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一位大师离去，他曾说“幸福是日高日远的觉悟”_西欧

原标题：昨天，又一位大师离去，他曾说“幸福是日高日远的觉悟”

近来，坏消息接二连三，似乎格外地多。

跟我们同时代的许多大师，如星辰一般照耀着我们前行，大多一辈子寂寂无闻，也只有离去时候才会在网上掀起些许波澜。

昨天上午，著名的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辞世，享年99岁。

他的晚年孤独、简单而平凡，住所狭小却收拾得整整有条，每天早上6点起，晚上9点睡，中午睡上1小时午觉，他会看看书报听听新闻，也会聆听一些古典音乐。

80大寿的那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本来计划为他祝贺，他却一再辞谢以致于不得不改为学术研讨会，然后研讨会终究也没办成，只因为他竟逃到清华图书馆里偷看了一天的闲书。

对于这件事，他事后自言道，“我够不上。我是废品，我们是报废的一代”。然而其实他的一生学贯中西，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全书50多万字，至今仍然被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他的《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十几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历史领域的地位，而他翻译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著作更是因为明白晓畅而无可替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和历史爱好者。

此外，他还参加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巨著的编写。

在他晚年的口述《上学记》里，处处闪烁着经历了人生沉浮后的智慧，那份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坦然和真诚让人动容。

他说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他说思想解释不通时就得换个坐标，他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

关于幸福，他有着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解，他不同意乌纳穆诺将人一生的追求概括为荣光，而认为人生追求的是心安理得，内心的平静。

他还在口述史中这样说道，“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今天，小北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何兆武先生关于历史学关于思想史的一些闪光言论，那些真知灼见总是能在侃侃而谈之间，让你有醍醐灌顶之感。

谨以这种方式纪念和缅怀先生，也希望大家都能走上以日高日远的觉悟为基础的幸福的道路。

1

一个假问题永远不可能给出真答案

在历史研究中，正像在任何其他学科中一样，问题有真假之别。对于一个假问题是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或者说，一个假问题就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问题。例如问：太阳为什么比月球小，就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假问题。

在当代历史研究的所有热门问题之中，大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探讨，可以算是最为热门的一个问题了。

如果不局促于西欧一隅的历史，而放眼一部真正普遍的世界历史，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或停滞性。

在全人类迄今为止高度发达的文化或文明之中（8个，或21个，或26个，或任何其他数目，总之绝不止于是西欧和中国两个而已），只有一个是较快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西欧。

除了西欧而外，和所有其余的文化或文明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比任何其他一个发展得更为缓慢、更为停滞。假如我们不是采取一种狭隘的西欧标准论的观点，而是采取一种真正“普遍历史”的观点的话，这个问题倒毋宁是应该反过来问：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短期性或快速性的原因何在？

这种提法并不是要故意作翻案文章，更不是在作文字游戏；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和西欧封建社会短期性的原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应该要求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前一个是假问题，所以不可能有真答案；后一个是真问题，所以就可能有真答案。我们不可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给弄颠倒了或混淆了。要使前一个问题成为真问题，就只有把它转化为如下的提法：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较西欧为缓慢，也就是，西欧的发展为什么较中国（事实也是较所有的文化）更为迅速？如果问题被转化为这种提法，那么它就和后一个问题是重言式。

在人类的历史上，由封建社会自行或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我们还只见到西欧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孤例或特例。其余的十几个或几十个文化或文明，包括中国，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特例，所以应该视为是常规。

正因为是想要对一个假问题给出答案，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答案。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意见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

毫无疑问，应该承认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残酷的。不过要说这就是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原因，那在理论上就势必蕴含着：某些其他文明或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至少是西欧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压迫和剥削要比中国的来得较仁慈或较宽大一些，或者至少是不像中国的那么残酷。

否则，假如西欧封建主的压迫和剥削实质上也同样残酷，那么为什么同样的长期性就只表现在中国历史上而不表现在西欧的历史上呢？还有，我们在不承认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更亮的同时，难道却承认西方的封建主比中国的来得比较仁慈或宽厚一些？古今中外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压迫与剥削之残酷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尽管某些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所以似乎不大好说，只有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封建统治的残酷性就导致了长期性，而其他的则否。为什么西欧封建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没有导致其封建社会发展的那种长期停滞呢？这个理论上的难点，大概是被某些人觉察到了的，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另外各种补充的或修正的解释。

其中的一种，也可能是最有力的一种，是说：西欧比中国多了一个地理大发现，它开辟了世界市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缩短了西欧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或者不如说决定了它的短暂性）。

不过，这种说法显然有外因论的缺点。它只靠一个外因或偶然，而没有能够从历史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去阐明长期性或短暂性的问题。

其实，我们仍可以追问，为什么西方就有地理大发现，而中国就没有呢？郑和那支两三万人的艨艟舰队不是早于哥伦布那队百把人的三艘小船将近一个世纪吗？假如答案又从外因转到内因，说那是由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条件在中国还没有（像在西方那样）成熟的缘故。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兜圈子： 没有地理大发现（以及从而世界市场的开辟），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则又是由于没有地理大发现。

此外，上述的答案（或者说假答案）也无法使自己很好地和另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相适应。这另一种理论是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的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陈胜、吴广以来的两千多年之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与频率之高，肯定是举世无双的。西欧封建社会历史上寥寥可数的几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英国的瓦特·泰勒、法国的扎克莱、德国的闵采尔，比起中国的陈胜、吴广、黄巾、赤眉、瓦岗、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来，真是瞠乎其后，直如小巫见大巫。

假如说，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就应该是全世界发展得最快的而且是最先进的典型，因为它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强大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历史事实——这一点大概是连持这种理论的人也会承认的——却竟又大谬不然：

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渺不足道的西欧，封建社会反而是短暂的；而在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波澜最为壮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反而呈现出特殊的长期性和停滞性。这一现象又应如何解释？

我们不应该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硬纳入一种因果关系的模式。由此联想到，过去一些历史学家们过分轻率地、不加批判地纠缠于无意义的争论之中似乎太多了些，这不仅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也不利于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茁壮地发展。

科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的现代化在内，而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就不应该再沉溺在一些假问题里面。现在是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的时候了。

2

中学西学的争论无意义

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

所谓中学西学，只有在清末的时候，才有具体的内涵，有具体的意义。所谓中学，就是要维持传统的一套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和它的政治社会制度。那么所谓西学，就是反对那一套东西。

到后来，到了五四以后，再讨论什么民族文化本位的这类论战，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已经脱离了那个具体的背景，专制王朝已经被推翻了，至少表面上也打起了民国的旗号，也是共和国了。

旧的所谓中学为体的“体”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念孔夫子那一套东西了，所谓中学就没有意义了。用现代术语来说，语境已经变化了，原来的语言本身就没有意义了。

你脱离那个具体的语境，就没有意义了。一个语言有意义，是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之下才会有意义，你脱离那个具体的语境，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学与西学之争就变成一种很空洞的东西。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3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专政。国民党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它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时也做理论斗争，也从理论上批判马克思主义。怎么批判马克思主义呢?

其中最振振有词的一条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不能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新华社的社论里面还提到，马克思是德国人，此人已经死了66年了，是外国人。他的学说当然不是中国的东西，不是中国的国粹。

那么，他的东西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呢?那个时候，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就是反驳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真理就是普遍有效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假如它不是普遍有效，就不是真理。2+2=4，我们说它是真理，为什么?它在英国也是2+2=4，它在日本也是2+2=4，它在中国也是2+2=4，它在古代春秋战国也是2+2=4，它到今天也是2+2=4。

它是普遍的真理，所以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等到一百代以后，它也不会动摇的。这才是真理，既然它成为真理，它就是普遍地有效的，所以无所谓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20世纪40年代的《大公报》，有时候也打一些擦边球。国民党老是宣传所谓中国的国情，《大公报》社论就有一篇标题是《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情》。

它说，我们珍贵的是要符合时代的潮流，不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者某国的国情。因为国情是人造的，是可以改变的。

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年的时候，洋人、特别是西方人到中国来的时候，给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是中国的男人都梳“猪尾巴”，一个长辫子。

我们现在看清朝的电视剧都是男人梳个长辫子。他们把这叫做“pig tail”猪尾巴。女人都是缠足，妇女都是裹小脚。然后，男人女人都吸鸦片烟，躺在床上，用一个长烟枪来吸。

那时候的洋人对中国人的游记或者报道里面很多都是报道这个，照片也是照的这个。现在要翻那些旧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这个，要照男人的“猪尾巴”，要照女人的缠足，然后要照男女都躺在床上吸鸦片烟。

你也可以问，这些是不是中国的国情呢?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几乎当时中国的男人都得梳长辫子，几乎当时的中国妇女都要缠足，这些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个民族，男人都要梳“猪尾巴”，女人都要缠足，好像还没有。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要不要适合中国的这个国情，我看可以不需要适合中国的这个国情。这个国情可以改变嘛!国情是人造的嘛！既然是人造的，人就可以改变它。国情不好的话，我们可以改变它。现在中国男人不梳长辫子了，中国女人也不缠足了，这很好嘛，为什么一定要适合中国那种国情、国粹呢?这个国情、国粹可以不必保留。

真理不在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这是我对于中西文化的一点认识。学术和文化，不以中西分。

3

没有哲学深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

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可以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研究思想史和心灵史。我觉得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这个层次上的理解才是最根本的。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谈得到真正的理解。不过这个谈何容易，真是不太容易。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人感情很不错，可还老是觉得抓不住对方，掌握不住对方的想法，这两个人拼命地想要掌握住对方，可始终觉得有点抓不住。

我对历史哲学倒是有点兴趣，兴趣的来源是，我作学生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中国，全世界都动荡，就想从中寻找一点人类历史文化深层的东西，为什么有的文明发达了？有的文明衰落了？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其实关心也没有用，不过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觉得就应该关心这个），就对历史感兴趣了。

后来解放以后，有一段时期我们搞历史研究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省事的理论模式摆在那里， 你的任务就是去充实这个模式，你所有的工作就是充实这个模式，但是对理论本身你不用去考虑，因为那是现成的。不考虑理论本身，这个我仔细想过，说法不太准确。理论和事件是互相结合的，不能说理论就永远不动，只凭你的实践去填充它就行了。那时候实际上不务正业，尽是大批判。

如果我们不走批判的历史哲学这条路，而要先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不先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这个体系就是一个空架子。所以先要做批判的工作，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做知识论的工作，搞清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怎么能够认识它，再问认识到了什么。

传统的形而上学第一个命题论证上帝的存在，中世纪搞的神学论证也是振振有词的，但实际上这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这只是一个人的信仰问题，你信仰它就存在，不信仰它就不存在，你不能用实践来证明它。因此，第一步我认为应该做分析的、批判的工作。

对科学的广义理解，西方在18世纪有一个思潮，那是非常有影响的理性主义思潮。但结果这个理性主义把非理性的东西都否定了。 我觉得真正的理性主义应该很好地承认非理性的东西。不可能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理性的，不承认非理性的地位反而是不科学、不理性。所谓非科学、非理性并不就是反科学、反理性。

《史学理论研究》发庞先生文章的时候就给我看了，问我是否要回答。我觉得庞先生的观点和我的没有矛盾，他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个问题。

我不是说历史没有规律，而是说这个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同的。历史学如果是科学的话，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

今日活动

关于何兆武先生，你是否有所了解，是否阅读过他的著作？又是否赞同他的历史学观点？又有什么话想对先生说？不妨在留言区说说吧，两位幸运读者将获赠何兆武先生的著作一本。

-End-

编辑：文史 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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