涂，却成了好事。”

《周总理和苏联少年》，北京，1957年

记者：除了这两张照片，我还从网上看到您很多其他的作品，其中还有一张周总理与苏联少年的照片。

铁矛：对，也是那次拍摄的。这是在等待苏联元首到达之前的一个小插曲。经验告诉我，要随时注意眼前重点人物的动向。我发现周总理在和一位手持鲜花的苏联少年谈话。当我和周总理视线相对时，他向我招手示意，我赶快走过去。总理问我：“你是哪个报社记者？”我回答：“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请你给我们拍张合影好吧，他是尤金大使的孩子，把照片给苏联大使馆寄去。”我回答：“一定照办。”随后立即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想法是，怕拍多了，胶卷不够，影响后面新闻的拍摄。回家路上，回忆起这件事时，我感觉很后悔。我怎么只拍摄了一张底片？如果有一人闭了眼，如何能把照片当礼物送出去！这些重要的外事活动，我竟然轻率地应对。我越想越感到后怕，心情十分不安。直到冲出胶片，看到人物眼神没有问题，我才放心了。8寸照片寄出后，我还收到苏联大使馆的感谢信。

这次拍摄我得到的启发是：太节约胶片是会耽误大事的，这类合影应该拍摄特写、半身和全身三个角度，才有把握和挑选的余地，如果给对方3张不同画面的照片，更会受到对方的喜爱。

记者：国内摄影师的作品你喜欢谁的呢？

铁矛：王文澜是年轻一代的，比我们长进得多。吴印咸是专科毕业的，我们哪能够有那个级别。沙飞更不用说，老摄影记者。侯波、吕厚民、吕相友是我们这一代的。我们这一代，干摄影其实很难。那时的器材不行，交通也很差，拍摄的条件都不好，专业学习的机会又少，就是靠“一股劲”在拼，不拍出好作品不罢休。现在摄影家设备条件都好多了，特别是数码时代，拍照很方便。他们的素质高，受过专业训练，好多人还通外语，比我们强得多。希望他们学习我们的“那股劲”，拍出更好的作品！

1982年，北京街头节日前的欢乐气氛。

1983年，北京延庆农民修长城。

铁矛，原名帖德茂，生于1925年8月，蒙古族，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946年毕业于陕西省商业专科学校。曾在无锡市青年文工团工作。1950年到团中央参加中国青年报社的筹建和创刊，担任摄影记者。曾任首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铁矛喜欢用简练的文字和图片互相配合，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地报道青年活动和先进人物。其代表作有《伟大的友谊》《毛主席与几位元帅》《周总理和苏联少年》《敢教日月换新天 —— 大寨青年的英雄气概》《毛主席迎接伏罗希洛夫》等。

内容节选自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

（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