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岛的中国淘金者：“这里无金可淘”

天使岛（Angel Island），坐落于美国旧金山湾，曾有50万以上的外国移民从这里入境美国，其中包括1910年至1940年间来自中国的10万华人。与纽约的爱丽丝岛接受欧洲移民的过境处不同，天使岛上的移民拘留所是出于执行《排华法案》而建造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移民和其他亚洲移民排除在美国国门之外。1940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天使岛移民拘留所，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上最为心酸的一章画上了句点。
上世纪70年代，美籍华人研究学者麦礼谦、华裔作家林小琴、美国研究教授杨碧芳以及其他致力于还原天使岛华人移民历史的志愿者积极投入到天使岛移民研究项目中去。他们抄录、核对当年囚禁在天使岛移民拘留所的华人题壁及其他手稿上的诗歌，并一一翻译成英文；从全美各个图书馆、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与图片；寻访当年的亲历者及其后人，进行大量的口述历史采访工作；将诗歌、口述历史和珍贵照片整理、编辑成册，并撰写详细的历史背景介绍……1980年，天使岛移民研究项目的成果——《埃仑诗集》（Island）出版，在美国文学、历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2年，该书获得“美国图书奖”（American Book Award）的杰出文学贡献奖，之后又入选“美国文学经典书目”，以及《美国文学选集》。
此后数十年，该书内容几经修订、增补、再版，一直在市面上通行，成为美国历史研究、华裔历史及文学研究、移民史研究等必读书目。近期该书简体中文版《枕底无花梦不香：天使岛中国移民的诗歌与历史》（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本文即选摘自此书，经授权，新闻转载。本文原题《阮兰香：“无金可淘”》，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编者注：1982年，为了要举办一个有关中国妇女历史的展览，我采访了阮兰香。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阮兰香当时74岁，个子不高，精神很好。1928年，她刚结婚不久就来到美国，一心梦想着在金山发家致富。为了规避排华法律，她不得不使用假女儿身份，报称自己随父亲与兄弟——实际上是她的丈夫与堂弟——前往巴黎旅行，属于享有豁免权利的人员。她对过往的细节记得十分清楚，对于天使岛上的经历以及获释之后在美国中西部小镇上打拼的岁月也十分坦诚。
阮兰香离开乡土前往美国之时，曾向自己的母亲承诺十年之后回家。可是，她一直到1965年才实现当初的诺言。到那个时候，她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尽管她没能实现自己过上富足悠闲日子的“金山梦”，但是她在工作和家庭方面获得了成就感。阮兰香在芝加哥安家立业，一直在这里生活，直到93岁去世。以下事迹根据我对阮兰香的那次访谈以及1992年至2001年间对阮兰香女儿黄美莲的几次访谈整理而成。
1908年，我在新会县潭冈村出生。我的祖父和父亲在相邻的南头镇开了一家麻厂。陈家和林家长期不和，我们被夹在中间。结果，在一场大火中，我们家的房子被烧成灰烬，一家人不得不去投奔外海村的外婆。我们家没有太多的钱，只是将一些铺盖和衣服装到几个大篮子里，然后雇了几个人帮我们把东西运到外婆家。当时我只有4个月大，我哥哥不过2岁。
我7岁那年，一家人搬到了香港。我们在香港的日子很苦。我父亲在一间家具商店里工作，一天只有几美元的进项，因此，我们只能租一间房，一家四口蜷缩其中。后来，我妹妹出生了。我得帮着母亲打水，洗衣服，做饭，带孩子。我哥哥 16 岁那年跟着一个木匠学手艺，他得去给人家做学徒。当时社会上的女子教育刚刚起步，但是我母亲是不会送我去上学的。一来是时间不允许，二来是家里没有钱。用过晚饭，我得帮着家里做藤椅。由于我母亲缠过足不能外出，家里买东西的事情也落在了我的肩上。因此我没有玩耍的时间，甚至连睡觉的时间也很有限。
我一直住在香港，直到20岁结婚，才离开那里前往美国。我老头（丈夫） 哈利•黄 （Harry Wong） 有一个朋友曾经和我父亲一起打过麻将，他成了我们的媒人。我丈夫是一个金山客，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Fort Wayne）开了饭店。他说他在美国每天可以赚到 200 美元。我父亲问我是否愿意嫁给他。我想了一下，一家人睡在木板上，勉强糊口，真是穷困潦倒。从我们的住处可以看到港口，那里停泊着很多大船。每次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我都会看见所有的金山婆在这里下船，她们把全部珠宝都戴在身上，后面跟着妹仔。我想金山肯定是一个好地方。因此，我没有回答父亲。要是他让我嫁，我就嫁。
我丈夫回老家安享晚年时已经 50 岁了。他在江门生活了两年之后，又被他的叔叔叫回韦恩堡帮着打理饭店的生意。到那个时候，他的移民文书已经过期，于是他不得不到香港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弄到了李卫民的身份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于是问题得以解决。证明材料显示李卫民是一个45岁的商人，目前正带着16岁的女儿李香和11岁的儿子李森前往欧洲旅行。我们结婚之后，我随他前往美国，报关时我的身份是他的女儿，我表弟林森的身份是他的儿子。
阮兰香在香港，1928年
我们一同乘坐“天洋丸”号（Tenyo Maru）抵达美国。船在海上行驶了21天，在这期间，我一点也没有晕船。船上有很多中国人，但是大多都住在统舱里面。我们买的是二等舱的船票，因此有一个可以容纳三个人的私密舱室，不但可以到甲板上散步，也可以到一等舱饭堂用餐。我们从未错过任何一顿饭——6点在自己的房间用早餐，8在饭堂用第二顿早餐，12点用午餐，下午3点喝下午茶，6点用晚餐，晚上9点吃宵夜。我丈夫装作是一点英语不懂的新到移民。但是他糊弄不了那些服务生，他们都说他的穿着、举止、使用刀叉的方式都很像美国人。
抵达大埠时，我们以为只须在船上接受检查。但是那天是周六，我们不得不到天使岛去。我丈夫和李森住在男子营地，我住在女子营地。在审口供时，我们都没有回答对问题。他们当时非常严苛，我们之前也并没有为接受审问做任何准备。他们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村子里使用的炉子的型号，地上的瓷砖，甚至台阶有多少级。那年我一直在香港生活，并不太记得村子里面的事情。他们问到厨房里物件的摆设以及你们家往上三代的谱系。有谁能记得住这些呢？
由于我们未能通过问话，他们便不准我们入境。因此，我们不得不将案件上诉。从11月底到来年1月初，我一直困在天使岛上。我还记得那位耶稣婆（教会女执事凯瑟琳•毛雷尔）在圣诞节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些布料、一个牙刷、一条毛巾以及一些糖果。有一个从香山县来的妇女和她的儿子、女儿在那里待了三年。她丈夫说错了话，把她的名字说成了第一任妻子的名字。当时见到圣诞树时，她说自己已经见过三次了。三次啊，你能想象得到吗？
编者注：根据李卫民的移民档案，这位父亲是一位诚实守信的商人，拥有价值2 000美元的黄金和一张旅行护照。他和自己的儿子、女儿一道准备前往巴黎旅行，途经此地。他们到达天使岛六天之后，专门调查委员会对他们每个人进行了两次盘问，涉及家庭背景、广州的生活习惯，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情况等。父亲与女儿准备得不充分。问及他的旅行护照，他的口供前后矛盾；问及他们的住所、妻子或母亲去世的时间、儿子的出生日期，他们的证词之间存在很大出入。女儿对许多问题都回答“我不知道”。最终他们被拒绝入境，理由是这位父亲不像是一位诚实守信的游客，而孩子们也不像是短期游客的子女。这位父亲决定将这一判定结果上诉至华盛顿特区的劳工部。在等待案件上诉期间，这一家人被拘留在天使岛上，时间前后长达一月有余。
我所居住的女子营地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都是三层的上下铺。我们只使用下面的两层。小孩子们通常与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睡下铺。所有人都是勉强度日。这里有新会人、香山人，也有台山人。那时候妇女不多，但每艘船上都会有一些妇女不能通过审问。我们不是获准入境的游客，不能和任何人说话，也不能直接接收信件和包裹。他们害怕会有作弊用的字条被裹挟进来。每到开饭时间，女舍监总会高声喊道：“吃饭，吃饭！”每次我们下楼前往那间大饭堂，总是有一个番鬼站在门口监视着我们，担心厨房员工会在暗中把作弊用的字条递给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会把字条藏在盛饭的盘子底下。你得把字条带到楼上去，躲在厕所研习。接下来你还得点燃一根火柴，把字条烧掉，然后用水冲走。
那里有一张长桌，每端放着两盘菜。你知道是什么吗？通常是金针炖猪肉或者芥菜炖猪肉，不限量，想吃多少都可以。花上25美分你还可以吃到煎火腿蛋等额外的小碟。幸运的话，会有朋友从大埠寄来一些鱼罐头或是熟食。
很多时候，我们待在有通风的过道里，看年轻人在外面玩球。人们可以玩玩乐器、看看鸟、做做针线，很多事情都可以做。需要什么东西，那位耶稣婆会帮忙买来。我想做些手工针线，于是托她买了一些东西。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每天吃三顿饭，之后就是等着有人通知我们何时可以入境。有人走了又有人来，这里总是人来人往的。答对了问题的人可以进城，答错了的只能就此止步。有个妇女说她在这儿见过三次圣诞树，有人像她一样在这里待了很多年。我们困在岛上期间，有一个妇女被递解出境。花了那么多的钱，却是这样的结果，让人很是伤心。
编者注：1928年12月31日，这家人每人交了500美元的保释金，获得入境六个月的资格。移民档案中一封日期标注为1930年1月9日的信件显示，“这些外国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1952年当局才找到他们，准备将他们递解出境。据阮兰香说，他们从天使岛获释之后，夫妇二人乘坐火车去了芝加哥，在那里停留了一周，之后又前往韦恩堡，并在那里住了下来。他们入境以后，她丈夫重新使用自己的真名——哈利•黄。她的美国名字——海伦 （Helen） ——是她 1956 年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女儿们给她取的。
在印度安纳州韦恩堡上班的阮兰香
当时韦恩堡的中国人很少，只有两家餐馆和两家洗衣房，也都由单身汉经营。我成了那儿唯一的中国妇女。我没有社会交往，因此觉得很是孤独。我们住在温馨之家饭店（Cozy Inn）楼上，这家饭店提供中美两种样式的餐饮。我几乎是刚到这里就系上围裙下厨帮忙了。削薯仔、切菜、淘米、做饭，凡此种种。我那时很年轻，并不觉得工作有多辛苦。一有空闲，我便带着一岁的女儿丽莲去逛折扣商店。没有人打扰我。每逢周二、周四和周六，韦恩堡会有露天的集市。因此，到了晚上，我会到那里走走。生了第二个女儿美莲以后，我就不怎么出门逛街了。
我们刚到那会儿，这家饭店生意还不错。光是在客人用午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挣到200美元。但是接下来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境况难起来。人们失业以后，没有钱去消费了。午餐时间我们只能挣到2美元。一年以后，我们付不起租金，饭店只好关闭大吉。我们搬到芝加哥，在那里住了一年。联邦政府给贫困家庭发放腌牛肉、椰菜、薯仔和面包等物资，但是我老头儿不敢去排队领取。没有办法，他只得到唐人埠向投机商借钱。一袋100磅的大米只需要花80美分，这么便宜我们家还是买不起。
我们租了一套内含六个房间的公寓，每月支付19美元，只是没有电。就连我儿子威廉出生时，我们都用不起电。家里每周只能买一蒲式耳的煤来度日。到了冬天，所有的窗户上都是霜，我们关上所有的门，待在一个房间靠着敞口炉取暖。我们要穿好几层衣服，两个女孩儿就裹在毯子里面。屋子里的气温只有40华氏度。一年以后，有一位朋友开了一家洗衣房，于是，我们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安德逊市（Anderson），帮他做事。就这样，我们开始接触到洗衣业务。
我们住洗衣房楼上的两个房间。家里的老四爱莲在安德逊市出生。我们帮人家洗衣服、熨烫衣服。工作很辛苦，工作时间很长，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做。周一到周六我们都得上班，要是没能按时完成任务，即使是周日也要加班。有时候，周日我还要打扫房间。这样的日子我们过了四年。后来，他侄子从香港过来，惹了麻烦，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前往印第安纳州的科科莫 （Kokomo），我们在那里开办了自己的洗衣房。
科科莫是一个小镇，距离安德逊市 100 英里。我们还是住在店里。生意马马虎虎。刚开始，我们每周只能挣20美元，后来每周可以挣到100美元。工作依然很辛苦，起早贪黑，每天要洗熨100件衬衫。要是做不完，周日就不能休息，不能睡觉。有人来取洗好的衣物，我就到前面帮忙。即使我不认识字，我也可以凭着号码找到包裹。除了外出理发，我们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就这样，一过又是四年。后来，孩子们的父亲（哈利）去世了。当时正在打仗，周遭雇不到人帮忙，我自己又应付不过来，于是我们搬到芝加哥生活，去帮哈利的叔公做事。
他的店面名叫邓记（Dong Kee）面包房，我在那里上班。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每月收入只有20美元。下班以后，我还要给全家人做饭，做全部的家务，幸好孩子们可以帮些忙。从1944年到1952年，我在那里待了大约有八年。这份工作谈不上好与不好，只是可以吃饱，有个地方住而已。银行里存不下什么钱。但是宽裕些的时候，我就会给香港的家人寄些钱。
离开邓记面包房以后，我又到纳贝斯克（Nabisco）饼干厂上班，在那里折叠盒子，往盒子里面装饼干。住在隔壁的一个意大利人给我介绍了这份工作。我是这里雇用的第二个中国妇女。每个人对我都很好，喊我“妈妈，妈妈”。他们问我为何从来不向工会发牢骚。对我来说，真没有理由那么做。我乘坐巴士抵达城市西区，冬天早上5点1分出发，夏天早上5点半出发，需要换乘三辆巴士。下午3点15分下班。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每小时只能挣到75美分，但是那些白人老板会不断改善你的工作条件——加薪、上保险、发假日津贴。每当晚餐时分回到家里，我都是疲惫不堪，直接上床睡觉。这份工作我做了29年。我于1977年退休，当时他们还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
1943年丈夫去世后，阮兰香（就坐者）与四个孩子搬到芝加哥。
我在美国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我还是得承认我的金山梦从来没有实现。我没能成为一个富有的金山婆，一生只是如同奴隶一般地辛苦工作。1928年我抵达美国，当时东西很便宜。青豆每磅2美分，猪排三磅才卖25美分。但是人们没有钱消费，家里也没有吃的。当时我们只是看到金山婆戴着珠宝首饰，穿着高档衣服，跟着妹仔，却根本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在金山生活特别轻松。但是这里无金可淘，相反，这里有的只是辛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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