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危机」后，传统瑞士机械表的起死回生_Daniels

原标题：「石英危机」后，传统瑞士机械表的起死回生

编者按：在上周的文章中，我们探讨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那场石英革命。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石英表的出现可以被称为「革命」；但是对于传统瑞士机械表来说，这绝对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

在瑞士制表业摇摇欲坠的时候，很多品牌站了出来，各出奇招来拯救机械表。几乎以螳臂当车的姿态，与潮流逆行。

但幸运的是，瑞士机械表非但没有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反而改变了潮流行进的方向。

今天我们就回到上世纪的石英危机，看机械腕表如何起死回生。

1976年，钟表界对LED、LCD石英表和指针石英表趋之若鹜，世界上最好的制表师之一George Daniels终于看不下去了。「我对 『 电工 』 感到愤怒，」他在1999年告诉我在「American Time」杂志的同事Norma Buchanan。

「电工」是Daniels对电子表及电子表支持者的蔑称，「他们在钟表界大摇大摆地说『这就是未来』，我真是太生气了。」

Daniels气不过，发誓要报复。他开始在英国钻研发明一种新的机械擒纵轮。「Daniels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杠杆式擒纵系统的问题」Buchanan写道，「但促使他采取行动的是石英风潮。他想证明，机械表和石英表一样好甚至更好，因为它们不需要电池。」

George Daniels

Daniels想到了一种新的擒纵结构，用两个擒纵轮代替传统的一个，将它们叠加在同一轴上，他相信这种擒纵结构会使机械表走时更精确，减少维修保养。新的同轴擒纵系统将让 「电工」 们大开眼界！

Daniels对石英危机的反应不仅仅是守旧，简直是疯狂：在1976年，企图用一个改良擒纵轮来阻止机械表被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这想法是非常可笑的。机械表的命运已经注定，钟表业的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除了不信邪的George Daniels。Daniels也的确被嘲笑了。

Daniels独树一帜的Space Traveller怀表机芯

但他会笑到最后。正如我们所知，机械表负隅顽抗，上演了工业史上最惊人的逆袭。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足足过了23年，Daniels才看到他的同轴擒纵系统投入商业生产。美好的结局虽迟但到。

机械表的复兴全过程值得写出一本完整的书（然后再拍一部大型电影）。作为一个在Daniels先生开始研发Co-Axial一年后开始报道钟表行业的人，我只能在这里记录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转折点的顺序总结。

本篇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978年至1989年的发展，第二部分是1990年至2000年的发展。接下来，就是这段历史的简明版本。

曾几何时，与怀表相比，腕表——即使是来自著名品牌的高级腕表——并不是广受欢迎的收藏品

1978年，机械表第一次在石英时代出现了新的生命迹象。日内瓦一家怀表经销商和拍卖行Galerie d'Horlogerie Ancienne的合伙人Osvaldo Patrizzi注意到，怀表收藏者们对复古腕表表现出了兴趣，部分原因是对即将过时的发条式手表的怀念，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到它们的稀缺性可能会带来升值。Patrizzi于是决定在即将举行的怀表拍卖会中加入一个腕表特殊环节。

这是史上第一回。当时在收藏界，腕表只配给怀表提鞋。人们都说Patrizzi疯了，竟然用腕表来糊弄他的拍卖会。「Osvaldo，你是怎么想的？没人会买这些表」他们告诉他。

但他们错了。在他的第一场拍卖中，一只「Patek Philippe - 百达翡丽」万年历手表拍出了6,500瑞士法郎，创下了该表的价格纪录。受到这番鼓舞，Patrizzi举行了第二次腕表拍卖。一只百达翡丽万年历计时码表以1.8万瑞士法郎的价格成交。古董表热潮开始了。

Patrizzi开始通过一家新公司——Habsburg Feldman，也就是后来的「Antiquorum - 安蒂古伦」拍卖行——专门举办腕表拍卖会。其他拍卖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苏富比在1980年举办了第一场大型腕表拍卖会；佳士得在1981年也举办了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使古董市场的发展速度放缓，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古董市场又恢复了活力（这部分稍后展开）。

与此同时，瑞士钟表的行政决策部门中也有一些人在抵制石英表的浪潮。George Daniels并不是唯一反对石英表的人。一些瑞士钟表业的主管对机械表的耐用性抱有同样盲目的信心。其中两个最大的信徒是Jean-Claude Biver和Rolf Schnyder。

1982年，如今担任LVMH集团钟表部门负责人的Biver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疯狂的想法。彼时Biver刚和一群被称为「The Young Turks」的年轻高管一起从「Omega - 欧米茄」请辞，他们对欧米茄在石英表危机中的怯懦反应感到失望。

Biver知道欧米茄有一个沉睡的姐妹品牌「Blancpain - 宝珀」。在20世纪50年代的鼎盛时期，宝珀的「Fifty Fathoms - 五十?」潜水表最为著名。石英危机期间，它仍在制造一些机械表芯，但品牌却销声匿迹。

Biver的想法是买下这个品牌，让它以奢华机械表的形象复出。他与Frédéric Piguet S.A.的老板Jacques Piguet进行联手。Frédéric Piguet S.A.是瑞士著名的汝拉山谷的一家机械机芯制造商，拥有大量的机械机芯。

宝珀有史以来的第一枚三问表

1983年1月，他们以9,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宝珀的品牌名。在石英表的全球产量刚刚超过机械表的这个节点，Biver带着来自一个无名的品牌的全新机械表进入市场。这个计划的所有环节都显得很荒谬——除了营销。

Biver做了两件聪明事，充分展现了他的营销天赋，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他塑造了名叫Jehan-Jacques Blancpain的品牌创始人，一位18世纪上半叶居住在瑞士汝拉山的制表师。诚然，宝珀宣传资料中对创始人的引用「正如他曾经重复的那样，『我们今天正在书写明天历史的一页』。」有点过于声嘶力竭。但这又何妨？

Jean-Claude Biver

更重要的是，Biver想出了一个广告语来描述这个品牌的精髓。「自1735年以来，宝珀从未生产过石英表，未来也绝不会。」事实的确如此，石英表直到1969年才问世。

但这并不是重点。这句口号意味着宝珀自Jehan-Jacques时代起就开始制造机械表。它明确地表达了宝珀的信条：我们相信手工制造机械表的美感、传统和价值。如果你想买一块平平无奇、机器制造的石英表，那就买吧。但如果你重视传统工艺，就应选择宝珀。

在1983年，Biver大胆的反石英策划令人震惊，并且十分奏效。宝珀的销量迅增。Biver对机械表的鼎力营销为接下来十年里的机械表回潮掀起了一阵涟漪。

就在Biver和Piguet收购宝珀的同一年，在吉隆坡制造手表零件的瑞士人Rolf Schnyder收购了另一家在石英危机中苟延残喘的品牌——「Ulysse Nardin - 雅典表」。公司只雇佣了一名全职和一名兼职。Schnyder选择忽视石英表给公司和行业带来的冲击，继续专注制造机械表。

他制定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拯救计划：一款能够提供诸如日食时间、月食时间、真太阳时、主宰星象、星月坐标等神秘数据的机械表。作为一枚真正的机械奇迹，这款「Astrolabium Galileo Galilei」由Schnyder聘请的年轻制表师Ludwig Oechslin制作，成品令人惊叹。更令人惊奇的是，表款在1985年首度推出的一年里，就以37,500瑞士法郎的价格售出了80枚。

雅典表Astrolabium Galileo Galilei完全是20世纪80年代典型手表的反面——机械、复杂、极其昂贵

新晋机械表企业家对机械表的复兴至关重要。但与以「Patek Philippe - 百达翡丽」和「Rolex - 劳力士」为首的日内瓦机械表权威相比，这些新晋企业家简直就是侏儒。当其他同行争相倒戈石英表时，他们的坚持关系着机械表的存亡。

Henry Graves大复杂怀表促使了百达翡丽继续研制复杂腕表

1979年，百达翡丽的家族传人Philippe Stern在与他的团队进行关于公司150周年庆典（1989年）的规划会议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这一年，ETA推出了1.95毫米厚度的Delirium石英腕表，以显示瑞士在石英技术方面可与日本抗衡。Stern决定百达翡丽的150周年纪念表将是一款机械表，并且是非常特别的机械表：Stern希望他的团队制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机械表，超越拥有24项功能的1932年百达翡丽Graves怀表。技术团队在1980年投入了这项工作。

百达翡丽家族传人Philippe Stern

另一边在劳力士，总裁André Heiniger也对反石英有着坚定的立场。「André Heiniger是一个真正的远见者。他的观点是，原本非常昂贵的石英表很快就会变得平庸。」Lucien Trueb在他的《腕表的电气化》（雪佛出版，2013）一书中写道。「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晶体管收音机、电视机和袖珍计算器上」Trueb继续写道。由于制造和组装零件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顶级的机械机芯将始终保持昂贵和独有。

机械设备只能显示大致时间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很容易通过在表盘写上 「瑞士官方天文台认证」（即 COSC 证书）来掩盖。富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能显示时间的仪器，他们需要的是一件美丽而高档的手腕饰品。

因此，尽管Heiniger本人在上世纪70年代就授权进行了多年的石英技术研究，但机械表仍然是劳力士的王牌。劳力士也生产石英表，但数量不多。André的儿子、继任总裁Patrick Heiniger在1994年接受我的采访时称其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即使像劳力士这样的品牌也在生产石英表，因为机械时计岌岌可危

在瑞士制表业弧线的另一端，靠近德国边境的沙夫豪森，「IWC - 万国表」的首席执行官Günter Blümlein也在坚持生产机械表。1982年，Blümlein上任首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公司的首席制表师Kurt Klaus对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小做改变。Klaus是万年历手表的爱好者。

当石英危机到来时，「每周的工作量只够让我忙碌四天，」他在1996年告诉我。「到第五天，我就会修整想法和设计」，尤其是在万年历上。Blümlein加入公司时，他正在研制一款带有自动机芯的万年历腕表。当他向Blümlein展示时，这位新老板不为所动。Blümlein说，一个带有自动计时机芯的万年历腕表才会令人惊艳。Klaus无从反驳，因为从来没有人生产过万年历计时码表。Klaus受挫地回到他的绘图板前，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这款腕表，绘制图纸、计算日历和制作原型。

DaVinci是万国表在关键时刻推出的一款大胆而复杂的作品

1985年，万国表在巴塞尔表展上推出了这款名为DaVinci（为了向达 ? 芬奇致敬）的腕表，售价高达25,000美元。这款腕表如果保持上链，就能在接下来的214年里精确记录日期、月份、年份和月相。万国表的员工们打赌DaVinci在巴塞尔表展上的销量，考虑到其价格和机械表的疲软市场，许多人认为会是10至15只，最乐观的估计是30只。但最终万国表接到的订单超过100只。

DaVinci让Blümlein相信，潮流正在逆转，经典机械表终究不会淹没在廉价石英表的洪流中。在成功的鼓舞下，万国表决定向钟表界的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他们组建了一个团队，要去做之前没有任何一家钟表制造商做过的事情：设计一款超级复杂功能的腕表。

同年，两位著名的独立制表师Svend Andersen和Vincent Calabrese创建了一个组织，以延续独立制表和钟表的艺术。第二年，AHCI（Académie Horlogère des Créateurs Indépendants，字面义 「独立且具有创造力的制表师协会」）参展了巴塞尔表展。

1990年，Svend Andersen推出了他的第一款世界时腕表

展会成为了AHCI展示其手工制表师成员作品的重要平台，这些人正在石英表称霸的世界里日益陷入困境——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的制表师Roland Murphy就是最好的例子。在AHCI首次亮相巴塞尔的那一年，Murphy从瑞士著名的「WOSTEP - 瑞士制表师培训和教育计划」学校毕业。毕业时，他没有工作机会，也没有面试邀请。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的「Hamilton - 汉密尔顿」公司找到了一个石英表产品开发经理的职位，这并不理想。

「我是一个制表师」Murphy说「我讨厌石英表。」

Roland Murphy是一位美国制表师，他的品牌RGM总部设在宾夕法尼亚州

与此同时，人们对（古董）机械腕表的兴趣大增。「到了80年代中期，古董表市场猛然苏醒」Norma Buchanan在1988年写道。价格开始飙升，投机者们豪掷五、六位数的价钱，希望「五大」品牌（百达翡丽、劳力士、卡地亚、江诗丹顿和爱彼）的手表能供他们的孩子上大学。作为价格陡然加速的一个例子，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古董表商说，1987年2月售价5万美元的百达翡丽万年历，一年后市价就能高达7万到8万美元。

古董表的热潮有助于重振机械腕表的形象，然而，瑞士需要的是提升藏家们对新款机械表的兴趣。1985年左右，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机械表复兴始于意大利。意大利人对手表情有独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对机械计时码表趋之若鹜。他们喜欢古董表，但也在购买新表。皮夹克加太阳镜的飞行员造型当时十分风靡，一块劳力士「Daytona - 迪通拿」或「Breitling - 百年灵」Navitimer，甚至是一块时尚的无产阶级俄罗斯军用表，都能完美地搭配这套服装。

一旦意大利人决定「下注」Daytona，所有的赌注都会被取消

这股计时码表的热潮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最终影响到美国。它被认为是造成了迪通拿表款多年稀缺的源头，并助推了百年灵的起死回生。

百年灵仍然是另一个石英危机的牺牲品。1979年，新任老板Ernest Schneider接管了这家财政拮据的公司。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工程师和飞行员，他在保留百年灵标志性的仪表板外观的同时，对品牌进行了改头换面。他还精明地安排意大利空军佩戴百年灵机械腕表，很快，百年灵飞行员腕表就被米兰的名流们奉为钟表时尚的圭臬。随着超薄石英表的普及，百年灵繁杂而厚重的机械计时码表定义了一种新的腕表风格。

意大利的腕表狂热催生了一种新现象：消费类腕表杂志。在1987-88年的几个月内，三本不同的钟表月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现象也将蔓延到整个欧洲，并最终到达美国。这些杂志指引新一代钟表爱好者对机械表产生了新的兴趣。

意大利的计时码表热潮让机械表更加炙手可热。1988年，瑞士的机械表产量自1982年以来首次上升，市值跃升了17%，相当于12.3亿美元。当年瑞士著名的工业专家Roland Schild告诉我：「显然，机械设计正卷土重来。」

接着百达翡丽迎来了周年大庆。这个时机堪称完美。

1989年，百达翡丽在日内瓦举行了创立150周年庆典。活动的高潮是对301只百达翡丽腕表的拍卖。最后一件拍品便是Philippe Stern率团队在10年前决定制作的腕表「Calibre 89」。这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机械表，具有33种复杂功能。它有1728个零件，两个主表盘，12个小表盘，24个指针。它重达2.5磅，只有垒球大小。

拍卖师自然是Osvaldo Patrizzi。「Calibre 89」以317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含税金和佣金）。整个拍卖会成交了1520万美元。

「Calibre 89」是机械表复苏的一个转折点。它成为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让奇迹般的机械时计大放异彩，还引介了一个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钟表术语：「complication - 复杂功能」（即除简单计时外的任何功能，在石英表中称为functions）。

「Calibre 89」引起的轰动斐然，连《周六夜现场》节目也在Weekend Update环节中提到了它，假扮的新闻主播Dennis Miller狡黠地说，一只能做各种事情的手表在日内瓦卖了310万美元，「花了300万，你们应该能猜到我想让它为我做什么。」

拍卖前两个月，我在日内瓦抢先看到了这只表。在一篇预告文章中，我写道：「Calibre 89」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一切都与当代时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超大的怀表结构，到近2000个零件，再到长达9年的酝酿。但是，这款表并不仅仅是对过去计时器的纪念。百达翡丽的成就是用古老的技术创造出了与任何高科技石英表一样精密的多功能腕表。

「Calibre 89」是迄今为止「复杂机芯」的最佳典范：利用新技术设计和生产机械机芯和腕表。在生产「Calibre 89」时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有一项是如何将33个复杂功能装进一个表壳。「这确实是最困难的事情」Stern 说。时年50岁的Stern高瞻远瞩，让28岁的工程师Jean-Pierre Musy负责「Calibre 89」项目，这引起了争议。

「老制表师们非常不满」Stern告诉我。他们说「你不能和工程师一起制作手表，尤其是这么年轻的工程师。只有最好的制表师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有点嫉妒。」但Stern说：「我们觉得必须要有年轻工程师的参与，他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构造复杂的手表。」

他们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一台电脑。这对工程师来说是标配，但对老牌制表商来说却是异端。百达翡丽花了64万美元购买了公司的第一台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设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Calibre 89」团队制作了1600张设计蓝图，最终制造出这只怀表。

瑞士对革命性的微机械制造技术——CAD/CAM、数控机床、自动线切割等的接纳，是机械回潮的重要因素。它完善了瑞士传统的手工制作工艺。

新技术使「Caliber 89」之后出现了新一代复杂功能腕表。例如，1990年，Kurt Klaus和他的万国表团队推出了世界首款超级复杂功能腕表。随后，宝珀于1991年推出了世界第二款。复杂功能腕表由此进入了繁荣期。

策划 Editor ｜ 范梦雅

排版 Layout ｜于明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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