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脱党之谜（上）_地主

原标题：叶挺脱党之谜（上）

蔡长雁

微信版第385期

众所周知，叶挺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脱党，直到抗战开始后，亲赴延安，表示接受党的领导，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接受党的领导但没有入党）。但对叶挺脱党的原因经过大多语焉不详。比如，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关于叶挺脱党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这是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

1937年11月叶挺为组建新四军事宜亲赴延安，在欢迎晚会上，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很不平坦的。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好同志倒下了，也有个别叛变了。坚持下来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大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对自己脱党那一节没明说，只是用“爬山中途折回”来比喻，也没有解释半途而返的原因。

本文将新发现的相关零星史料进行了分析排列，希望能解开叶挺脱党之谜。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中共组织的农运、土地政策有不同意见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其政策可概括为没收包括地主在内的一切有产者的财产（包括土地），在农村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但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政策并不适当，果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就宣布停止苏维埃运动，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大家都没有经验，究竟应该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党内争论不休。叶挺当时无法参加党内的高层争论，但他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这可以从他处理“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即反动地主武装进攻广东省高要县岭乡农协）的手法看出来。

广东省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农民运动开展得也早，北伐战争开始前，广东省农民协会的会员达647766人，占全国农协会员总数的66%。其中，以彭湃领导的海丰县和周其鉴领导的广宁县为全省之冠。据1926年5月统计，广宁县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66122人，占全省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10.5%，会员人数仅次于海丰县列全省第二位，当然地主对农民的反抗，也必然要从农民运动最火爆的地方开始。

1926年1月3日，高要、德庆、广宁等县大地主集中民团500余人，向高要县的农会进攻，先克岭乡第一区农协会。第二区农军及广宁第十六区农军各百余来援，4日，高要各区协会农军来援，但至5日，德庆、广宁、高要等地民团3000余将农军包围，农军死伤百余后突围，第一、二、三区被民团所占，三区所有房屋被焚毁，财物被掳一空。 这就是“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7日晨，农协派人到肇庆城向高要县第一区区党部报告，党部通电救援。8日，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大会决议，就近命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即叶挺独立团前身）会同国民党高要县县长率部“驰往弹压查办”。10日，周士第率第一营与县长李炯率领的县游击队赴高要县岭乡，与省农会西江办事处主任周其鉴一道召见地主豪绅，强迫他们具结了“解散民团和不再进攻农会”的保证书。

但部队撤走后，地主豪绅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面对西江农会的危难处境，周其鉴多次报告，要求解决问题。22日，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议决组织绥缉委员会处理“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29日，绥缉委员会成立，会议推选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团长叶挺为主席。2月15日，叶挺率绥缉委员到达高要县，传各大地主到案讯究，各大地主不听， 并致信叶挺：“要我赔银一事，不在望矣。战亦亡，不战亦亡，何不一战而亡。”遂向叶挺部进攻，经3月5日伍村一战，叶挺率第二营击溃民团进攻。 8日，叶挺调集第三营赶来伍村与第二营协同，向地主武装大本营罗建村进攻，逼迫其投降。 派另一部进攻地主民团盘据的云洲村，民团弃村溃逃。 战后捕获反动地主民团祸首，缴其枪械并勒限遵交罚款赔偿，大地主一致遵令，“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遂告解决。

显然，叶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在农村搞激烈阶级斗争，大开杀戒，而是“缴其枪械并勒限遵交罚款赔偿”，这是一种调和阶级关系的手法。但叶挺在广宁的这一做法，被中共认为“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

处理此案后不久，叶挺即率部参加北伐，进入湖南后，发现农民运动因北伐军的到来迅速发展起来，轰轰烈烈，遍地开花。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的女婿被要求捐巨款，谭氏闻之忙托人说情。“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至于“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毁庙宇、打菩萨、逼寡妇改嫁、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上去踩踏的做法，使湖南农民运动一发不可控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此不满。而农会不让本地粮食外运，以保证当地能买到价格便宜粮食的“谷米阻禁”政策，“无异于切断了经济的动脉”，阻碍了商品的市场流通，经济凋敝，生产无以为继。

对此，叶挺也有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不能这样开展农民运动，这会破坏北伐”，所以当农民运动领袖来请领指示时，被他拒之门外。

叶挺是中共党内较早以实际行动对党的土地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随后党内外很多同志都公开提出了对党的土地政策的不同意见。老共产党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11-12月)时曾公开提出要修正中共土地革命政策。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因为谭平山还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就亲到湖南农民运动第一线考察，回来后在1927年5月发出布告，宣称“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需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 谭平山害怕“大规模的征发没收”会导致“商业全停，秩序混乱”，“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也易“引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徐特立和周恩来都认为谭平山的担心不无理由。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报告，认为统一战线有破裂的危险，原因之一就是党的政策太“左”了，为了挽救统一战线不致破裂，提出了党外防止右倾党内反对“左”倾的意见。

党外反对者中，最重要的算宋庆龄和邓演达。他们俩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坚定维护孙中山制定的政策，遵从孙中山的土地主张。孙中山并不赞成苏俄《土地法令》那样激烈的土地革命办法，他在1923年10月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名义颁布了一个《广东田土业佃保障条例》，基本思想是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保障田主和租佃者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和教育农民，逐步改变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耕者有其田”，就是宋庆龄和邓演达基本的政治纲领。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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