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到底有多坏？看完这段日本老兵的自述，足以让人不寒而栗_伍长

原标题：侵华日军到底有多坏？看完这段日本老兵的自述，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三浦重光，出生于日本大阪，文化程度8年，1936年入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上等兵的身份随部进入中国山东，负责守护滕县段津浦线。日本投降时，他已经升任为伍长，在枣庄被解除武装后，被关进“日本军徒手官兵管理营”进行劳动改造。在这段期间，他极力表现，并自愿招供曾经犯下的罪行，以求尽快得到遣返回国的批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对日本战犯的自供档案重新进行了翻译整理，其中有一段便是三浦重光的亲笔供述，翻译如下：

那是1944年8月中旬，天气正值炎热的时候，接到长畠少佐的“山东作战指令”，要求尽最大能力破坏敌人的军事和经济设施，可对学校、医院、村庄进行无差别轰炸，必要时可将农田烧毁。

我跟随担任后方警戒的吉川小队乘卡车来到山东沂水，任务是歼灭驻扎在此地的一支武装力量，或许是对方提前获悉了我们要来的消息，这一次行动我们扑了空。

吉川小队长要求一路追击，如此一来，每个人的心里都憋着火，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更是让人烦躁透顶。由于道路坑洼不平，卡车难以前行，只得全员步行前进。走了不远，在前方出现一个弓着身子，背着满满一筐杂草的农民，他全身已经湿透，破烂不堪的裤子下面露出瘦骨嶙峋、又黑又脏的双脚，地面好似一块烧热的铁板，他居然连鞋子都不穿，这里的农民普遍比较贫穷，一个人穷得连鞋子都没有在这里也并非什么罕见的事情，听说有的人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才可以穿。

那个农民看到我们朝他小跑过去，居然不知道躲，怔怔地站在路边，用一双浑浊的眼珠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

山田一等兵最先跑到他的跟前，不等问话就朝着他的小腹用力踹了一脚。他踉跄了一下，重新站稳了身子，一句话都不说，眼神中只有木讷，没有丝毫的恐惧。

山田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命令他把破筐放下，然后一脚将破筐踹翻，用刺刀挑起破筐的底部将杂草倒出，检查破筐里面有没有藏着武器。杂草散落了一地，没有掉出武器，却掉出来一只死鸡。

“看到了吧，我就说这是个不老实的家伙。他是个小偷，偷了别人家的鸡。”说着话，山田又朝着那个眼神木讷的农民踹了一脚，“既然他是个不老实的家伙，那么就要让他受点罪才行。”说着话，山田用刺刀在那个农民的小腿上扎了一下，鲜血立即涌出，农民的脸上露出的痛苦的表情，但没有求饶，而是快速抓起一把杂草放进嘴里嚼烂之后，堵在伤口处。红色的血液与绿色的烂草混在一处，像极了呕吐物，目睹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到一阵阵恶心。

“既然吃草，就应该干牲口的活。”

就这样，山田当即征用这个腿上流血的农民当苦力。我和几个士兵抢着把背包挂着在那个农民的脖子上，如同驱使一头老迈的驴子那样，连踢带打地催着他在前面走。

每走出一步，地上就会留下一个不完整的血脚印，我对这样的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在胜利者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同情两个字。就算有，也要看我们的心情而定。

他撑着身体，拖着带伤的腿一步一步向前走着，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我甚至怀疑他是个根本就不会说话的聋哑人。由于天气过于闷热，他的喘气声听起来像是心脏马上就要破裂一样，他连流进眼里的汗水都顾不得擦，一直忍受着烈日暴晒的痛苦，上气不接下气地走着。

突然，他的身躯剧烈地左右晃动了一下，整个人好似一面轰然倒塌的破墙，脸朝下趴在了地上，那些被他的汗水浸湿的背包立即沾上了一层尘土。

“混蛋，你想偷懒，快起来！”我怒吼了一声，捡起背包后朝着他的后背用力踹了一脚。

他的身子猛烈地弹了一下，接着不停地抽搐，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响，顺着嘴角溢出很多白沫，白沫将泥土浸湿，沾满了他的脸。

“真该死，他中暑了。”我厌恶地说，“看来他已经没用了。”

河野伍长走过来看了看，然后大声把一个新调来不久的二等兵叫到跟前，并对那个二等兵说：“桥本二等兵，给你一个锻炼胆量的好机会，以后面对真正的敌人时，你就不会胆怯。”

那个二等兵犹豫的表情中夹杂着不安，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迟迟不敢动手。

“怎么？你怕了！”河野伍长怒吼了一声，“如果你不敢动手，那么我就让别人对你动手！”

河野伍长是出了名的坏蛋，他最喜欢用一根特制的棒子打人，我们几乎都挨过他的棒子，那根棒子就挂在他的腰间，如果桥本二等兵再不动手，马上就会遭到毒打。

“哈！”桥本二等兵突然大喊了一声，同时快速地将手里的步枪翻转，枪托朝上，刀尖朝下，对准那个趴在地上口吐白沫的农民的后背扎了下去。

一共扎了三下，这才停住手，杵着步枪有些颤抖地等着河野伍长的发落。

“干得不错！”河野伍长笑着说，“要记住，在你的眼里，这些都不是人，是木头，是猫狗，是牲口，懂了吗！”

桥本二等兵回答“懂了”。 河野伍长让他归队，并下令继续前进。

杀掉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叫什么的中国农民，对于我们而言简直不值一提，这种事情我们经常干，早已经麻木了，并且已经轻车熟路，胜利者就应该掌握生杀之权，失败者就应该无条件的承受，这是从来不变的规律。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到达一个名叫青驼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遭到了伏击，冷枪是从那些大大小小的麦秸垛后面打来的，由于距离远的缘故，加之对方的枪法不准，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

吉川小队长命令用机枪还击，枪声很快就停了下来，敌人已经逃之夭夭，很明显他们不是什么正规的军人，极有可能是红枪队那样的民间抵抗力量。尽管如此，也不能大意，这些人虽然武器老旧，但神出鬼没很难提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们就会朝我们打冷枪，每回都是打几枪就跑，比狐狸还要狡猾，想要抓到他们需要费一番周折，因此我们对于那些看似是农民的人绝不会手软，不必审问他们是不是红枪队成员，统统把他们视为一体全部杀掉反倒更省力。

突来的袭击让每个人都感到愤怒，确切地说这种愤怒来源于内心的恐惧，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死亡，嘴里说着甘心为天皇尽忠，心里想着的却是早点活着回家。

吉川小队长随即下达了搜捕残敌的命令，马上就要有人被当成残敌杀掉，妇女、小孩和老人也不能幸免。

很快，有人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哭声从一间堆满高粱杆的破屋里面传出，也就是说那间破屋里藏着人，其中肯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很多时候，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会让他们的父母藏身的地方暴露，因此有很多人在逃难时选择将孩子丢掉。

试想身为父母的人亲手丢掉自己的孩子，该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可这又能怨谁呢？要怨就怨战争吧。

果不其然，大塚上等兵与秋津二等兵在那间满是高粱杆的破屋里找到了藏匿的人，一共有八个人，七个年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不等妇女，以及一个裹在黑布中的婴儿。

我为了讨好吉川小队长，立即禀报：“报告小队长，有八个人，没有武器。”

吉川小队长很不耐烦地说：“赶紧让预备兵刺死他们。”

“全都刺是吗？”我有些不识时务地多了一句嘴，“其中有个婴儿。”

“那又怎样？”吉川小队长更加不耐烦。

这时候刚刚升任伍长的新井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报告小队长，我在一间屋子里找到四个女人和一个老头，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新井，你是学生兵吗？”吉川小队长愤怒了，“难道这种事情还需要请示我吗？想怎么干，你自己决定！”

新井伍长傻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快步跑远。我立即追了过去，想要看看他究竟怎么处理着那些人。

新井伍长似乎有些为难，在他眼里，这几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和老人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如果就这样放了的话，只怕会遭到吉川小队长的训斥。

“三浦君，该怎么办？”新井居然征求我的意见。

“杀了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全部杀掉？”新井语带犹豫。

“还能怎么？”我说，“难道要放走其中一个吗？”

“好吧！那就干吧！”新井加重了语气，随即喊过几个人，对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女人和老人下了杀手。

我也加入了其中，用刺刀朝着老人的胸口扎了几下。老人在死前一直用苍老的声音喊着“大人，大人”，他的哀求无济于事，刺刀几乎扎穿了他干瘦的身躯。

那四个女人中，有一个年纪在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长得十分漂亮，如果不是要立即行军的话，也许我们会好好“享用”一下。看着如此年轻漂亮的姑娘倒在血泊中，我的心里居然有了一丝怜悯，她有没有嫁人？如果已经嫁了人，那么她的丈夫又去了哪里？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的男人是绝对可耻的。

这边的“杀人游戏”结束后，我又去了那间堆着高粱杆的破屋，屋里的七个女人有的在哭，有的在磕头，嘴里不停地喊着“大人，大人”，这是她们求饶时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我们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回，起初还觉得很有趣，我们这些出身农家的人居然也成了高高在上的“大人”，听得多了，也就厌恶了，反倒觉得有些刺耳。

河野伍长负责处置破屋里的七个女人和那个啼哭着的婴儿，他看了看屋里的环境，认为放一把火更直截了当，于是下达了放火的命令。

那个啼哭着的婴儿似乎预感到了危险的发生，突然哭得更大声了。

河野伍长让冷不丁变大的哭声吓了一跳，于是非常生气地走上高粱杆，一把将那个大哭不止的婴儿从母亲的怀里夺了过来。那个年轻的母亲瞬间如同疯了一样，凄惨地喊叫着，奋不顾身去抢夺自己的孩子。

大塚上等兵眼疾手快，“啊”了一声，将刺刀扎了过去。刺刀穿透母亲瘦弱的腰身，大塚同时用力踹了一脚，才将刺刀拔了出来。

那个年轻的母亲趴在高粱杆上，身子一抖一抖，几次试图爬起来，都被大塚的刺刀压了下去，直到一动不动。

河野伍长将婴儿用力朝上一抛，等到婴儿重重地摔在地上后，他又用皮靴狠狠地踩了几下。婴儿的小手在空气中抓了几下，便不再动弹。

此时破屋已经冒起了浓烟，屋里的女人试图往外跑，刚跑出来就被抓住重新丢进去，直到火焰将整个破屋包围，凄厉的哭叫声伴着噼里啪啦的火焰声钻入每个人的耳朵，有人用事不关己的眼神凝视着火焰，有人则轻松地有说有笑，有人低着头不说话，也有人在瑟瑟发抖。而我则很平静地看着，这种事情见多了，自然也就成了平常事，就如同料理店的厨师一样，杀多了鱼也就变得顺手了。

从我来到中国的那天起，铺天盖地的愤怒和憎恶的喊叫声使我们无处可逃。我们踩着尸骨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最终脚步声被愤怒的大浪彻底淹没！

注：文章参考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翻译的侵华日军自供档案，配图取材自网络，非文中人物。文中主人公三浦重光于1946年8月与其他日军战俘搭乘火车到达天津，后经塘沽被遣返回国，后事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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