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叶挺周恩来上海会面时间考_博古

原标题：1937年叶挺周恩来上海会面时间考

蔡长雁

第546期

《周恩来年谱》189页记载，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请他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186页还记载说，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和潘汉年及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面谈，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事情确有发生，但周恩来与叶挺会面的这个时间的确有点问题，不是8月，应当是7月。下面做点具体分析：

一、1937年8月周恩来并无时间赴上海

周恩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他工作中心在哪里是不言而喻的。

8月4日，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邀请，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此时在延安）、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8月6日，周恩来、朱德、博古、叶剑英离开延安到西安。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红军的改编等问题。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8月12日，周恩来、朱德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

8月中旬，周恩来同何应钦在南京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8月1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并转彭德怀、任弼时、博古、林伯渠：南京已决定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同意恩来提议”。

8月21日，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离开南京抵西安。谈判中的未了事宜，由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交涉。8月22日-24日，周恩来出席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9日，周恩来再次离开延安抵西安，准备和博古、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蒋鼎文答应即日通知各方不再称共产党、红军为“伪党”、“匪军”。

8月30日、31日，毛泽东连日致电周恩来（在西安）、博古、林伯渠等，山西战线危急，提出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

显然8月份周恩来忙于在南京进行头等重要的国共谈判，分身无术，未能到达上海。

二、周恩来在1937年7月曾两赴上海

据周恩来年谱及陪同周恩来参与国共两党谈判的相关领导的年谱记载，因为赴庐山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原因，周恩来在1937年7月曾两次路过上海，并各停留数日，具体如下：

周恩来第一次到上海是1937年7月上半月。据《周恩来年谱》《博古文选年谱》等记载，周恩来是在1937年7月4日和博古、林伯渠等一道离开延安的，当日到达西安。7月5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西安同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1937年7月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离开西安飞抵上海。7月上旬，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一起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表示支持。7月10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等陪同周恩来会见了夏衍，周恩来与夏衍谈话，要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周恩来还在潘汉年等陪同会见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多位党内外人士。7月13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一起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离开上海赶赴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周恩来第二次到上海是在1937年7月下半月。7月18日，周恩来等离开庐山，返回上海。7月20日，在上海收到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日军进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若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电文同时要求周恩来、林伯渠暂留沪观察形势。7月21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电告洛甫、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不管形势变化如何，应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7月27日，周恩来等已经到西安，开始同蒋鼎文会谈。1937年7月28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返抵延安。

显然在7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周恩来因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曾两度到上海。

三、1937年7月、8月叶挺都在上海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叶挺立即要求梅龚彬（此时在香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内从事上层统战工作）陪他去上海会见潘汉年， 潘汉年当时正与国家民党代表谈判。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并委派潘汉年担任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联络代表。于是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经张冲安排，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与宋庆龄一起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并把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知陈立夫。叶挺正是想通过潘汉年了解党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再利用自己熟悉国共双方的有利条件，促和双方，为和平解决事变共同抗日尽点力。在上海见过潘汉年后，叶挺也曾前往西北，但究竟怎样活动的对事变和平解决起了什么作用，因无史料不便再议。总之，这年冬天叶挺由洛阳返回上海，并赴住在上海福覆理路的丘东平寓所看望（杨淑贤丘东平生平年表，上)。春节后，在国民党内老朋友帮助下，叶挺举家迁往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与国民党方面的陈诚、张发奎、黄其翔等交谈时事。与潘汉年、宋庆龄等也有关系。

此后，叶挺一直在上海。1937年7月叶挺无疑也是在上海。据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回忆：“1937年8、9月间，即在抗战开始之后，叶挺同志来到上海。当时叶挺同志住的旅馆在沪西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潘汉年带我去看望叶挺同志。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李一氓同志。”

此事得到当事人李一氓的证实，李一氓回忆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央仍然要我回四川去执行任务，我就正式脱离了陕西省委的工作。但四川的关系，在潘汉年手里，他那时在上海。在7月10日左右，我从西安乘火车到了上海，找到潘汉年、冯雪峰。他们把我安顿下来，住在北四川路口的新新饭店。而后便介绍我去见刘航深，他是刘湘派在外面的代表。经过简单谈话，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去重庆，找川康殖业银行经理，这银行是刘湘系统的金融机构。这种接洽关系的事情就算办妥了。和潘汉年、冯雪峰分别多年，这是长征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就留我在上海多住了三两天，随后我便离开上海。” （李一氓回忆录，243页）。叶挺是李一氓南昌起义时的领导，也是老熟人，到上海后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通过潘汉年、冯雪峰见见叶挺再正常不过了。但冯雪峰在回忆中把时间搞错了。

叶挺在8月中旬末或下旬初已经离开上海赴南京。据段雨生等的《叶挺将军传》，215页记载，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时，叶挺登上屋顶观察上海空战，近距离了解淞沪抗战实情。说明这时叶挺仍在上海。随后不久，叶挺就到了南京，到南京后，住在山西路一座楼房里，那里还住着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上海要求参加新四军的陈辛仁等随同（陈辛仁《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到汤池训练班》，《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四），163页）叶挺到达南京。作家丘东平跟着也到了南京，8月22日他在南京写信给胡风（时在汉口）说，日内将和叶挺一同出发来汉口。显然，叶挺是在8月22日之前到南京的。

大体说来，叶挺7、8两个月主要是在上海的。

四、周恩来叶挺上海会面应当在7月

从以上史料来看，周恩来在上海只能是7月，不可能是8月，具体到7月的哪一天暂时不可考，但从1937年10月8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致中共中央电里面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电报说，“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5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通过这份电报，再结合分析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明确几点：

第一，查周恩来年谱，周恩来自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后，直至1937年7月7日，再没有到过上海。周恩来再次来到上海，已经是1937年7月，阔别上海近6年了。

第二，周恩来1937年7月底自上海返回延安后，8月到南京谈判，9月初即赴山西前线，直到11月25日，才和彭德怀一道回延安，在10月8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致中共中央电之前不存在再到上海的问题。

第三，叶挺自己说周恩来和他说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一事是周恩来第一次到上海时。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事只能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提出来，故只能在1937年7月之后，肯定在9月28日，国民党铨叙厅通报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这个时间段内，而在这个时间段内，周恩来只是在7月间两次到过上海，即上半月一次和下半月一次，上半月是第一次，下半月是第二次。

第四，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具体时间应当是周恩来第一次在上海那段时间，即7月的上半月那一次，而不是第二次（7月下半月）。7月10日，周恩来会见了夏衍， 随后还会见了文化界、救国会的多位党内外人士，周恩来等在上海的活动，大多由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等陪同，正是在此期间，潘汉年报告叶挺正在上海，所以周恩来立即让潘汉年安排与叶挺见面，就是这次会面后，周恩来请叶挺出面活动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实际上，叶挺自7月上半月会见周恩来后，就开始就为组建新四军奔走。首先是与正在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的陈诚联系，声称自己愿意出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请陈诚帮助活动。并建议改编后的部队称新编第四军。同时叶挺在上海还抓紧招兵买马，八一三后，刚从香港回上海的陈辛人从潘汉年、梅龚彬等人处得到消息，叶挺将出任新四军的军长，于是决定不到延安或其他战区去，直接参加新四军。陈辛人立即邀约丘东平（此时两人在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战时服务团，两个在东京左联时的同学）一同看望叶挺， 并要求参加即将成立的新四军。叶挺在上海还见到年轻的医学博士沈其震，便邀请他参加新四军，共同抗日。随后叶挺于8月中旬末或下旬初即带着他们到南京活动，筹建新四军。

总之，不管如何，说周恩来8月间在上海会见叶挺是不正确的，他们俩会面的确切时间应当是1937年7月的上半月。

（作者系宣城市政协常委、原宣城市档案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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