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古中国：杨朱、炀帝及杨氏后人们的杨岐山寻龙之旅（三）_袁州

原标题：神秘古中国：杨朱、炀帝及杨氏后人们的杨岐山寻龙之旅（三）

神秘古中国：杨朱、炀帝及杨氏后人们的杨岐山寻龙之旅（三）

《太平寰宇记109卷.江南西道七.袁州》：“炀岐山在县北六十里，炀帝曾经此山，因此为名。有炀帝坛，见刘禹锡文。”《舆地纪胜.卷28.江南西路.袁州.景物下.杨歧山》：“山下有普通院及隋炀帝坛。”明朝正德年间《袁州府志》：“炀帝庙/邑北七十里杨岐山下。”

在这其中，产生了一系列令我非常好奇的问题。

其一

从开皇八年末到九年初的这几个月，当初的晋王广，应该是不会来这里的。那个时候，袁州尚非隋王朝势力所及之处。那么，隋炀帝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样一个地方？隋炀帝为什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其二

《昭萍志略》：“尚崇年，辽东荫生，康熙间知萍乡。......尝至杨岐山，见隋炀帝坛，命毁之。”尚崇年为什么要毁掉隋炀帝坛？炀帝庙和隋炀帝坛，原址建于何处？至今，既不见隋炀帝坛，也不见炀帝庙。隋炀帝坛和炀帝庙，是否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

其三

《隋书》：“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尝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象功德而歌儛焉。”隋炀帝几乎就是隋王朝末代之君，其下不过傀儡，影响力不及边区。于此边区立庙，不可能是朝廷所为，也就是说，是民间自发之举。

民间自发立庙，在古代其实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隋书》：“裴肃，字神封，河东闻喜人也。......炀帝嗣位，不得调者久之，肃亦杜门不出。后执政者以岭表荒遐，遂希旨授肃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岁馀，卒，时年六十二。夷、獠思之，为立庙于鄣江之浦。”

上栗县桐木镇楚山与鸡冠山乡，古代同属萍实里。现今桐木镇楚山村，有着原址重建的专事拜祭楚昭王的楚昭王庙。韩愈曾任袁州刺史，亲见其庙，并赋诗一首。

《题楚昭王庙》韩愈

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

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

楚文化，是巫文化的延伸与发展，极其迷信。发展到后来，一个几万人的乡镇，到处是祠堂和庙宇。

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尼姑，或者一个不知道哪门哪派的修道与修仙的人，在这死了。原本死了就是道行不高的确证。若是道行极高，何不御剑飞行？何不白日飞升？何不鸡犬升天？在本地，却很快就为他（她）专门建个庙宇，祭拜之人常来常往、络绎不绝。至于帝王，那固然是神魂圣杰，哪怕仅仅到此一游，只要给他建个庙宇并搭个台子时常祭拜，便必然要护佑众生。其核心逻辑是：你在世帮了我们，死了，只会更加的强大，更会帮我们。昭王庙和楚王台，所证明的是，楚昭王确曾到此一游。然而，与楚昭王庙类似的事物，在萍实里，竟然还曾有过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竟然是专事祭拜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

要知道，这一类的事物，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经历过无数次的风雪洪雷雹震的灾害，还能够屹立不倒，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千年持续的香火，当地人对之进行过无数次的修缮和重建。

从宋朝到明朝，关于袁州洪水、雨雪和地震的记载，以下摘自《江西省志.江西省大事记》（方志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大中详符三年（1010年）七月，袁州涨水，良田受害。

大中详符四年（1011年）七月 洪州、江州、筠州、袁州江水涨溢，淹没民田，冲坏州城。

景佑元年（1034年）袁州大水，民房、官署、仓库都被淹没。

绍兴十四年（1144年）六月 江西、浙江、福建同时涨大水。

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 隆兴、抚州、袁州、浮梁、新淦、丰城水灾。

绍熙四年（1193年）夏秋 江西9州37县大水。

庆元六年（1200年）五月 饶州、信州、抚州、吉州、袁州及南安军水灾，崇仁大水漫及屋顶。

嘉泰三年（1203年）七月 江西遍遭受水灾。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七月 赣州、吉安、袁州、瑞州、建昌州、抚州等路大水。

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 江西行省所辖州县大水，淹没农田，颗粒无收，百姓缺粮。

大德二年（1298年）七月 江西水灾，元廷赈济灾民24900多人。

至元元年（1335年）江西大水。民饥荒。朝廷低价出售77000石米，赈济灾民。

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 江西连降大雨雪达60天。

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水灾。

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 江西濒临江河8府江水暴涨，漂没农田、溺死百姓无数。七月 江西水灾，免税粮。

嘉靖十二年（1533年）四月 江西13府大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四月至六月 袁州等10府大水。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秋 江西大水。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 江西大水。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 袁州地震。”

史书上简单的几个字，就是无数条人命！

道光年间萍乡举人、文廷式叔祖父文鸿，曾作长诗《丙戍洪灾后纪闻》，摘录于下：

“丙戌九月次龙游，惊闻袁州水横流。

据云六月廿六夜，宜萍未有完庐舍。

始而半信还半疑，兼程抵省乃得知。

萍乡满城都是水，十分居民六分死。”

仅仅举例言之，就本人亲身经历的当地自然灾害，以下摘自《萍乡市志（1986-2002）》（方志出版社2007年12月1版）：

“1986年：6月23日，市内日降水量达175.5毫米，为1955年以来日雨量最大值。虽然前期降水少，仍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损失。早稻及二晚秧苗近o．2万公顷受淹，冲毁商品蔬菜地1300多亩。此外，萍楼、萍麻公路冲坏路面10余公里，损失17万余元，跃进、青山矿冲走煤炭4000余吨。

1987年：5月19日下午5时至20日14时左右，上栗区的东源、赤山、长平、福田、彭高等乡镇就降200-220毫米的特大暴雨。萍乡城区20日降水量也达96.8毫米，过程（19-20日）降水113.4毫米。沿河两岸，洪水泛滥成灾。全市倒房1448间，死、伤48人；城区多处排水不及，小西门水深达l米多；农田受淹0. 78万公顷，其中冲毁0.187万公顷；蔬菜0.016万公顷被淹，其中冲毁0.006万公顷，市场供应一时紧缺，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1995年：6月25日至26日，受高空低槽、中层切变和地面静止锋共同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26日雨量北大南小，萍乡市区达162.6毫米，莲花为57.9毫米。29日晚又受高空低槽和地面新生静止锋影响，自南向北先后出现暴雨，雨量南多北少，其中莲花县达250.1毫米，萍乡城区136.6毫米。萍水、栗水、袁水、琴水，河水上涨，毁坏河堤、渠道50余公里，损坏抽水工程60余处，冲毁电站7座，毁坏县、乡公路路面59公里、公路桥3座、涵洞365座，塌方510余处，直接经济损失330万元。市水厂受淹，中断供水3天；倒房屋3500间，死16人；道路、设施等也严重受损。0. 933万公顷早稻、o．467万公顷蔬菜及其他作物被淹，早稻减产，蔬菜、瓜果死苗，局部二晚秧苗被毁。

1997年：5月8日，7月8日和9月1日出现3次暴雨，萍乡城区日降水量分别为109.6、148.3、178.4毫米。其中7月8日暴雨范围较广，灾情较重，雨量自北向南递增，以南坑雨量最大，达217毫米。芦溪袁水和湘东渌水两岸的南坑、湘东、麻山、东桥等地，农田冲淹，受灾农田面积1. 25万公顷。冲走水产品20多吨，倒房数百间，淹死3人，損失较大。

1986年：4月10日17时，飑线由湖南醴陵进入萍乡市老关、荷荛，加强后横扫湘东、泉田、青山、福田、彭高、赤山、银河、宣风等18个乡镇。大风、冰雹所到之处，房屋倒塌、人畜伤亡、作物受损、电讯中断，峡山口火车站70吨重的龙门吊也被吹倒。受灾群众2.9万余户，15万人；损毁民房13 12户，死亡48人，伤759人；毁坏秧田o．054万公顷，损失种谷37.5万公斤；损毁小麦、油菜、绿肥等春熟作物o．423万公顷，损失粮食240万公斤，蔬菜、瓜果秧苗打断。受灾范围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本台测得最大风速18米／秒（八级），据重灾区调查分析，风力达10—11级。全市因风灾、冰雹损失3000方元，群众反映还是1940年才出现过这么大的风暴。

1998年：4月22日18时零5分至18时30分，受强对流天气系统影响，出现近百年来罕见的冰雹、大风灾害。冰雹路径自西向东，从下埠、湘东起，经泉田、赤山、城区、白源一线至源南、宣风止。其中以湘东老街、泉田及城郊丹江、牛角坪、流万等地受灾最重。本台测得冰雹直径最大75毫米，最大风力10级（25米／秒）。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受灾之重以及冰雹之大、之密，实属罕见。因冰雹、大风倒塌房屋838间，损坏29693间，吹倒电杆2080根，烧坏变压器40余台。城内02、断水、断气，电话大部中断。树木折断、门窗受损。冰雹击伤120余人，其中死亡2人。秧田重灾o．02万公顷，已栽早稻部分损毁，需重栽；全市5万头牲畜受伤、受冻，20余万尾鱼苗及2万羽666.死亡。蚕豌豆、油菜等冬物以及果树、花卉等经济作物也几乎全部损毁，其中果业重灾面积就达666.7公顷。”

以下也是我个人亲身经历，由于发生时间较近，所以印象尤为深刻：

2008年5月27日晚9点至28日早7点左右，江西萍乡市上栗县出现局地强降雨天气，导致该县上栗镇、金山镇、桐木镇及鸡冠山乡受灾严重，37个村10万余人受灾，被洪水围困5万余人，其中县城3万人受困。县城沿街店面大部分受淹。据不完全统计，洪灾冲毁大小桥梁12座，毁坏公路11处，冲垮渠道、河堤近万米，倒塌小型水库一座。

2019年7月6日8时至9日8时，持续不断的暴雨往江西地面骤然倾来。其中，地处湘赣边界的萍乡市是此轮降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从7日开始，江西萍乡市遭遇持续强降雨，3天平均降雨量超过250毫米，遭遇60年一遇的洪水，多地出现严重的洪涝、滑坡等灾害。湘东区遭遇1954年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洪灾，地处绿水河以南的峡山口街大面积受灾，道路严重积水，交通、电力、供水、煤气中断，居民被困洪水之中。

当洪水来临，滔滔洪水，从山间奔流而下，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一路含混着污泥臭粪，裹挟着垃圾沙石，偷盗了鱼塘的全部的长长的大大的肥肥的鱼，所过之处，有树拔树，无树拔草，无草无树，连电线杆都给一把拔起冲倒。高过河岸的滔滔洪水，淹没了河面下的所有房屋，冲倒了河边的房屋，倒塌的房屋又填塞了河流，加剧了洪水的泛滥。滔滔洪水中，有长长的大大的肥肥的鱼跃起，有猪和木制的家具漂流而过，有石头和大件的物体滚动。

河流沟渠被堵塞，一往无前的洪水就以街道为河床，以街道两边的房屋为河岸，向前方冲刷而去......

桥梁被冲垮，田地、水塘、路面被完全淹没、破坏，房倒屋塌......

没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难以想象这样一种景象！

所谓大水冲了龙王庙，在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自然灾难中，庙宇绝对是难以幸免的！

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下，你要是在当地建一个一层的民房，哪怕是水泥钢筋结构，若是无人问津，百年内必破败不堪，两百年内必倾颓消失。庙宇非香火不断，不能长存。而千年香火不断，是何等的尊敬和膜拜？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公元七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隋炀帝坛被毁掉的这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隋炀帝在一代又一代的当地人的心目中，就像是神一样！

庙宇于地势低地，也不能长存。地势之高低，恰恰是所谓风水借由判断的根据之一。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好的风水地段，恰恰用于兴建庙宇。人心所向的尊崇，也正是这一问题的解释。

本地现存最为典型的一座庙宇，就是王二仙庙。相传王二仙在世的时候，治病救人无数。他圆寂之后，人们仍然上山求医问药。但后人所求，常常不过是一撮黄泥。然而，奇怪的是，许多人还真就被这一撮黄泥，给药到病除了！可以说，所有这些被祭拜的主儿，都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曾经对于本地人，至少是部分本地人，有过令其实诚感念的恩德！楚昭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至少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皇帝吧？而隋炀帝呢？

毫无疑问，存在部分当地人因感念其恩德而建了炀帝庙和隋炀帝坛！那么，炀帝庙和隋炀帝坛，到底是何人所建？他们为何感念其恩德？

隋炀帝当初尚为晋王之时，领兵平陈，将陈国人从昏君治下解救出来，功莫大焉！因此而令当地人感恩感恩戴德？

我一开始，正是抱有这样一种想法。但后来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我三爷爷，是我爷爷的兄弟。三十年前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八十多岁。读书的时候，我常常琢磨他说过的某些话。其中一句是：“我们的老祖宗，曾经统领这里的千山万户......”这是哪个朝代的事儿啊？我翻遍了二十五史，也找不到文氏的这样一个光辉时刻。不免有点失望，感觉是醉后狂言。

然而，后来却读到一条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录。《太平寰宇记109卷.江南西道七.袁州》：“隋平陈后，土人文甚拥众自守。开皇十年，洪州都督杨武通平之。十一年置袁州，因袁山为名。”

杨武通是隋朝大将，专事讨伐边区少数民族，后被“嘉州叛獠”杀了吃了。其所遭遇的，完全是一种对待动物的处理方式，可见对其民愤之大。《隋书》：“武通，弘农华阴人，性果烈，善驰射。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卫大将军。时党项羌屡为边患，朝廷以其有威名，历岷、兰二州总管以镇之。后与周法尚讨嘉州叛獠，法尚军初不利，武通率数千人，为贼断其归路。武通于是束马悬车，出贼不意，频战破之。贼知其孤军无援，倾部落而至。武通转斗数百里，为贼所拒，四面路绝。武通轻骑接战，坠马，为贼所执，杀而啖之。”

且看那平陈的诏书：“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隋书.卷二帝纪第二.高祖下》）

陈后主文艺误国，与后世李煜和宋徽宗，同属一种败类，理当退出历史舞台。《隋书·五行志》曰:“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诗，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多么猖獗、多么理直气壮的带路党啊！腰杆笔直！绝对无羞无愧！这才是明智之举！大兵压境，摧枯拉朽！螳臂当车，何苦来哉！“土人文甚”，这不就一陈末义和团团长？若这是我们的老祖宗，怎会如此不明不智？

只能存在一个解释，那就是当初的隋军，在平陈的过程中，在少数地区，存在奸淫掳掠、滥杀无辜的现象。这样一种现象，本为用兵所难免。何况，隋王朝的权贵们，颇有些歧视、轻贱边区山民，如隋书就曾记载：“蜀王性好奢侈，尝欲取獠口以为阉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胆为药。”“岩卒之后，蜀王竟行其志，渐致非法，造浑天仪、司南车、记里鼓，凡所被服，拟于天子。又共妃出猎，以弹弹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当时所谓獠口、山獠，自然包括袁州山区之人。正所谓“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狼，曰俚，曰獠，曰頠，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隋书.列传.卷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七》）在本地，山洞倒是不少。在当时的隋王朝人和隋兵隋将看来，隋平陈，不但是一种吊民伐罪，也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如此，针对当地人而非针对陈朝官兵的武力镇压，必将导致民怨。

如果说：隋炀帝当初尚为晋王之时，领兵平陈，将陈国人从昏君治下解救出来，功莫大焉！因此而令当地人感恩戴德！而史书上似不重要的关于土人文甚的一个记载，其所寓意的，却是那种当地人于陈末遭遇隋军武力镇压而民怨难消的情况，恰恰将此可能性予以否定。

难道，还会存在别的原因，令当地人感念其恩德？

这些问题，后面我们都会予以探讨。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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