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和皖南地区出席七大代表全部遇害”属于误传（上）_伍洪祥

原标题：“新四军和皖南地区出席七大代表全部遇害”属于误传（上）

蔡长雁

第694期

网络上流传一篇关于“新四军和皖南地区出席七大代表全部遇害”的文章，影响很大。文章宣称：“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赴延安之行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将他们全部杀害。”由于作者宣称“据档案资料记载”，所以读者诸君认为很有可信度，各大网站也多有转载。但经过安徽省档案局“新四军七大代表专案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此说并无档案依据，属于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笔者在课题组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定“全部遇害”确系误传，现解析如下。

一、“全部遇害”说法的来源与流传

凤凰网2010年12月1日编发了《中共七大：会期几次延后，新四军代表全员被杀》一文。其中有如下内容：“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的代表赴延之行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后关于“新四军和皖南地区出席七大代表全部遇害”的说法流行起来，

安徽省档案局对于发生在本省境内的这一历史事件当然高度重视，从2012年8月开始，抽调征集利用处专家组成课题组开展研究。

首先，课题组从凤凰网编发的这篇文章查起。经查，该文摘自《文史精华》2010年第4期，原标题为《中共七大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作者贺吉元是湖南省档案局退休干部。与贺吉元先生联系后，贺先生说是引用了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个材料，具体名称记不清了。课题组在网上多方搜索，又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现了《一波三折的七大筹备工作》一文，其中相关内容如下：“新四军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南方九省代表之后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全部遇害。”或许贺吉元先生的文章就来自于此，一般网站的文章，他也不一定引用。

该文发表于2005年第5期《党史博采》，作者哈战荣，是中国财经大学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多方联系上作者后，作者于2012年10月1日回复，这一材料来自《纵横》2003年第6期《伍洪祥徒步万里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一文，文章说：“1940年初，由七大代表组成的这支队伍又出发上路了，为了安全起见，新四军军部给这支队伍取名为‘参观访问团’，代表们下一步的目标是渡过长江，北上前往新四军在江北的根据地。”“伍洪祥说这一幕正是危险得很，后来他听说，新四军和皖南地区出席七大的代表一共有24位同志，在他们之后到达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全部遇害。”

该文的作者蒋伯英先生是原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联系之后，蒋伯英教授答复课题组：“在上世纪80年代，根据伍老口述撰写《伍洪祥回忆录》，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根据伍老口述记录，大部分未进行档案资料核实，少量核实过。24位七大代表全部被杀害的情况，只能作为参考。”

伍洪祥像

追查至此，很显然，“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七大代表全部遇害”的说法，并非真正依据档案，而是来自七大代表伍洪祥口述，伍洪祥本人也是道听途说，没有看到文献，没有亲身经历，甚至没有与相关当事人接触过。

伍洪祥是1939年11月在中共闽粤赣边省党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的，他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不久，就被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丁家山，南方各省（广东、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地区）七大代表共41人陆续抵达、会合。1940年1月19日，曾山向中央报告，南方各省代表在古大存带领下已经启程。1月20日，他们在新四军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直到12月26日下午，才全部安全到达延安。

实际上该网文所说的“新四军和皖南地区出席七大的代表一共有24位同志”，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说辞。

一是时间模糊。召开中共七大问题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但因各种原因，一再延期。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务必在当年9月1日前选出代表，并向各地分配了代表名额。1939年6月2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分配给新四军的七大代表名额是50名。网文说的新四军代表和皖南地区代表应当是这一次（1939年度）选出的，而不是其他时间选出的。

二是地点不清。新四军分布在华中各地，并不限于皖南一隅，长江北岸的代表赴延安，并不一定要先南渡长江集中再从皖南北渡长江，所以地点也需要交待清楚。

三是人数不对。1939年7月，新四军在云岭召开全军第一次党代会，也是新四军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会，会议选举了出席七大的代表共35名，其中正式代表25人，候补代表10人。中共中央东南局推选的代表共7名，其中正式代表5人，候补代表2人。两者相加，新四军和东南局总共代表应当是42人，因此不能笼统说“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24人。

二、“全部遇害”说法的史实来源

当然，伍洪祥听说新四军代表“全部遇害”，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子的事。梳理当时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最有可能的就是张云逸妻子过江被扣事件。

1940年3 月22日，国民党安徽省无为县保安第八团无理扣押由皖南赴皖东的新四军过路官兵20余人（其中有张云逸夫人韩碧、儿子张远之）。此后国民党安徽省地方当局将扣押的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昭铭等惨杀，将前往交涉营救的江北游击纵队宣传科科长田丰等人活埋。

张云逸大将与夫人韩碧

这就是张云逸妻子过江被扣事件，此次事件可能就是“新四军的皖南地区七大代表全部遇害”说法的史实来源。理由如下：

第一，从时间上判断，具有合理性。张云逸妻子过江被扣事件发生在伍洪祥等南方各省代表（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从皖南渡江北上不久，南方各省代表是1940年1月从云岭新四军军部出发的，他们出动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于1940年1月19日致电中央作了报告，并进一步说明，皖南和新四军代表将“候命集中出动”。在南方代表经过无为之后不久（1个多月时间），在无为就发生张云逸妻子被扣事件，这在时间上高度吻合。

第二，从地点来看，具有相同性，都是无为。张云逸之子张远之在《我和母亲韩碧参加新四军及被国民党关押的经历》中回忆：“由于日寇对长江的封锁很紧，几次渡江都因有日寇巡逻没能成功，不得不在兵站等待时机。直到1940年2月随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照铭（应为曾昭铭，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副团长，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3月22日护送张云逸家属等人前往江北指挥部途中遭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扣押杀害——引者注）同志等干部战士25人成功过了江。渡江后达到无为襄安附近，这里离我军驻地开城桥不太远，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水路。走陆路比较安全、不需要经过国民党的管区；走水路要经过国民党设在襄安附近的哨卡。当时因考虑到同志们经过一夜的渡江和行军比较困乏，就决定走水路乘两艘小木船前往，这样大家可以得到休息。下午，当船行到襄安附近遇到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一个哨卡。哨兵叫我们的船靠岸，要对我们进行检查。在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下，我们是带有国民革命军的正式护照的，当时不了解江北我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已经相当激烈，多次发生扣捕和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家属的事件，已达到公开反共的程度，认为只要给他们看一看证件就可以通行，所以就将船靠岸。开始只是两个哨兵对船进行检查，不一会儿，哨卡里的国民党兵大约有一个排出来占据了岸边工事，我们的小船就在其火力控制之中。曾副主任立刻派人到襄安进行交涉。记得是丁副官带两个同志一起去的。他手里拿着手榴弹，随去的同志也带有短枪前去谈判，如果敌人动硬的就拼到底同归于尽。我们在船上等了一段时间，回来的同志说，交涉的结果是不能放行，曾副主任决定亲自找他们的上级据理力争。我们随曾副主任离船到了襄安镇，这里是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驻地，进去以后发现已陷入狼窝，没有可能离开了。”

第三，从遇害人数看，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张远之的回忆还说：在无为襄安镇，“国民党收缴了我们的武器，把我们25个人关押在一间大房子里。两天以后，保安八团派一个连把我们押送庐江（广西军一七六师驻地）。白天三个兵押一个人，长长的队伍，走了一天没有到，连夜赶路。夜里下起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队伍乱了。我们的同志都走到了一起，押送队伍的头头让曾副主任骑着马，他紧紧牵着马，其他人都顾不上了。这天夜里，江北指挥部派往军部领军饷姓徐的干部（外号五指并拢）带着他领来的三万元军饷机警地逃脱了。事后听说他返回部队的途中曾遇到土匪，但他巧妙脱身带着三万元军饷回到部队。在襄安的时候国民党只收缴了我们的武器，但到庐江以后，把剩余的四万元军饷及私人物品都收缴了。我母亲的一个金戒指也被收走了。在庐江，国民党将干部、战士分开关押。曾副主任、丁副官、毛排长等几位排以上干部和我们母子关押在一起。此时同志们凭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对敌人残酷性的了解，已经意识到敌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记不清是那位同志做了一个手势，告诉大家敌人要将我们活埋（不知道活埋的手势如何表现——引者注）。曾副主任，这位经过内战、长征的老干部，深知敌人的残忍，估计到自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他想也许我们母子有可能出去，就将他身上的一支派克钢笔送给了我（此笔我一直珍藏着）。几天以后，敌人将我们母子押往桐城（广西军一三八师驻地），单独关押在一间小房子里。从那以后直到解放后都没有曾副主任和这些同志的音讯，肯定是被残暴成性的国民党杀害了。”

张远之和他妈妈被辗转关押约半年之后获释，加上之前逃走的领军饷的徐姓干部，此次事件共3人生还，其余22人传说被杀，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田丰前往交涉遭坑杀，这样共23人被害，几乎与伍洪祥回忆的“24人”惊人的一致。

在此事件前后，安徽无为再无类似事件发生，故此事件实为“全部遇害”事件的蓝本。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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