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破碎的生活_纳粹_时代_政治性

原标题：普通人，破碎的生活

现在是哪一年？“新冠历第三年”。

类似的meme（模因）最近尤为盛行，“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并非一句玩笑话。

疫情带来的生活巨变、某种意义上全球化的倒退与撕裂、不到一年间举办的两次奥运会、俄乌战争等，似乎在短短三年里，我们就经历了以往很多年都不曾经历过的巨变。而个人处在这种时代剧变的洪流中，也更加能感受到作为个体的无力和随波逐流。

“内卷”、空心病、政治性抑郁、存在主义危机等等，原本属于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研究范畴的话题开始被大众熟知，众多书籍的热销也证明了大众对于自身命运的普遍困惑。这个时代会变成什么样？前路在何方？如何与自己和解，与时代相处，成为了大家愈发关心的话题。

如果感觉在当下找不到答案，或许可以把眼光看向历史，今天的文章，我们从几本讲述“大时代下的小命运”的书籍出发，看看过往那些身处时代大浪中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如何身不由己，又是如何抵抗和生存下去的。

01.

高压时代的“平庸之恶”

有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他们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在经历和见证历史，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人。《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下简称《破碎的生活》）一书所记录的就是这一群体，他们的生活中满是时代的烙印。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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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父母见证了一战，或多或少给家庭造成了影响。而他们出生的时代，正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少年时候见证了第三帝国和纳粹的兴起，成年亲身或是间接参与了二战，目睹了集中营的建立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战败后的他们，又经历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不同社会理念的冲突，柏林墙的兴建和倒塌，以及德国的最终统一和苏联解体。

书中选取的70多个故事，有备受迫害的犹太人、也有支持纳粹的民族主义者；有来自东德的社会主义成员，也有来自西德的民主成员；群体中大约一般来自中上阶层、三分之一来自小资产阶级，十分之一来自劳动阶层；大部分人是新教徒，还有不少天主教徒；群体中有三分之二的男性。这些描述对象的复杂性，保证了这些个体故事带来的启发。

伴随着这些人物的成长，在划船、骑马、购买商品等看似日常生活细节中却隐藏着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通过梳理可以清晰看到， 普通人的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地适应纳粹的规则，而不是去抵御。

很多人接触纳粹是从所谓的“社团组织”开始，比如“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少女联盟”。对于青少年时期的他们来说，希特勒青年团尚武的颂歌迎合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暗示恢复国家的统一和伟大是年轻人的任务，对于正处于童年到成年转变，急需认同感的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相似的爱好与共同的生活氛围，“青年团”或者“少女联盟”让这些人有了自己的团队，自己的使命和同年龄段的伙伴。面对社会的宣传和合群的压力，几乎大部分年轻人都加入了纳粹青年团，虽然在有些家庭遭受到了父母的反对，但在纳粹没有更表现出极端之前，很多家庭都是默许的态度。

还有不少人被宣传所误导，不理解他们的父母为何要抵制纳粹的宣传。抵制纳粹的父母、老师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日后看起来很多可怖的名词，如纳粹、希特勒万岁等，种种极端的行为思想，都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逐渐侵蚀着这些魏玛共和国的青少年们，让他们不自觉地接受变化。

战争开始的时候，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同龄人的纷纷参军鼓舞了很多人，“不想落后于无数同龄人，特别是那些认识和交好的人”，不断到来的胜利的捷报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次英勇冒险的诱惑，连许多纳粹的反对者们都不排斥参军了。虽然军队的残酷训练和战场的残酷让很多人心生退却，但是依然可以用爱国主义来安抚自己。

有很多人选择逃避或者不在乎外界的变化，有人认为自己可以作为中间派而存在。更多人会陷入沉默，或者表现出对于政治的不关注，似乎只要过好个人的小世界，就可以很好生活下去。

但这些自认为不关注政治的人，却往往成为了政治的共谋：有人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让自己成为恶的链条的一环；有人逃避，漠视了恶的产生和扩散。

而在这些人的回忆中，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当时选择和同谋行为找到各种理由。年轻时的无知、朋友们都参与了、觉得自己并没有去主动作恶，但是对于这样的时代下对政治的不关注，或是任由恶行的发生而，甚至自以为逃避却成为了恶行的执行人，其实也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作恶”。

汉娜·阿伦特在战后写下了深刻的剖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平庸之恶”，这是一种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恶。

政治学者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对艾希曼的行为有进一步的解读，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

“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

……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看不到‘大的图景’，或者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

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就‘不假思索’地去执行了。”

换言之，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下，作为个人来说其实没有旁观的“权利”，要么做出某种意义上的抵抗，要么就会沦为“平庸的恶”。

02.

希望，存在于微小的善意之中

反思平庸的恶，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只是这些身处时代巨变中的普通人很难做到。很多坚决反对纳粹和极权的思想家、作家等等，也遭遇过“平庸之恶”的时刻。并且，一个人的转变并不是某一瞬间发生的，而是逐渐变化，甚至前后会出现自我矛盾。

《生活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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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命运》，是一本记录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真实反思的小说巨著，被誉为是“战后的《战争与和平》”。小说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坦诚自己也曾作过恶，他还把这一反思写到了小说里。

格罗斯曼本是苏联时期著名的记者，在二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1952年，苏联的反犹运动剧烈的时候，官方登出一封公开信声称几位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的性命，呼吁以最严厉的手段惩办这些医生。即使知道这封公开信是错误的，但是迫于种种压力，格罗斯曼还是在公开信上签了名。

当下的我们，或许很难理解这种政治高压下的生活，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妥协、为什么会出卖别人，很可能简单将其归结于出于恐惧、不够勇敢又或者为了利益。

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中，构想了一个人物维克托用来自我反省。他之所以昧着良心去签署那份加害犹太医生的声明，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看似“简单的人性需要”，来自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同类围绕的感觉。

《破碎的生活》《生活与命运》在描写出了 在高压下的复杂的道德处境的同时，还对种种行为进行了深刻剖析。

《破碎的生活》里，那些能够找回心灵的救赎的普通人，依靠的就是这种对自我的反思，痛苦地去面对自己曾有过的恶行，并加以行动试图去挽救。破碎的生活虽然没法复原，但可以渐渐粘合、重建。

也因此，在这些被时代所击碎的个体生活中，更让人触动的，是个体主动的抵抗，与个体之间善意的存在。

在《破碎的生活》中还记录有许多细节，面对纳粹政府的政治宣传的要求，老师坚持了自己的中立立场甚至反对新政权的立场，通过各种方式“巧妙地履行自己的教学责任”，校长会在学生紧张的军训时间外，尽量挤出上课和接受日常教育的时间。

而在第三帝国后期开始大规模驱逐和抓捕犹太人的期间，也有很多普通人去帮助了他们：

身为党卫军的同学偷偷带来食物；一家普通人在“水晶之夜”偷偷将他们的犹太人朋友藏了起来，并且在这家犹太人离开时设法帮他们把钱财珠宝等偷运出去；卢森堡的一名边防卫兵对于一家犹太人越境视而不见，另外一名比利时人给这家人提供了避难所；一名航空官员帮助几位犹太人在从柏林起飞的最后几架飞机上弄到了座位。

他们本可以像艾希曼那样，作为普通人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但或许是人性中的善良本能，或许是对于高压政策的不认同，这些人选择了听从自己内心的正义，做出了个体的善的选择。

在《生活与命运》中，令许多读者感动的一幕，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格罗斯曼在书中，把这类“异常”的善行叫作“人性的种子”，这是一种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疫情以来的三年，我们也目睹了很多个体的努力和坚持、在群体无助下伸出援手的故事。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一直在为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提供生理期用品；在封城和暴雨期间，拯救了无数人的，包括各种由学生、办公族等发起的在线救助文档，以及民间接力。

上海疫情期间，我们依然看到了“上海医疗紧急救助”共享文档，大家通过文档收集受助者信息，整理社区团购的信息，并征召帮忙的志愿者；也有志愿者摸排了社区老人、特种病患者的情况，把他们的需求信息制作成了醒目、简洁的海报，广泛地传播了出去。

每个小区里涌现出来的无数个自告奋勇的团购组织人，还有支援参与救助的外卖员、货车司机等，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尽量让被时代冲断的破碎的生活连接起来，闪烁在其中，是一点点聚集起来的微小的人性光辉。

03.

在大时代中，个体仍然有坚守的可能

常常以来，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做这些又有什么用？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过好自己的生活得了。要么就说，“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类说法还有另一层暗含意味。身居高位的人懂得很多，他们把控大方向就行，普通人不懂什么，跟着干就行。甚至是更加的宏大视角，动辄大局观、指点江山，一个个个体只是“数据和代价”。如此，人只能尽量聪明地活着，接受这一套游戏规则运行。

学者徐贲对此有过深刻的分析，这其是一种自降为“小人物”的视角，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这种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但其实，能够有力回击这些陈词滥调的，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微观视角”。

造就邪恶需要个体，反抗邪恶或者对抗邪恶自然也需要每个个体的参与。 能够打破那些“大图景”桎梏的，首先就是从个体角度出发，尊重个人感受的呈现，对不假思索的历史和既有认知，持一种相对开放性的态度。

荣获戛纳金棕榈奖，讲述爱尔兰独立战争的电影《风吹麦浪》，就试图在传统的战争电影之外，从个体出发，保留对历史的客观书写。作为一部战争电影，电影里却是满眼的绿意，起伏的麦浪，奔走的人群这样的日常生活细节。

暗潮涌动在不经意中，比如主角戴米恩在必须枪杀“不坚定的、可能会背叛的自己人”后，还需要去通知刚做完晚饭，等着他们回去吃饭的受害者妈妈。 戴米恩被要求杀掉的，其实是自己从小到大的玩伴，而表达悲伤的镜头，却只是捂脸静默的邻家母亲。

导演肯·洛奇表示，想要去展示战争双方都做过的可怕的事情，不去刻意回避事实。所以，他决定“从无名者的角度讲述历史，给那些在历史书里没有机会说话的人一次发言的机会”，站在了失败者甚至是旁观者的角度，带领观众重新回到了历史里。

肯·洛奇提醒说，“现在，在伊拉克，我们知道那些死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伊拉克人被杀死了。占领区人民生命的价值被认为远低于占领者生命的价值。我说的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像爱尔兰一样的故事总是在重复发生。”

如阿郎在《21世纪伟大电影》中的评论，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开放性提问”。这样的视角是开放的，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微观视角”，不是为了多元视角而多元视角，也不是为了反主流而反对。

它是一种提醒，让我们去抵御一个确定性答案的诱惑，抵御一个可以解释所有的定律，抵御某种狂热带来的冲动和伤害。

如此，我们知道了历史的复杂，个体视角的珍贵。而且这种珍贵，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具有的。它甚至可以在千百年产生回响。

“微观史”代表作，讲述16世纪一位被教堂处刑的磨坊主故事的《奶酪与蛆虫》，则呈现了历史上那些被损毁、被忽略的小人物们，他们的思考的火花与并不灰暗的精彩人生。

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人称“梅诺基奥”，是一位16世纪普通的意大利东部的磨坊主，他能读会写，读过《十日谈》《圣经》和曼德维尔游记等许多“杂书”，还能用自己的语言重述它们。

他先后面对乡邻、神父和宗教法庭的法官，侃侃而谈，阐述自己对教会和世界的看法。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离经叛道的，他不相信基督救赎，怀疑圣经文本，讥讽洗礼等诸圣事不过是一桩生意。 梅诺基奥说，宇宙是一块混沌的大奶酪，上帝是一缕空气，众天使为奶酪中的蛆虫。

《奶酪与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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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诺基奥的行为并非从开始就这么坚定，他也有过前后不一，有过在教堂威严下，说过许多前后矛盾的违心话语。

在第一次审判之后，或许是天性中无法压抑的行动，或许是某些难以控制的呐喊，在15年后，他再次被教堂审判。这一次，他更加大声指斥那些压迫穷人的教士、贵族，呼吁教会放弃特权、返朴归贫，甚至渴望发起一场激进的宗教改革。

最终，在近乎默默无闻中度过一生之后，由于教皇的直接干预，他被宗教法庭下令烧死在火刑柱上。

通过作者从种种看似冷冰冰的法庭记录素材的梳理，这让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之近： 梅诺基奥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就像是我们之中的一员。那些曾被专制武断地描述为“文明社会中的平民百姓”的人，实际上拥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们自己的闪光点，不亚于那些一直被歌颂的精英和帝王将相们。

事实上，不管是《奶酪与蛆虫》还是更多微观史的作品，也许主角是某个人，但你能看到他身边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在聆听他、帮助他，跟他一起思考和行动。

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大时代下个体之间的爱与互助，可能才是我们用于对抗时代躁动的一剂解药。

整理自一对情侣在古拉格期间的沟通封信的非虚构著作《古拉格之恋》，呈现了在困难时代，人们是如何相互诉说、相互支撑的鲜活个体记忆。

1946年到1954年，斯维特拉娜·伊万诺娃和列夫·米申科这一对情侣，一共写了一千二百多封信，列夫的信是古拉格日常生活的实时记录：“你曾经问过，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还是没希望才容易活下去。任何希望我都唤不起来，但没有希望，我心里倒很平静。”

斯维特拉娜的信则呈现了普通居民对于古拉格的态度以及支援，苏联人民都知道古拉格就在身旁，只是嘴上不说，劳改营的铁丝网挡不住他们的同情心，隔不断他们的正义感——如果没有许许多多普通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援助，这些信件送不到劳改营里。

“见信如晤，不知应该给你写点儿什么。写我想你？你心里明知道啊。我觉得我是生活在时间之外，我仿佛在等待着，等待我的人生真正开始的那一天，现在好像只是一个插曲而已。我不论做什么都像只是在打发时间似的。”

在他俩的信里，浪漫的情感写得很少。虽然字里行间很难见到爱这个字，但每一页都充满着爱。他们深情地倾听彼此的诉说，能理解彼此最微小的暗示。靠着这些信件，他们也终于坚持到了团聚。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也写出了强权之下人类团结互助、善良仁爱、坚韧不拔、挣扎求生的精神。 因为爱自己、爱身边人，他们在恶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建立起“坚硬的联盟”，为彼此守望互助。

它更向世人证明： 人性、人的尊严、正义感、忠诚、勇敢，是永远无法被完全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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