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铮强·寻宋︱杭州表忠观碑：苏轼被“退稿”_黄龙洞

时间：2020-03-24 10:18:08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吴铮强·寻宋︱杭州表忠观碑：苏轼被“退稿”

眉州三苏祠苏轼塑像

苏轼遗迹（曾晓祺绘）

（一）约稿，稿成，却不见入石

二十年了，有件事一直纠缠着苏轼。

熙宁十年（1077），知杭州赵抃向朝廷打报告，为纪念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的功德，申请将杭州龙山（今玉皇山）下荒废的佛堂妙因院改为道观，以管理、维护钱氏在浙江各处的坟庙。报告获得批准，道观赐额“表忠”。赵抃又邀请曾通判杭州的苏轼撰并书写碑记。元丰元年（1078）八月十三日，徐州黄楼建成的第二天，苏轼的碑记一挥而就——赵抃的报告及朝廷的批示被全文照录，然后加上苏轼创作的四言铭文，这种文笔还受到王安石的夸奖，而墨迹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楷帖《表忠观碑》。

于是人们以为，杭州从此有了一座表忠观，《表忠观碑》刊石立于其内。但绍圣年间（1094-1097），苏轼贬谪惠州时，曾写信给杭州的僧人道潜（参寥），说：

《表忠观记》及《辩才塔铭》，后来不见入石，必是仆与舍弟得罪，人未敢便刻也。

如此说来，苏轼在世时，《表忠观碑》是否刻石，大有可疑。

现在出版的字贴，总以为《表忠观碑》初刻元丰元年，毁于元祐党禁，或称“后来不见入石”指苏碑毁后不得重刻。其实元祐党禁指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等人立“元祐奸党碑”，苏轼去世两年后的崇宁二年（1103），才在下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及《后集》印板”的同时，“有旨天下，碑碣牓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苏轼在绍圣时说《表忠观碑》“不见入石”，崇宁年间自然无从“除毁”。

杭州龙井寺辩才（元净）法师圆寂于元祐六年（1091），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时，苏辙也失势出知汝州，《辩才塔铭》“不见入石”或许是时间上不那么充裕。但《表忠观碑》撰成将近二十年，元祐四、五年（1089、1090）苏轼自己出知杭州，怎么可能“人未敢便刻”呢？

此中蹊跷，说来话长。

惠州东坡纪念馆苏轼题刻

（二）缺钱，苏轼解囊相助钱道士

元丰元年（1078）八月是苏轼在知徐州任上撰并书《表忠观碑》的落款时间。第二年初苏轼改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任，七月二十八日因乌台诗案被拘押入京，知湖州前后不足百日。在湖州，四月苏轼拜谒了文庙及诸庙，以宣扬教化并祈祷神明保佑一方。五月，端午节苏轼游遍诸寺，登飞英塔，又往弁山（卞山）黄龙洞祈晴。

2015年3月13日，由时任湖州师范学院教授的周扬波兄及诸乡贤作陪，我与老沈寻宋于湖州，行程也由周教授精心调整：胡瑗墓—铁佛寺—飞英塔—月河街—子城遗址—府庙—大小玲珑山—弁山黄龙洞—霅溪。湖州寻宋十分尽兴，我与老沈均作游记，其中飞英塔是南宋原物，1988年全国重保，苏轼所谓“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之处。妙趣横生、印象最深则是苏轼曾经祈晴的弁山黄龙洞之行，游记载：

游览完府庙，往衣裳街用餐，先后食得丁莲芳千张包、周生记大馄饨，又购得诸老大购粽子、震远同点心以为纪念。遂驱车接文保所陈先生、莫君等同往弁山黄龙洞。车上周君向陈先生询问叶梦得石林精舍遗迹所在，陈先生告知在大、小玲珑山之间，太史湾村之中，但踪迹全无，恐难寻访。周君深以为憾，因畅谈寻访夙愿及研究叶梦得之心得，车中一时兴奋，行至弁山脚下，才想起相约同行的钟画家尚在市博物馆。于是折返接上钟画家，顺便改道路经太史湾村，大、小珑玲山正在公路两旁。

弁山出产的太湖石以皱、瘦、透、漏闻名，是宋徽宗花石纲的主要来源，自宋以来不断采挖，大、小珑玲山早已变成湖泊。此处也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者李心传墓地所在，太史湾因李心传得名，民间讹传“太史”为太史慈。在曾经是大玲珑山的湖边，据说可以捡得宋砖、宋瓷。

黄龙洞离太史湾村不远，曾有公司开发旅游项目，周君10年前曾率学生考察。景区现已荒废，1966年发现的石灰岩溶洞黄龙宫大门紧锁，黄龙洞摩崖在丈人峰山顶，因罕有人迹，山路早被杂树覆盖。在文保所莫君率领下，一行人顺利攀登。摩崖中“黄龙洞”三个楷体大字相传为黄庭坚所书，又有绍定五年（1232）周弼及嘉熙二年（1238）程公许题记，“黄龙洞天”四字是明朝四十三代汉嗣天师张宇初题写。丈人峰背后即是黄龙洞，洞若巨井，深约40米，唐以前称金井洞。汉晋以来此处即是官民祈雨祷晴之处，宋人周密记载，“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宅。居人于云气中每见头角，但岁旱祷之辄应”。苏轼有诗《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吴兴连月雨，釜甑生鱼蛙。往问卞山龙，曷不安厥家……寄语洞中龙，睡味岂不嘉……”众人围在洞口议论苏轼祈祷之时当有投龙简等投入洞中，不知今日是否尚在。其实2012年即有民间探险队绳攀至洞底探险，详情可参见网文《探秘黄龙洞深处》。下山时，钟画家所得颇丰，有废弃鸟巢、奇形藤杖、山顶青苔等物，陈先生亦觅得古生物牙齿化石，可谓满载而归。

湖州飞英塔

湖州黄龙洞及“黄龙洞”摩崖

就在黄龙洞祷晴的同月，苏轼还接待了从杭州来募捐的道士钱自然。钱自然道号通教大师，是吴越国王钱鏐的直系子孙。元祐年间苏轼任知杭州，查阅档案才发现，当年赵抃提出改建表忠观并让钱自然住持，其实是有缘由的。赵抃给朝廷的报告在十月，之前的七月，钱道士提交一份申请，要求将杭州代管钱氏祖产的租赁收益每年一千三百五十四贯，划拨给他用以修葺钱氏“诸处坟庙”。他算了一笔账，修葺工程预算“工料价钱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十九文”，需要连续划拨九年“方得完备”。赵抃显然因为钱道士的申请，才向朝廷打了份报告，但报告中并没有提钱的事情。结果钱道士成了表忠观住持，但修坟庙的经费没有落实。

苏轼哪里知道事情这么复杂，他还以为钱道士要为《表忠观碑》感激他呢，一见面就问：表忠观完工了吧？

没想到钱道士说：还没呢，杭州去年收成不好，没人愿意捐钱给我修建道观。

苏轼觉得好奇怪，他印象中杭州人最喜欢花钱搞些迷信活动，所以他相信今年杭州丰收，修观预算应该不成问题：异哉！杭人重施而轻财，好义而徇名，是不独为福田也，将自托于不朽。今岁稔矣，子其行乎！

不过钱道士还是厚着脸皮让苏轼捐钱，因此苏轼作诗送他回杭州，诗的后四句是“凄凉破屋尘凝座，憔悴云孙雪满簪。未信诸豪容郭解，却从他县施千金”，就是说苏轼想办法从湖州帮钱道士筹集了一千贯的建观经费。

杭州并没有把钱氏祖产收益拨给钱道士，苏轼的一千贯钱解决不了问题，等今年收成好了再向杭州民众募捐也不靠谱。更致命的是，钱道士回杭不出两月，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拘押入京。当时的知杭州邓润甫是重要的变法派官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抵制新法的罪官苏轼撰碑的表忠观修建起来，钱道士上善若水、道法自然，恐怕只能搁置建观事宜。

明刻《表忠观碑》

（三）经今十四年，表忠观既未成就

乌台诗案的结果，苏轼免罪，但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苏轼在黄州四年有余，杭州的表忠观仍未建成，引起钱氏后人强烈不满。元丰五年（1082）三月十八日，以皇城使钱易为代表的一批钱氏后人直接向朝廷打报告，要求杭州归还钱氏祖产，以便筹资修葺各处钱氏坟庙。朝廷的批复，同意杭州每年从一千三百五十四贯的钱氏祖产收益中，划拨五百贯给表忠观。

冈东坡赤壁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开黄州，本来是转任汝州团练副使。一路游山玩水，元丰八年（1085）正月抵达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打报告请求在常州居住。三月，宋神宗突然去世，苏轼获准居住常州。五月抵达常州，六月却起知登州。十月抵达登州，又以礼部郎中召还朝廷。十二月抵京，元祐元年（1086）九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次苏轼在京留任三年有余，经历了司马光尽除新法及其去世后反变法派内部的纷争。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请求外任，四月授任知杭州，七月抵杭，度过了相当充实自在的一年又八个月。

然而，元祐六年（1091）正月二十六日，苏轼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二月初四日除翰林学士承旨，二月二十八日以知制诰召还。对于这次入京，苏轼内心是抗拒的。他早已厌倦朝中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上状辞免，请求外任。他说弟弟苏辙就在朝中任职，他的任命恐怕不符合当朝宰相的意愿，兄弟同时入朝必然招惹猜忌。

辞免请求没有获得批准。回顾这次知杭，苏轼留下苏堤、三潭印月、六一泉等著名景点，成为千古风流杭州西湖的精魂。但离杭之际，表忠观成了他的心头事。其实除授吏部尚书那天，意识到可能会离开杭州，苏轼给钱自然道士及知越州钱勰寄去两壶酒并附诗（《闻钱道士与越守穆父饮酒，送二壶》）。二月二十八日上状辞免的同时，他另上一道《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苏轼详细回顾为表忠观筹款的整个历程：熙宁十年钱自然请求拨款修坟庙，同年赵抃提议改建道观，元丰五年钱晖请求归还钱氏祖产，朝廷只批准每年拨款五百贯，到他离开杭州时九年，总计“支得四千五百贯”，尚不足钱自然预算的一万二千余贯的一半，以致“经今十四年，表忠观既未成就，诸处坟庙，依前荒毁”，因此苏轼申请将钱氏祖产每年一千三百余贯收益全部拨给表忠观。

杭州六一泉

（四）“退稿”，杭人送到《表忠观碑》

苏轼离杭时提出的申请获得批准。但回京仅三月，元祐六年（1091）九月苏轼再次外任。元祐七（1092）年九月再次入京，次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苏轼厄运再次来临。到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已贬至惠州。

这期间，林希、王存、陈轩先后知杭州。林希曾为苏轼修筑的长堤题写“苏公堤”，苏堤由此得名，但后来起草了贬斥苏轼兄弟的诏令，被讥为反复小人。王存与苏轼关系不错，在任时苏轼已被贬出朝廷。至于陈轩，曾遭苏轼弹劾。他知杭州时，苏轼已贬至惠州。可能在绍圣二年（1905），苏轼写信给杭州的道潜，提到“《表忠观记》及《辩才塔铭》，后来不见入石，必是仆与舍弟得罪，人未敢便刻也”——这封信恐怕没有逃过陈轩的眼睛。

不久，苏轼在惠州，给已经几十年没有联系的表兄兼姐夫、时任广东提刑的程正辅写信，其中提到：

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老兄请挂之高堂素壁，时一睨之，如与老弟相见也。

这时距苏轼离开杭州不过四年，钱自然修表忠观的经费还没完全到位。估计陈轩不想看到苏轼《表忠观碑》有刻石的一天，所以“杭人送到《表忠观碑》”，恐怕是陈轩故意派人将苏轼的原作寄回——哈哈，苏轼被退稿了，然后转手送给表哥。

到了南宋，宋高宗提出“最爱元祐”，表忠观在绍兴年间（1131-1162）终于修成，《表忠观碑》也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首次刻石，这时苏轼已去世58年。表忠观在淳祐（1241-1252）、宝祐（1253-1258）、咸淳七年（1271）年间多次重修、扩建，宋理宗还赐田三百亩。咸淳这次扩建，“改创三清大殿，而即殿之故址创五王庙，栋宇宏丽，像设森严”。不过这样的辉煌延续了不过五年，元兵进入临安时，表忠观被毁，碑则移入太学。

南宋刻碑四石八面，明代尚存。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浙江总督胡宗迁将表忠观迁建于涌金门外，又称钱王祠，杭州知府陈柯重刻《表忠观碑》立于其中。此后宋刻湮没，清乾隆四年（1739），杭州府学教授余懋棅掘得宋刻第一、四石，乾隆五十九年（1794）余懋棅重修表忠观时将南宋残碑移入，民国时又掘得第二石十碎片。1958年钱王祠废墟被利用为动物园，1975年动物园迁址时南宋残碑失踪，明代重刻则被移入杭州孔庙。2002年，明刻《表忠观碑》第一、二、四石在孔庙重新寻获，2003年杭州市政府重建钱王祠后重新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