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方逻辑学东渐记录

时间：2019-09-06 00:06:35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明清西方逻辑学东渐记录

明清西方逻辑学等理论科学的东渐

黄志鹏陈莉

中山大学哲学系

2017年9 月 23 至 24 日，由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明清西方逻辑学等理论科学的东渐”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举行。会议期间，海内外学者共发表论文和报告21 篇，针对明清时期西方理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了多项讨论。

1亚里士多德主义逻辑学及其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和影响

自亚里士多德始，逻辑学在西方因其知识论上的基础地位得到重视。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首次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逻辑学体系引介入华——这既是西学中译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两种不同文化交融的过程。

针对耶稣会传教士所接受的逻辑学教育，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 Bernardo Ma-chado Mota 教授发表了“The Jesuit Cursus Conimbricensis and the Doctrine of Sci-ence”（《耶稣会科因布拉课程与其科学观》），通过“以数学比例关系解释关于镜中像的知识”和“以三角形和圆形之关系解释《后分析篇》I.1”两例，介绍了运用数学阐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并解释了这一方法在 1606 年之后的葡萄牙大学中基本消失的原因：否定数学具有一门科学学科的价值。帕尔马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 Cristiano Casalini 教授的报告“Learning How to Teach: The Con-imbricenses on the Beginning of Posterior Analytics”（《学习教学之法：科因布拉评注论〈后分析篇〉的开端部分》），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的开端部分导致的知识论难题：“已有的知识”（推理的前提）是如何得到的？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采取了不同进路。Casalini 指出，《科因布拉评注》的解决思路更倾向于前者。

关于明清之际逻辑学在中国的传译及影响，中山大学的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在“Mingli tan and Qiongli xue: What their ‘failure’ teach us today?”（《〈名理探〉和〈穷理学〉之“失败”对我们的启示》）中提出：《名理探》的教科书性质及其逻辑学在知识论和神学两方面的矛盾，是其未被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南怀仁虽然尝试获取官方对《穷理学》的支持，但最终仍因其对逻辑学的呈现方式而失败：把逻辑学作为所有知识的基础将导致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倾覆；以天主作为逻辑学的终极目的也招致了中国士人极大的怀疑。海德堡大学的顾有信（Joachim Kurtz）教授在报告“Why Aristotelian Logic failed in 17th-century China — Or did it?”（《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学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以失败告终？确实失败了吗？》）中提出：《名理探》虽然存在创造完全外来的新词的问题，但在翻译方面明显是成功的；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一工作并非对西方文化的单向传播，而是中西文化交汇（cultural encounters）的一种尝试。此外，山东科技大学的杨爱东博士在《17 世纪〈穷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翻译与传播》中亦探讨了《穷理学》被忽视的原因。张逸婧博士的《从〈名理探〉看中西哲学思想的初次碰撞》探讨了西方逻辑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彼时耶稣会士把逻辑学作为为神学服务的知识而在传教中发挥作用。中山大学的江璐博士的报告《〈穷理学〉中的“理推”概念》则认为相对于侧重形而上学的《名理探》，《穷理学》更关注逻辑学：其“理推之总论”部分作为对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的翻译和诠释，详细介绍和阐释了亚氏“理推”（Syllogism，即“三段论”）方法。

明清之际，逻辑学的传入以引介为主，而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逻辑学的学科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南开大学的翟锦程教授发表了《明清时期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内容、特点与影响》，对这两个阶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展现了两个不同阶段对中国逻辑学发展的作用。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张栋豪博士的论文《从明末译介的西方逻辑学看中西文化的交汇》认为，阳明心学和实学的盛行，以及传教士在译著中对基督宗教思想和儒学进行的结合，为当时部分士大夫所接受。

中山大学何杨博士的报告《逻辑东渐与晚清“中国逻辑”的建构》讨论了西方逻辑学东渐概况、晚清学人的“中国逻辑”观念和建构等问题，从而指出“中国逻辑”的确立涉及整个学术体系的建构。曾昭式教授的报告《西方逻辑东渐与因明研究范式革命》则阐述了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西方逻辑式汉传因明研究与中国传统因明研究的不同，他认为，当代学者应拓展“逻辑”的范围，从文化的角度建立中国逻辑、研究佛教逻辑。中国科协的王慧斌助理研究员发表了《晚清〈心灵学〉中的归纳逻辑：“充类”、“引进辨实”与“西卜梯西”并存》，分析、讨论了颜永京对海文的《心灵哲学：智识、感觉与意志》（Joseph Haven’s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中“induction”术语的三种翻译。

2明清之际西方理论科学（“格物穷理之学”）的传入与对话

本次会议广泛涉及西方理论科学在明清的传入及影响。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尚智丛教授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归纳了明清“格物穷理之学”在中国传播的三个阶段之不同特征，并指出官方对西学专取实用科学的倾向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山大学的鞠实儿教授在专题报告《西学东渐中的周径相与之率》中指出，中国的“圆”是一个具体的经验事物，而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抽象概念（无理数）；将“周径相与之率”与等同起来，事实上是西学东渐过程的产物：利玛窦等人秉持“中西会通”的方法，使得“圆”具有了欧式几何学赋予 circulus 的所有意义；清初“西学中源”的观念及官方的推动又加深了这一误解。

明清时期，不少传教士参与了历法的修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天文历算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王广超副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的汪小虎副教授分别发表了《明末西方天文学传入对清代岁次历书的影响：以日躔十二宫（次）为中心的考察》和《清入关前颁历授时史事考》。前者梳理日躔十二宫（次）在中国的历史渊源，指出当时传教士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将西方黄道十二宫坐标系译成中文，后来清廷将其正统化，然而中西历法坐标系的不同及其历算结果招致了中国士人的强烈批判。后者通过满文档案中的记载，对清入关前沿用明朝《大统历》自行造历的情况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政治目的。此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李亮副研究员的《〈同文算指〉与弦表在中国的早期传入与使用》，考证了《同文算指别编》可能的翻译底本来源，并分析了在《崇祯历书》篆修过程中东西方计数系统的争论和取舍。

关于其它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陈志辉博士的《四元素说在清代的后续传播与接受》指出，虽然中国士人摒弃“四元素”说中神学的内容，但清末则多将该学说作为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补充。中国科学院大学刘未沫博士后的《亚里士多德 Meteorologica 与中国气化宇宙论的会通：以熊明遇二气五行说为中心》，以熊明遇融合中国传统宇宙论与亚氏的天象论之尝试为例，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与中国文化交汇的可能与存在的问题。

3其他及结语

除上述专题讨论外，本次会议还有南开大学李继东副教授的《和制汉词在中国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中的影响》和北京师范大学田书峰博士的《亚里士多德论不被运动的推动者与神的关系》。前者讨论西学东渐过程中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著作所创造出的汉语词（和制汉词）在中国的使用与影响；后者分析了 M. Bordt 和 E. Berti 两位学者在“不被运动的推动者”与神的关系问题上的对立观点，并提出了融合二者的新理解：不动的动者在理性或理性的活动的意义上等同于神，但它是最初天穹的动力因而非目的因。

本次会议比较清晰地呈现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在逻辑学等理论学科领域的相遇与碰撞，作为一次中西比较的尝试，会议旨在把握明清时期中西理论科学的首次相遇中所展现的差异与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以期为上述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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