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亡的历史反思_经济

原标题：明朝覆亡的历史反思

一、明初埋下覆亡的祸根

明朝统治时间长达277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次于唐朝的第二国祚绵长的统一王朝。这个王朝最终却亡于李自成的农民军，随后由于清军入关，出现了明清易代的朝代更迭。对于明朝的覆亡，学术界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实，如果细加深究便不难发现，对明朝的倾覆，晚明乃至南明诸帝，固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祸根早在明朝建立之初即 深深地埋下。这就是明太祖高度强化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 明太祖朱元璋

面对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凋敝残破、社会动荡不安的严峻局面，明太祖按照“权不专于一司”“事皆朝廷总之”（《明太祖实录》卷 129、239）的原则，对国家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地方，废除总管一省行政、军事和司法监察大权的行中书省，分设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分管行政、司法监察和军事。三司彼此独立，又互相牵制，皆直属朝廷指挥。在中央，撤销总揽全国行政的中书省，废除丞相，以六部分理庶政，直接对皇帝负责。军事与监察机构，也都进行相应的改革。经过改革，全国的行政、军事和司法监察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皇权空前膨胀，君主的专制集权发展到新的高度。

明太祖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样的制度可以确保自己“躬览庶政”，防止皇权旁落。他还特地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朱元璋：《皇明祖训》序）后来继位的皇帝，无不固守这种“ 祖制”，直至明亡。

尽管后来明成祖正式建立了内阁，明宣宗又授予阁臣代皇帝草拟答复大臣奏章的“票拟”权，但内阁既没有官属，也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也不得相关，它不过是皇帝的秘书、顾问班子。尽管明宣宗还授予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对内阁的票拟进行朱批的“批红”权，但宦官代行的只是“手”的功能而非“脑”的功能。 他们只能按皇帝的“圣意”行事，不得掺杂自己的私意。可见，内阁与司礼监都是辅佐皇权运行的机构，旨在强化而不是削弱皇权，并没有改变君主专制集权的本质。

△ 明朝中央集权图解

如此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带有明太祖个人猜忌多疑的性格烙印，但归根到底乃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发展以及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产物，含有某些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因素，对明代特别是明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第一，它使明王朝得以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牢牢地控制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能够迅速平定割据势力和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叛乱，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的卷土重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外能够有力地抵御倭寇的骚扰，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

第二， 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使明王朝在其前期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使明代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超过了宋元时代，为明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并向世界延伸，进而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明王朝不仅得以大力兴办教育，推行科举，而且还凭借手中掌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办许多规模宏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工程，如营建中都、南北两京、皇陵、十三陵、显陵以及南京大报恩寺、湖北武当山宫观等为代表的庙宇宫观，修筑长城，修建自北京通往东南西北各地的驿 道干线，治理大运河和黄河，编纂《永乐大典》和众多的史志、佛藏、道藏，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但是，明代高度强化的皇权如同以往的历代皇权一样，既不能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也未能消除封建统治的种种痼疾。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这种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便日益显著地暴露出来，最终导致明朝覆亡。

二、高度的君主专制集权致明朝覆亡

明中期以后，社会生产继续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白银实现货币化，农村经济日趋商品化，市镇经济骤然勃兴，在农村出现了经营地主，在城镇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国内市场已从区域性市场转变为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并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大量白银滚滚流入中国，经济结构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

△ 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迅猛，但在官僚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经济领域的变化，诱发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追求财富、崇尚消费、尊卑失序、违礼越制、标新立异、开放不拘成为一股新的社会风尚。处于独尊地位的程朱理学受到严重的挑战，阳明心学与经世实学勃然兴起，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 、财富观与政治观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到明后期，明代社会已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在国外，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 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世界市场的雏形初具规模，全球化的趋势初露端倪。陆续东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不仅到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葡萄牙人还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租居澳门。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则在天启年间分别侵占台湾的南北部，经过一场激烈的火并，荷兰人击败西班牙人，于崇祯十五年（1642）独占了我国的台湾。

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明中后期的皇帝仍然恪守祖训，以不变应万变， 固守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不作任何改良与变革，不论是嘉靖革新还是隆万改革，都不曾触及政治体制问题。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集中爆发出来，导致明朝统治大厦的轰然倒塌。

首先，不受监督的皇权空前膨胀，无法保证明帝国航船的正确航向。全国的行政、军事、司法监察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军国大事的决策全凭他的个人意志。这就要求皇帝具有高度的智慧、深邃的眼光、开阔的视野和驾驭群臣、治国理政的才能。但是，明太祖制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嫡长子制。皇帝的嫡长子立为皇太子，作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其余诸子悉皆封王。如果皇帝死后没有子嗣，则按“兄终弟及”的原则，从众藩王中选择其同父之弟继位。皇太子们从小生长于深宫之中，缺乏像明太祖、成祖那样长期经历政治与军事斗争的 实践，很难具备治国理政的经验，相反却极易受到周围宦官的蛊惑和诱导，不是沉湎酒色，就是贪财好货，或是沉溺佛道，追求长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将国家社稷的安危抛之脑后，变成昏庸透顶的君主。

△ 明初期分封诸王图

分封制的实行，赋予藩王众多的经济特权，“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张廷玉等撰：《明史》卷 82，《食货志》），更谈不上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历练，而优裕的寄生生活又必然导致他们的腐朽没落，变成一无所长的废物。这样的皇太子和藩王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自然难以自如地驾驭皇权。如果是幼龄继位，更容易导致权臣与宦官的专政，而使皇权旁落。明代以前，丞相之设，多少限制皇帝的过分集权， 并对皇帝起着助手的作用。“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皆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丞相罢而不设，皇帝高度集权，明朝的航船只能听凭这些腐朽无能的庸主昏君的意志，驶向黑暗污浊的深渊而为滔天巨浪所倾覆。

其次，君主的绝对专制，以天下奉一 人，必然导致朝政的腐败。君主与臣工的关系，只能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文官武将只能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按“圣意”办事。在官场中也就只能根据等级权力，看上司的眼色行事，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因循守旧、推诿卸任，隐瞒欺骗之风必然盛行起来。官员的任免升降，取决于皇帝和长官的好恶，势必任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官员一朝邀恩得宠，也势必肆行无忌，滥用特权，拉帮结派，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正直的官员不屑于同流合污，群起反对，又势必形成激烈的党争，使朝政变得更加混乱。同时，君主越是专制，就越是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又而设一事以防其欺。”（《明夷待访录·原法》）

如此一来，衙门势必越设越多，官职势必越设越滥， 官僚机构日趋臃肿，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到明中后期，全国的官员多至十万上下， 宦官十余万，厂卫特务十余万，形成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人浮于事，既层层掣肘，又互相推诿，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这更为吏治的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到明朝后期，官僚政治的种种腐败现象，便如大河决堤一般泛滥起来。朝政败坏，军政废弛，赋役征敛繁苛、国家财政破产，土地高度集中，自然灾害频发，经济文化横遭破坏，民变与兵变迭起，边疆危机日益加剧。这种政治的黑暗腐败，正是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强化的必然结果。

△ 明朝内承运库银锭

最后，君主的绝对专制，又势必导致 财政的崩溃。君主的绝对专制，使全国的财政大权集中于一人之手，经济政策的制定由其拍板，财政的收支也由其支配。这种体制，必然导致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界限的混淆。明朝初年，户部所设的内府十库，既是中央政府的国库，也是皇帝的私库，“公”私不分，混同开支。后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于正统七年（1442年） 在北京户部设立太仓银库 ，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户部设立银库，此后太仓银库就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内府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政府收支与皇室收支基本分开。

但在皇帝的心目中，全国的土地和所有的赋役收入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不仅内府就连国库都是皇帝的财产。如明神宗声称：“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申时行：《召对录》）到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皇帝的私欲日益膨胀，生活日趋腐化，不仅纵情声色，而且大兴土木，滥施赏赐，大肆挥霍浪费，造成内府支绌，于是便向国库伸手，化国为家，甚至派遣宦官直接向工商业者进行搜刮，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满足皇室的贪欲，自明中期起， 皇帝不仅大肆扩大皇庄的规模，而且大量赏赐给藩王、公主和勋戚田土，助长兼并之风，导致土地的高度集中，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与此同时，由于战事频繁，军费的开支日益扩大，加上宗藩人口的不断膨胀，禄米的数额迅速扩增，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皇帝更是不顾百姓的死活，屡次下令向农民加派田赋，而不肯动用内府的储积，从而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激化。明王朝的统治大厦在农民起义军与清朝八旗兵的两面夹击之中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终于被农民军冲垮。继起的几个南明政权，虽然联合农民军的余部展开抗清斗争，但最后还是无法挽救明王朝覆亡的命运，从而打断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三、明亡的历史启示

明朝的灭亡，距今已过去 368 年，但现今人们回首往事，仍可从中获取许多深刻的启示。

第一，政治体制必须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实行与时俱进的改革。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形态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则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明太祖制定的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与明初封建地主经济主导的自给自足的单一农业经济是相适应的，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明太祖认为这种体制可以千秋万代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要求他的子孙“一字不可改易”。而他的子孙未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死死抱着祖制不变。到了明中后期，当西方殖民者开始染指我国沿海地区，国内的经济结构也正由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在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之外，出现经营地主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国内市场已向国外延伸，并开始融入世界市场之时，这种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显然已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其最终的崩解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

第二，经济政策必须根据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明初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向农民征派田赋和徭役。为了维护小农的简单再生产，又实行“ 重本抑末”“ 重农抑商”的政策，以求达到维护明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在明前期，这种经济政策确实收到显著的效果。但到明代中后期，国内外经济形势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朝廷却只对传统的经济政策稍作微调，于隆庆年间开放海禁，在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时推行 “一条鞭”法，部分摊丁入亩，未能对经济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既没有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制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制并举从而堵塞了多种税源、无法缓解国家的财政困难，也没有实行保护与扶植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相反，却在万历年间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对工商业者进行残暴的掠夺，使各地的工商业惨遭破坏。更没有看到经济逐渐全球化的新形势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继续坚持局限于与周边国家保持朝贡关系，未能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从而使中国错失了走向世界快速发展的一次机会。

△ 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分布图

第三，解决民生问题是维护社会安定 的关键所在。明朝建立之初，贫苦农民出身的明太祖即提出“ 安民为本”的主张，说：“ 为政以得人心为本 ”，“ 人安则国安”。（《明太祖实录》卷174、49）为此，他又提出“ 藏富于民”的主张，说：“ 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 “ 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明太祖实录》卷176、250）。因此，他极其重视民生问题，在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实行轻徭薄赋、均平负担、惩治贪污、抑制豪强，并建立对灾荒及孤寡病残 贫民的救助体系，从而促使社会迅速走向 安定。此后继位的几个皇帝，大多也比较 重视民生问题，所以明前期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但到明中后期，许多皇帝的贪欲却 因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而无限膨胀，既享 乐腐化，又贪财好货，不仅不断向国库伸手，化国为家，而且滥施赏赐，助长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导致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贫富的两极分化。

随着国家财政的日见支绌，由于未能 实行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向多种税制的转变，明廷便不顾农民的死活，拼命加重田赋的征派。据统计，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崇祯十二年（1639），前后累计增派饷银近两千万两。田赋加派之外，还有杂税加派、地方私派、官吏暗派，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大大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阶级矛盾于是空前激化，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广大农民，只能揭竿而起，终于把黑暗腐朽的明王朝送进了坟墓。

作者陈梧桐,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本文摘编自陈梧桐《明朝覆亡的历史反思》，原载《博览群书》2012年第11期。

本期编辑：佰强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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