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涉嫌性侵养女案的五大谜团

时间：2020-04-11 17:04:13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高管涉嫌性侵养女案的五大谜团

其实，不只是鲍毓明与小兰的关系成谜，到目前为止，此案还有五大谜团待解。

文 | 一一

4月8日，澎湃新闻报道：女孩小兰因母亲“迷信”替其找养父以冲灾，从14岁起被养父性侵，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其间，曾被逼看恋童癖视频，被拍裸照视频恐吓。

紧接着，媒体陆续曝光，这个性侵未成年女孩的男性叫鲍毓明，曾担任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是一个同时取得中美律师资格的资深法律人士，被教育部认证为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还获得过全国十佳总法律顾问等荣誉。

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9月，小兰生母将女儿“送养”给鲍毓明。鲍毓明以“养父”身份带走小兰。3个月后，鲍毓明在天津对她实施第一次性侵。小兰称，当时她刚满14周岁。后来又在北京、烟台等地多次遭到“养父”的性侵。

2016年年初，小兰在北京报过警，但是鲍毓明并没有受到处理，然后到了烟台变本加厉。直到2019年4月8日，小兰自杀被他人救下，再度报警。经过一番侦查，警方以撤销案件作为处理。不甘心的小兰和母亲在律师的帮助下，又于当年10月再次报警，警方做出再次立案的决定。

时隔半年之后，2020年4月9日，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通报，2019年4月8日，一女子报案，称三年多来被“养父”鲍某某多次性侵。公安部门于次日立案，并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后经侦查，认为鲍某某不构成犯罪，遂于2019年4月26日决定撤销此案，并通知当事人。后根据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的一些新的线索，芝罘分局于2019年10月9日决定再次立案，并在本地及其他涉案地调查取证，目前侦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同一天，涉嫌性侵养女的鲍毓明被杰瑞集团解除了劳动合同。他本人还申请辞去了中兴通讯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　

4月11日凌晨，烟台市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关于一女子控告鲍某某性侵一案，我局已组成工作专班，并商请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对前期芝罘公安分局侦办的案件事实及公众关注的相关问题正在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事情显然还有很多细节有待披露，鲍毓明4月9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不会触犯法律底线，并称 “事情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事情说起来话长，但我和她从来没有以‘养父女’的关系相处”。

其实，不只是鲍毓明与小兰的关系成谜，到目前为止，此案还有五大谜团待解。

一、鲍毓明与小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媒体报道说，2015年4月，小兰的母亲通过网友介绍认识了鲍毓明，鲍毓明以名校毕业、资深律师的身份和关怀备至的做派，仅仅花了半年时间就取得了小兰母女俩的信任。然后，2015年11月，鲍毓明独自带着小兰来到北京学习生活。

鲍毓明和小兰的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注册结婚了，那鲍毓明和小兰就是继父和继女的关系。

根据媒体现有的报道，小兰母亲是让鲍毓明做小兰的“养父”。

根据国家收养法的规定，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规避异性收养之间可能存在的法律和道德风险。鲍毓明1972年出生，2015年时43岁，小兰则是14周岁。两者之差明显不到四十周岁以上。

而且法律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以鲍毓明和小兰的情况根本无法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核，所以，可以断定他们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收养关系。

如果他们之间既不是法律上的继子女关系，也不是收养关系，那两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男女关系。

二、小兰的母亲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件事情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点就是，一个单身妈妈，为什么就如此放心地把女儿送给一个认识仅仅半年的男人去养育？按照小兰妈妈的说法，是为了给女人“冲灾”，因为女儿一直不顺利。

著名刑事律师邓学平告诉《新民周刊》， 如果小兰妈妈不是将女儿买卖给鲍毓明的，那么，作为一名有抚养能力的成年人，小兰妈妈的做法明显属于没有履行好监护人的抚养义务，而且在精神上有遗弃的嫌疑。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违反法律。

从媒体的报道中，小兰的妈妈直到2019年4月8日接到警方的电话才知道女儿被性侵的事实。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做妈妈的竟然一点没有发现女儿的异常！难怪有网友感叹，以养女的名义养“扬州瘦马”的老板不在少数，从小开始给洗脑，隐案率太高。

媒体报道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小兰第一次被性侵是在鲍毓明的老家天津，2015年12月31日，当时已满14岁小兰并不知道她算是被强暴了。后来在北京再次遭到强暴，询问网上医生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很明显，小兰的母亲平常并没有做好相关的性教育工作。

家长到底该从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和孩子谈性？该如何教育他们知道保护自己、什么叫受害，怎么样求助？

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心理治疗师、注册社工尹丽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论需不需要性，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性教育，从“认识身体”开始，了解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了解身体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荷尔蒙的影响，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

当孩子开始向家长提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和孩子谈性了。当然，这样的谈话既不能像上课一样一本正经，也不能太过玩笑和成人化。一定要基于孩子的认知水平和发育水平，给予相应的科学回应。特别是对于进入青春期发育的孩子，需要了解怎么对待自己的性欲和情欲，知道有性欲的时候该怎么健康抒发，想和别人恋爱亲近的时候，该怎么相处、磨合，同时懂得尊重彼此的身体界线和身体自主权。

被侵害的孩子，往往都是缺乏性教育的孩子，因为无法识别对方的行为，不知道该怎样拒绝，不知道自己可以拒绝，更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完全不明白自己正在遭受什么。这些孩子往往要等到长大以后，才明白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而这些经历却已经深深烙印在孩子的心中，成为一生的阴影，并影响之后的恋爱婚姻生活。

在尹丽看来，鲍毓明和小兰的关系明显处于一种权力不平衡的状态之中。鲍毓明拥有极大的金钱与权力，而年仅14岁的小兰则没有任何资源，还在鲍毓明的严格监控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的性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绝对是性侵。“在欧美，只要和幼女发生性行为，无论嫌疑犯是否知道女孩的真实年龄，无论是否取得对方的同意，无论是否涉及金钱交易，都认定为强奸罪。因为幼女在这个年龄阶段缺乏对性行为性质和后果的理解，没有表示同意的民事能力。”

与妈妈长期的分隔两地，导致小兰长时间被性侵却无法逃脱。对小兰监护上的放任与缺失，小兰妈妈难辞其咎。

三、警方为何不立案，或者立案又撤销？

我国法律对于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性侵案，规定非常明确，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容易判定。但是年满14周岁，就要分强迫还是自愿。如果是自愿的，法律一般不介入。如果法律介入太深，对老百姓的自由、隐私侵犯更大。

从检察官转行做律师，邓学平指出，强奸罪难就难在证据不好收集。受害者必须证明自己遭到了暴力或者胁迫，除非有监控、录像录音、聊天记录等明显的证据，光凭受害者的口供，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证据链。而且，到底是不是强迫，对事件的当事人而言，很可能就是一出罗生门。一般而言，施暴的男性是无论如何不会承认自己实施了暴行的。而女性如果没有及时取证，如身体伤痕的照片、就医记录、施暴者留存在体内的精液，明确承认所作所为的聊天记录……也就很难证明男性实施了暴力。

此外，施暴者很有可能实施的并不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不留痕迹的言语暴力，让受害者很难留下可信的证据。

至于胁迫，利用优势地位进行胁迫的，如上司对下属，老师对学生，也要受害者证明不是出于自愿，才能认定为强奸，如拿着裸照和视频威胁，从而继续发生性关系的。 但是，这种胁迫往往都是很难证明的。现实生活中，也的确还存在着为了获取某种明显的好处而被迫就范的“潜规则”，这也不能认定为强奸。小兰提供的一系列物证——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可以证明她和鲍毓明之间发生过性关系，但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她并非自愿。

总之，这中间的模糊地带太多，警方之前可能也是因为证据不足，才没有立案。

四、鲍毓明会被判强奸罪吗？

正如警方通报所言，他们还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邓学平律师指出，小兰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不利的证据。 从报道可以看到，鲍毓明一直对小兰给予金钱上的支持，一度对她非常和蔼友善，认真照料，真的就像一个爸爸。这很容易让人对她与鲍毓明之间发生性关系时的态度产生质疑——她很可能不是不自愿的——照着爸爸的要求做，可以得到好处。

另外，从第一次发生性侵的2015年年末，到2019年4月，时间跨度长达三年多，明明是不自愿的，又为什么不离开呢？

当然，也可能是鲍毓明对小兰实施了严格的管控让她无法逃脱，也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洗脑， 小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完全被鲍毓明控制了。

鲍毓明家中电视上的色情片，大多是未成年人性题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曾经出台过《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指出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如果鲍毓明是利用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先对小兰进行精神控制，然后又对其实施了性侵，倒是非常有可能定强奸罪的。”邓学平说。

五、小兰的结局会怎样？

2019年4月8日，小兰自杀被他人救下。2019年6月，她再度跳海自尽。然后被母亲接到身边接受治疗。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兰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而且阴道损伤发炎。对这样严重的心理创伤，她该怎样度过余生？

虽然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安机关发现可能有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或者接报相关线索的，无论案件是否属于本单位管辖，都应当及时采取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被害人、保护现场等紧急措施，必要时，应当通报有关部门对被害人予以临时安置、救助。

从4月9日南京警方与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相关人员的对话来看，烟台当地负责办案的警官电话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从立案到撤案再到二度立案的过程当中，也有诸多敷衍塞责的地方。显然，他们并没有对被害人予以相关的救助。

视频来源：澎湃新闻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还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与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和协作，共同做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安抚、疏导工作，从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对其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是从小兰目前的遭遇来看，相关部门的工作明显是有缺失的。尹丽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一再强调，需要有处理过类似创伤经验的专业人士及早对小兰提供心理支持，特别是在走整个法律程序的过程当中。根据尹丽过往的执业经历，走司法程序是一个相当漫长和痛苦的过程，需要小兰一次次撕开伤口进行事实的陈述，很容易造成反复的心理伤害。“专业的支持，非常非常重要。如果空有热心而不具有应激创伤处置能力的一般心理咨询师提供帮助，也有可能再度对她造成伤害。”尹丽说。

台湾90后女作家林奕含写下自己少女时代被性侵的经历，始终无法在现有的痛苦中负重前行，最终还是自杀的悲惨新闻就在眼前。考虑到鲍毓明资深的法律人士身份，在北京被警察调查时就没有被搜到什么证据，之后又在烟台安然度过第一次立案调查，并发生了证据灭失的情形。再度立案半年，除了一次漫长的笔录，小兰方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这种明显不对等的力量博弈，让人们深深地怀疑，鲍毓明能否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尹丽指出，如果法律能够主持正义，可以给予她一定的力量，让她看到即便是再强大的“爸爸”，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则很有可能加速她对生活的绝望，终日生活在黑暗之中。“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感受会加快她的崩溃。之前已经有过多次自杀尝试的她，很有可能会再次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痛苦。

小兰能否跨过心门，重获新生，眼下实在是个未知数。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澎湃新闻，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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