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的人类史

不拘泥于“华夏中心”观念，将中国历史上各人群的活动，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上，运用人类学方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上溯夏商周、下迄明清）众多人群留下的传说和谜团，对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最终的走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新知。本书尝试描绘出一幅东亚人群迁移和文化变迁的动态图景，打通东亚大陆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巨大分隔，传递出一种完整的“人类史”的观念。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的人类史》（中华书局，2018年3月出版）

以下文字授权摘自该书。

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或许是《四夷居中国》一书中篇幅最长的一段引言，但这篇与众不同的“戏考”将连同第六章正文中班氏祖孙的事迹一起，帮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产—消费关系在农业定居社会中所起到的无与伦比的作用。

在本章提供的两个个案中，我们主要看到了人群之间的互动，如何借助物质交换的手段，经由农业社会生产—支出失衡所导致的向内坍塌，推动人类迁移的过程。其中，农业社会的物质产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上一章的后篇（关于人群迁移的“推力”），以及下一章全书总结部分“东亚大陆人类迁移的模型”前的最后一章，本章重点呈现了东亚大陆人群迁移的“引力”。

当农业帝国将最后的军事希翼寄托于几度亦敌亦友的部族骑士时，“不劳师而币加”的精神却发挥了它最后的“反向”效用：它通过“救命稻草”的形式，让久陷“入不敷出”收支泥淖的农业帝国打开了向内迁移的大门，为日渐强盛的“四夷”们铺平了道路——前有古人（秦仲之子庄公），后有来者（李克用）。

“王宝钏与薛平贵”的两个版本

“王宝钏与薛平贵”是一则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故事。它以戏曲《五典坡》的名字流行于京剧、粤剧等多个剧种。其最早的秦腔版本讲述了五代后唐庄宗时（885—926年）富家女与贫家子的故事。相国王允的三女王宝钏赏识乞儿薛平贵，以绣球招其成亲。王允不允婚事，王宝钏“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与薛平贵在寒窑成亲。时值西凉国代战公主率众侵唐，王允伙同二女婿魏虎遣薛平贵从军。平贵斩落代战公主前夫驸马朱贵昌，得其再醮为新驸马，后为西凉王。而王宝钏十八年不得见夫，苦守寒窑，后以鸿雁血书传至西凉，终得夫妻重逢。

但这还不是全局的终点，最后皆大欢喜的结局是：趁皇帝驾崩，王允、魏虎擅权，令大将高士纪诛杀薛平贵。代战公主领西凉兵马攻入长安，助薛平贵登基，以王宝钏为皇后，代战为东宫。贫儿平贵最终发迹，登殿为帝。

这个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完整的戏曲故事因其情节复杂、高潮迭起而广受欢迎。各地流传的版本虽各有不同，但基本可以分为“王八出”和“薛八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以王宝钏作为主人公，后者则重薛平贵，而且这两个版本的差异，更透出这个民间故事被创作、改写、再创作过程背后的文化隐喻。

这个关于五代后唐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要等到相对较晚的时期才登上舞台。今日所见最早出现“薛平贵”之名的文本来源于一部可以断为明代初期的弹词故事《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这个弹词故事在明末时被秦腔《烈女传》吸收，突出了王宝钏的悲伤爱情经历。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为唐代，情节与今天的“王宝钏”故事的前半部分基本相似，只是薛平贵从军（继而阵亡），王宝钏苦等寒窑十八年不见君归来，在鸿雁传书杳无音信后，望穿秋水，死于贫困、饥饿。

这个明代版本的悲剧故事，就是后来被俗称为“王八出”的前本《五典坡》。该版本完全没有我们熟悉的“发迹变泰”的情节，虽然故事发生在唐代，但其中犀利彻骨的现实主义风格与明末在西北蒙古、东北女真进逼下，征人不归的真实景象不谋而合。同时，又以王宝钏忠贞不二的人生选择，为明末的观者们留下了一段颇有指导意义的道德预言。

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大致出现于清代中叶，这个改编版本修改了王、薛二人的结局，在“十八年”后节外生枝，增添了薛平贵并未阵亡的情节。他不但重返故国，为王宝钏伸张了正义，最终还在西凉国外援的帮助下，顺利登基称帝。这个新增的以《大登殿》为核心的五个回目又被称作《五典坡》后本。在这个版本中，改编者不光添改了故事结局，而且还细心地将时间从唐代挪到了五代的后唐，给出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和武将高士纪这两个具体的背景人物。

历经明清两代两次较大程度的改编，我们今天看到的“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就基本定型。这个故事成型时间相对晚近，且几经修改，但其传播之广泛、成功却超乎想象。这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都于史无据，其中的种种片段，却又似曾相识，再加上最后一次改编中隐隐绰绰加上的背景人物，似乎有意令观者产生某种联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并无史实底本的故事，经过两次改动，在中国成百上千的民间传说中脱颖而出，久演不衰，其中的艺术魅力来自何方？

隐藏的主角

明代的王宝钏故事是个女性视角的悲剧：丈夫从军亡，妻子挨饿死。清代的版本中，则增添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全新情节：丈夫衣锦还，登上金銮殿。这个新版似乎只是在旧版的“十八年”后直接“拼接”了一段全新的情节——正义的“西凉”之师，荡平了叛乱的翁婿权奸，帮助主角登上王位。

如果说明代王宝钏故事的来源并不清晰，那么清代版本的成功除了平乱登基的主题外，更归功于明确的源头。首先，西凉国并非凭空捏造。薛平贵入赘西凉国驸马时，斩杀了代战公主的前夫“朱贵昌”，这位驸马与情节发展并无关联，却和高士纪、李存勖一同为这个改编剧本的源头，留下了重要的蛛丝马迹。

朱贵昌在《五典坡》中不再露面，但在另一出戏中又现行踪。主要讲述后唐李克用事迹的戏曲故事《珠帘寨》中，主角在全局的开头独白道：“孤，沙陀国王李克用。先父朱贵昌，唐王驾前为臣，只因累建奇功，圣上恩赐姓李，封为晋王……”且不论这则故事中“朱贵昌”与李克用的父子关系，这段信息量巨大的叙述还巧妙地突出了“沙陀”与唐朝的特殊联系。

《五典坡》中一晃而过的李存勖和高士纪也不是首次搭档，他们还在另一部传统戏剧中联袂登场。秦腔《苟家滩》（亦作《五龙二虎斗彦章》）中，将来成为后唐庄宗的李存勖，与另外四位大将（后唐明宗的李嗣源、后晋高宗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以及后周太祖郭威）合战后梁名将王彦章。王彦章在战败临终前唱到：“山东来了高士纪……死在了某的回马枪。高保童九岁为上将，还有小小石敬瑭。”这段唱词将高士纪、李存勖联系在了一起，加上其中带出的石敬瑭，更是将我们领入了一段隐秘的传奇。

由此可见《五典坡》中隐藏的这几个背景人物不但确有其人，还存在密切联系。按照新、旧《五代史》的相关记述，李存勖为后唐太祖李克用之子，高士纪（高思继）是后唐将领，也就是说，清代改编版本新增的“西凉”情节，完全嫁接自后唐故事。而后唐作为五代的开端，具有一项非常显著的特征，正如传统戏剧所显示的那样：五代各朝的建立者从李存勖、石敬瑭到刘知远，或者出自沙陀族人，或者与沙陀相关。

其次，沙陀在唐末、五代的历史上的确留下来非常称奇的事迹，在戏剧舞台上经演不衰，使这段拼接的故事，散发出更大的吸引力。《新唐书》叙述了沙陀部落首领“朱邪赤心”得名“李国昌”的原委：“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将讨庞勋于徐州，以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以从破勋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国昌，以之属籍。”该文继续提到“国昌子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凫，为云州守捉使。”这段记录证实了李国昌和李克用的父子关系，进一步解释了《沙陀国》一剧中，本为朱邪氏沙陀首领的李克用之所以有一个名为“朱贵昌”的父亲之原由——以“朱邪”氏简化为“朱”姓，以“国昌”转化为“贵昌”。

变成李国昌和李克用的朱邪赤心父子也并非全然忠顺，曾因祸患府、州，被唐军逐散。然而，在黄巢攻入长安之际，无兵可“料”的唐朝，不得不再次借助散居代北的部族武装，重新启用李克用为“代州刺史、忻代兵马留后”，参与对黄巢的平乱行动。克复京师之后，李克用因“功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国昌为代北军节度使”，很快又“领河东节度”，后与黄巢降将朱温成为一生之敌。朱温废唐自立“大梁”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北阻契丹，东击后梁，终于923年“即唐帝位于魏州”，进而灭梁（魏），定都汴京，追其父为武皇。

虽然李克用、李存勖以沙陀之裔而继唐嗣，可依然得到《新唐书?沙陀传》撰者的盛誉， 赞曰：“是时，提兵托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为唐涤耻者，沙陀也。”诚然，朱贵昌在现实世界中的继承人们飨国不久，但在后唐之后继续“登殿”的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以及绵祚四世的北汉（刘崇）都为沙陀族裔，甚至包括为赵宋先声的后周。五代中这些短暂朝代的沙陀建立者，几乎都在元杂剧中留下了情节类似的剧本。除李嗣源、刘知远外，连被后世史家诟病的石敬瑭也有《石郎驸马传》行世。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以“外邦来者终登基”为主线的戏曲故事，为清代《五典坡》中新增的剧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母本。

这些发迹变泰的故事新篇固然为清代以来的观众喜闻乐见，但其与明代那个“丈夫阵亡、妻子饿死”的版本却能无缝对接，足以令人称奇。那些新增故事的沙陀主角是与原本那个悲伤的唐代故事巧妙衔接的原因，竟然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沙陀与盛唐的两面

建立在北周、隋代基础上的唐帝国，也继承了它们的政治—经济版图，如图6.1所见：面临北方突厥（对阴山以南“地理漏斗”入口）以及西北吐蕃兴起后（对黄河上游/渭河入口）的迁移压力。换言之，衡量唐帝国（以及此前、此后农业帝国）强大的标准，是建立在它阻止其他群体迁入东亚主要生产区域的能力上。

对唐朝而言，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几乎等同于对高句丽、突厥和吐蕃的军事胜利。然而正如李世民在《伤辽东战亡》诗中哀咏的辽东死伤的两千士兵“殉命有余忠”一样，胜利总是以普通兵卒的牺牲作为代价。即便是被后世推赞的“府兵”制度，也给作为府兵来源的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王梵志在一首无题诗中，以近乎白描的现实主义笔调写道：“……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对于男性而言，“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的遭遇，不但是对他们生命本身的耗费与赌博，更是对他们所在家户的重大挑战。

即便能躲过夫役折磨和战死威胁，剩下的命运也足以击溃那些坚韧的幸存者。王梵志在另一首诗中写道，“……儿大作兵夫，西征吐蕃贼。行后浑家死，回来觅不得……”那些侥幸脱生的兵夫回到家中，却不得不接受“行后浑家死，回来觅不得”这一悲伤的现实。他们的妻子，很可能在丈夫“二十充府兵”出征之后，就因为无力承担生产的重压，饿死“寒窑”之内了。而这隐藏在所谓“盛唐”背后真实的另一面，就为明代版本《五典坡》中那个“夫亡妻死”的不幸结局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唐与突厥、吐蕃关系，及沙陀在唐代中前期的位置变化。

为了维持“盛唐”的武功，唐朝试图在维持这几个战场的基础上，减少普通生产者的持续减员。因此，一项东亚历史上由来已久（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至史前）的策略，被发扬光大，并收获卓效。比如，在唐太宗时从征高丽的战场上，有铁勒酋长契苾何力率领的部兵；高昌、龟兹之役中，有东突厥可汗阿史那社尔。由唐朝将领为统帅率领府兵，而由部族首领将本族武装部队策应或担任侧翼协助，从唐代初期开始，就成为唐朝军事胜利的保障——尽管，这项策略对终结盛唐的“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负有重要责任。

从本书前几章的内容可见，正因为部族武装在持续征发压力面前的非持久性，以及远离中纬度农产区的补给困境，越来越多的部落力量被引入了东亚的迁移路径。公元650年，唐朝攻灭西突厥。戈壁阿尔泰山南坡、巴里坤湖以东的沙漠边缘，有一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因地“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也随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叶护，降唐内属。公元662年，唐高宗又以郑仁泰为主帅，薛仁贵为副，指挥对回纥的平叛行动。《沙陀传》提到此次行动中，“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于是，在后来唐末五代时留下自己赫赫名声的沙陀，就这样和有着“三箭定天山”传说的薛仁贵联系在一起，首次出现在唐朝军事序列中。这位沙陀金山就是朱邪赤心的六世祖。

在之后直至唐末的一百多年中，沙陀金山的重孙朱邪尽忠受吐蕃裹挟南下，最终向东南迁，来到了“阴山地理漏斗”的入口（参见图6.1）。尽忠子朱邪执宜受唐朝封为“府兵马使”，既参与了讨伐契丹裔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的战役，又阻回纥南下之势。这位沙陀首领不但“拜金吾卫将军”，而且担任了“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为其子朱邪赤心日后受封“晋王”埋下了伏笔。

当时代赋予沙陀更多机遇之时，却进一步折射出唐帝国愈陷愈深的收支困境局面。“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与各节度使之间的权力之争，使战事更多发生在农业帝国的阃内。这些军事行动在蹂躏东亚大陆主要生产区的同时，也削弱着承担农业社会数种基本职责（生产、军事、劳役）的普通生产者的能力。简言之，生产下降，人口减少。从“庞勋之乱”到黄巢起义，都可以视作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失衡的结果。而这无疑为沙陀等边缘人群提供了更大空间。

于是乎，战死沙场的府兵“薛平贵”和他失去生产能力的妻子王宝钏，就这样被远方归来的“西凉国”兵士替代，完成了明代和清代前后两本《五典坡》的无缝对接。

薛平贵们的“大登殿”

“来来来三马连环杀进长安”，薛平贵在后本《五典坡》的倒数第二幕中最后唱道，拉开了该剧的终幕——“大登殿”。这个经历了两次重大改编的虚构故事中，经历几次人生起伏的薛平贵在西凉兵马的支持下，最终从篡位的魏氏翁婿手中，攫取了后唐的皇位。至此，这位“朱贵昌”的继承人在清代改编者笔下，从明代作者铺设的现实主义悲剧中逃出生天，登上了“金銮殿”。对于清代的改编者而言，这个貌似发迹变泰的故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无数的“发迹”故事中脱颖而出，成为舞台上的宠儿，从这个角度上说：续貂并非狗尾。

起于无名，薛平贵与王宝钏居然登上了中国戏剧舞台长盛不衰的顶峰，这与该剧在明、清时代两次重大改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两次戏剧化的改编，这部无本可源的再创作作品，冥冥之中巧妙浓缩了整部农业社会的“代谢”周期。

隋唐帝国凭藉发达的农业经济，支撑起她对整个东亚大陆人群迁移的影响，致力于推动蒙古高原东侧人群向西，而非向南的迁移——围绕高原作顺时针路线移动。然而，饶是人类历史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农业社会也无力承担如此持久的支出，来自物质产品和生产人口的双重剥夺，令农业社会本身的生产下滑，并成比例加重着剩余生产者的负担。明代时，以此背景改编的《烈女传》（前本《五典坡》）故事便以“薛平贵行后战死，王宝钏无法独力承担生产重压而饿毙”的现实场景，真实再现了农业人群生产失控后普通生产者的命运，让明末身处相同历程的观众经历感同身受的悲怆。

然而，农业社会生产机制并非一成不变或戛然而止，它会以变迁的方式应对某种改变。随着农业社会本身社会再生产能力的节节下降，军事支出方面的职责被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包括“处月酋沙陀金山”在内的部族群体肩上。农业社会的“薛平贵”们被永远地留在了高海拔或高纬度的异域战场，但另一些原本生活在不同纬度、海拔地区的“薛平贵”们却跨上环境适应力更强的骏马，返回了农业帝国的边境。（第三章引言里的“杨家将”故事，也回响着类似的节奏。）

随着农业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失衡，在通道入口徘徊已久的“西凉”薛平贵们，便因其在军事援助方面的卓越贡献，被这黑洞坍塌的巨大引力，牵入了东亚大陆人群迁移过程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作为后本《五典坡》故事中薛平贵原型的沙陀李克用们，并非被动地卷入了这一人类迁移过程；在征发、重建的社会进程中，沙陀强化了军事化的同时，也在文化认同方面与唐朝所代表的农业等级社会走得更近。

回到《五典坡》的起点之处，这部曾经有过两次重大改编的民间戏曲故事，虽为虚构，但也留下了改编过程的点点痕迹；更重要的是，其改编版本走红的原因，并非讲述了一个离奇荒诞的“大登殿”故事，而是从艺术的角度完整再现了农业社会的内在“周期”。从本书试图揭示的层面上讲，这个故事在气质上，浓缩了东亚大陆人类互动的具体形式——归来的那个征人已经不是去时的薛平贵了；但是，前赴后继的人潮涌动，才是人类文化变迁“齿轮”的推动力。李克用父子的后唐没能延续唐朝的余辉，但李克用的盟兄弟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国，将和源自党项的杨氏家族与折氏家族一道在代北的土地上继续演绎东亚人群的进程，围绕蒙古高原引出蒙元的事迹。而这一切似曾相识的路径，将通过启发隋唐的拓跋北魏，追溯到另一个农业帝国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