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_中国

原标题：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 ——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井上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著名专家。他从西班牙获准摄制并经他整理出版（附影印）的《三国演义志传》，原为嘉靖27年叶逢春刊本，也是现存的举世无双的孤本；此书的整理出版和他的有关研究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事。本栏发表的他的这篇论文则对中国研究者了解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接受《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仅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挖掘《三国演义》的义蕴也深具启发作用。沈刚先生的一篇则是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特色形成原因的新的探讨，它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作家的早年（包括童年）生活环境对其作品的影响。当然，在这方面如何准确地掌握分寸同样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江户时代的汉籍流入

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说它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也不过分。从汉字开始，以致佛教、儒教等等，日本人从中国学到了很多的文化，以此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在引进外国文化时，有人的交流和进口货物等几种具体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化时，不用说，起到特别重要作用的，就是文字资料的书籍。把中国出版的书籍运到日本，通过翻译来学习，日本人从中国得到了大量的文化财产，并且经过应用建立起独自的文化。进口汉籍的历史很长，中国一出版能够大体称为书籍的图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了日本。在此，我们就把焦点对在江户时代，简单地探索一下汉籍流入日本的情况。

很幸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保留着曾经担任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馆长的大庭脩教授的重要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知道，大庭脩教授是世界有名的东洋史专家，对汉代木简研究和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造诣很深。和我这次的主题攸关的是，1967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的名为《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的学术书籍。在这一著作中，大庭教授通过调查江户时代从中国进口书籍的总数，试图制作接受中国文化的基础性资料。由于已经失去的资料很多，还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即使是这样，这个脚踏实地的研究，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江户时代导入中国文化的具体形态。遗憾的是，大庭教授几年前因病去世，生前为了纪念他的古稀，由志趣相同的朋友出版的论文集《象与法》中，收录了以“流入日本的汉籍研究方法”、“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其方法和界限”、“唐船持渡书”等为题的讲演记录，让我们在这里一边参考这些讲演记录，一边看一看江户时代中国的书籍是通过什么经纬流传到日本国内，这些书籍流入日本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就这些有关汉籍流入日本的几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简单地作一下介绍。

日本的江户幕府采取了禁止与外国自由交流的“锁国”政策。但并不是全面地禁止和外国的贸易。江户幕府例外地批准了对荷兰和中国的交流，以九州的长崎为窗口，在政府严格的监视下可以进行物资往来。所以在江户时代，荷兰和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物资流入日本，当然中国出版的书籍也不例外。江户时代是从1600年开始的，用中国的年号来说，相当于明代的万历28年、神宗时代。尔后，从明代到清代的大约270年间，大量的汉籍被载入船运到日本国内。但并不是所有的汉籍都能无条件地进入日本，江户幕府严禁基督教在日本国内传教，所以对汉籍中有没有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内容，有必要进行严密地检查。为此，幕府派遣了号称“书籍审查官”的官员常驻长崎，并让他们代代世袭地从事书籍审查的工作，采取了一种禁书政策。从中国来的贸易船只一抵长崎港口，要事先提交保证没有关于基督教书籍的誓约书“赍来书目”，然后制作“书籍总账”等，经过规定的一套手续，中国书籍才可以登陆，把它们纳入日本国内销售的渠道。也就是说，“书籍审查官”这个官职，就是执行政府禁书政策最前线的官僚；“书籍审查官”制作的简单的汉籍内容说明，即“大意书”就是了解书籍内容的“汉籍简介”。

这个“汉籍简介”被送到行政中心的江户（现在的东京）这个阶段，奉行人就马上可以得知从中国运来了什么样的书籍。就这样，可以说是政府书库的“红叶山文库”里不断蓄积大量的汉籍。这个“红叶山文库”现在改称为“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其中大部分的藏书都是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从中国进口的贵重的书籍。

从中国流入的汉籍不仅仅是运到了江户，还流入地方行政单位和私人书库。可以称为尾张德川家书库的“蓬左文库”、加贺前田家的“尊经阁文库”等日本各地的图书馆，现在也还保管着许多江户时代从中国传来的贵重的汉籍。其中包括许多贵重的白话文学资料。因为有些资料，中国也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以前孙楷第、王古鲁先生等中国著名的学者为了调查曾经特意来访日本。

二、《三国志演义》传到日本

可以想象，小说《三国志演义》也和其他众多的书籍一样，是在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传到日本的。《三国志演义》首次传入日本的时期虽然很难判定，不过可以根据现在留下来的私人读书记录或者藏书目录之类，精心地进行调查，对传入日本的时期大致做一个推测还是可能的。像这样的研究，在日本不是由中国文学研究者而是由书志学者（文献学者），或者是国文学者（日本文学研究者）来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根据长泽规矩也、中村幸彦先生或者德田武先生等著名的文献学者和国文学者的调查，使有关传来《三国志演义》的过去的记录渐渐地明朗起来。

首先，根据中村幸彦先生的论文“唐话的流行与白话文学书籍的进口”（《中村幸彦著述集》7、1984年）的记载，现存记录中，《三国志演义》的书名出现最早的是江户时期的知识分子林罗山的著作集。《林罗山先生集》附录卷一的庆长九年的信件，也就是公元1604年的信件里，附载着罗山本人的读书目录，里面记录着《通俗三国志演义》的书名。另外，估计是罗山的随笔《梅村载笔》中，也包含着汉籍目录，里面与《西游记》、《列国传》、《全相汉书》等书名一起排列着《三国志演义》的名字。这个是不是罗山的读书目录，就不大清楚了。总之，根据这样的记录，可以窥测江户时代的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身边已有小说《三国志演义》了。

其次，根据长泽规矩也先生《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书解题》（日光山轮王寺、1966年）的记载，宽永20年，也就是公历1643年去世的天海僧正的藏书中，记录着《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乔山堂刊本），还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明刊本）等书名。很显然，天海僧正在生前目睹了复数的《三国志演义》的明代刊本。

再有，根据遵照八代将军吉宗命令编制的江户幕府藏书目录《御文库目录》的记载，可以得知正保三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英雄谱》纳入“红叶山文库”。这个《英雄谱》是《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合刻在一起的书籍，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那时江户幕府的书库也已经有了《三国志演义》的刊本。

把以上这样的私人读书记录以及藏书目录，或者是幕府的藏书目录等综合一下，我们可以知道，在江户幕府诞生百年之后的1700年这个时候，《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就有《通俗三国志演义》、《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刘龙传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刻英雄谱》、《三国英雄志传》（杨美生本）等等，至少也有五种版本传到了日本。现存《三国志演义》的大部分是16世纪中期以后出版的，在其后的不足150年间，被陆续运到了日本。这说明，在江户时代的很早的阶段，就已经基本具备了日本人欣赏《三国志演义》的物质条件。像下面讲的那样，在17世纪末出版了第一部翻译成日语的《三国志演义》，但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已经存在几种《三国志演义》，可以窥见那时日本已经基本打好了接受翻译版的基础。

三、江户时代《三国志演义》的翻译与改编

那么，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三国志演义》是什么时候呢？根据现阶段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测，最早完成的翻译版时间是元禄5年，也就是1692年。书名是《通俗三国志》，出版地点是京都，翻译人是自称“湖南文山”的隐士。对这位叫文山的人物掌握的情况并不多，依据石崎又造先生或者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翻译人不是一位，先是天龙寺叫义辙的和尚翻译到中途，义辙去世后，义辙的弟弟月堂接过来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在这种见解之上，国文学者、明治大学的德田武先生，又指出了元禄5年出版的《汉楚军谈》的翻译态度和《通俗三国志》的相似点，并提出历来所知的《汉楚军谈》译者章峰、微庵兄弟俩很可能与义辙、月堂是同一个人物这样的假设。不管怎样，在谈论江户时代初期知识分子和白话小说的关系时，禅宗和尚很可能参与了把中国白话小说翻译成日语的工作这件事，叫人颇感兴趣。

《三国志演义》日文版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出版的呢？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按照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是京都制作金属首饰的工匠叫西川嘉长的人物在对马藩逗留时，偶然听说京都五山的和尚在讲谈《三国志演义》，这成了一个机缘。由于西川嘉长的资助，在京都的书肆，栗山伊右卫门的手下实现了翻译本的出版。据说这是对马人古藤文庵写的《闲窗独言》中的记载，所以被公认是可信的。在这里又涉及到京都五山和尚的参与，使我们联想到宗教与书籍的密切关系，和刚才一样，令人兴味盎然。

大家都知道，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古以来书籍的诞生与宗教有着割不断的密切关系。《三国志演义》翻译版的诞生，其背景可以想象有着宗教界的大力参与。被视为五山的和尚轮流讲谈《三国志演义》的地点——对马，是九州近海的日本海上的一个小岛，因为这个小岛离朝鲜半岛很近，在和朝鲜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它就成了最前线。正因为与海外直接接触的机会甚多，幕府就不得不关心当地的状况，有必要派遣有教养的人士到对马，把对马和中央连接起来。所以，就设置了一个叫“以酊庵”的衙门，京都寺院的和尚被轮流地派到这里，对当地的官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讲话。在这个所谓定期召开的面向官员的教养培育讲座中，《三国志演义》大概就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包括在里面了。想到京都五山的和尚轮流担任了这项工作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京都佛教界中已经存在欣赏包括《三国志演义》在内的近世白话文学的人物了。就是作为翻译人被列出名字的“湖南文山”这个人物，在江户初期也已经大致能理解中国白话小说的原文，所以如果不是精通白话小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话，是绝对不能胜任那样的工作的。像刚才讲到的，有人指出文山这个人物有可能是禅宗的和尚，想必是顺理成章的。

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三国志演义》的经过就谈到这里。下面，让我来谈一下湖南文山翻译的《通俗三国志》用的是哪一个版本这个问题。

刚才已经提到，截至17世纪末传到日本的《三国志演义》一共有五种版本。文山到底是按照哪个版本翻译的呢？对这个问题，以前小川环树先生在出版现代日语版的《三国志演义》的时候，详细地调查了几个版本，结果搞清楚了是李卓吾批评本（吴观明本）。不过，据长尾直茂先生最近的研究，湖南文山翻译的底本虽然基本上用的是李卓吾批评本，但是发现里面插入了一部分独自的译文，所以也许考虑到日本读者的情况，增添了底本里没有的独自的文章。不管怎么说，《三国志演义》在日本第一次被完整地翻译成日文这项工作，是由叫湖南文山的人物所完成，以此为开端，以后才陆续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本。

这件事在下面我会详细地介绍，在这之前，我想补充一点。那还是关于《三国志演义》的日语版的问题。第一个完成完整的翻译说是湖南文山这不假，不过在湖南文山之前已经有人把《三国志演义》的一部分翻译成日文出版了。这个人是江户初期的儒者中江藤树。根据德田武先生的研究，那是被推断为中江藤树的著作《为人钞》，里面编入了有关《三国志演义》“连环计”与“孔明南征”的故事，估计这也是基于李卓吾批评本翻译的。把《三国志演义》的原文与《为人钞》中的译文仔细比较一下，虽然不是直译，但是从有些部分可以看出，的确是沿着《三国志演义》翻译出来的。《为人钞》是1662年出版的书籍，如果前面的指摘是正确的话，在湖南文山完整的翻译版出版的27年以前，尽管是一部分，可以说《三国志演义》的翻译版就已经问世了。

四、学习唐话和《三国志演义》

元禄年间出版的《三国志演义》的日文版《通俗三国志》，好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所以，从那以后被改编成日本式的《三国志演义》不断出版。目前正在详细地追溯日本鉴赏《三国志演义》本来状态的研究者中，有金泽大学的上田望先生。根据《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第9辑（2006年3月刊）登载的他最近的研究论文《日本的〈三国志演义〉鉴赏（前篇）——以翻译与插图为中心》，说是江户时代的正德（1711年）至享保（1716年）期间，兴起一个空前的学习唐话（汉语）的热潮，出现了以《三国志演义》等白话小说为教材的学习唐话的知识分子的团体。其结果是涌现出非常爱好《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小说的读者。可以想象，日本人通过阅读源源不断地进口到长崎的中国书籍，逐渐地对邻国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早早出版的完整的日文翻译版《三国志演义》，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心。在如此高涨的对中国关注的背景下，上田先生把当时与《三国志演义》有关的人们的类型，设想有以下四种（上田望先生前述论文第9、10页）：

(1)学习唐话，在学习过程中阅读《三国志演义》的原文。

(2)虽然不学唐话，但是阅读《三国志演义》的原文。

(3)被唐话学习热、白话小说热、中国热所触发，阅读翻译成日文的《通俗三国志》和《通俗三国志》的摘要版。

(4)不读原文也不读译文，通过歌舞伎、人形剧、讲谈等来欣赏三国的故事。

其中，属于(1)和(2)类型的人们，两者都具备理解《三国志演义》原文的能力，只要有小说的原文就能达到目的。尽管不清楚这种人在江户时代前期有多少，但是有被称为从事口头翻译工作的“唐通事”的人们、有儒学者、有曾经到过中国的禅宗和尚们，还有在私塾经过辅导和自学能够解读汉语的知识分子等等，可以想象有一定数量的人是属于这两种类型的。另外，(3)类型的人们也是在湖南文山的翻译版出售后的元禄年间以后，把《通俗三国志》或者其摘要本放在手头，读得入了迷，对日本故事中所没有的，以雄壮、宏大规模展开的《三国志演义》的世界心满意足。但是，属于(4)类型的人们，无论是《三国志演义》的原本进口也好，《三国志演义》的翻译版出版也罢，“三国故事”在哪一个阶段对他们来说，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依然是遥远异国的虚无缥缈之谈吧。

五、《三国志演义》对江户民间文艺的影响

（一）带图本

像这样的，对不善于接触以文字作媒介的跨国文化的人们来说，带有插图的《三国志演义》的出现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下面，我们仍旧按照刚才介绍的上田先生的调查结果，来确认一下江户时代摘要版出版的数量。上田先生仔细调查了日本各地图书馆所藏的《三国志演义》的带图本，彻底查明当时出版了以下的种种书籍：

（红本）　《三国志》：羽川珍重(1685-1754)画，享保6年(1721)，所藏机关不明。

（黑本）　《通俗三国志》（别名《画解三国志》）：鸟居清满画，宝历10年刊(1760)，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东洋文库所藏。

（黄封面）　《通俗三国志》：刊年未详（安永元年刊？），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大东急纪年文库、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等藏。

关羽五关破：安永元年(1772)，3卷，鸟居清满画，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孔明赤壁谋：安永元年(1772)，2卷、鸟居清满画，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黄封面）　《通俗三国志》（别名《画解》）：天明2年(1782)，桂宗信（源吾）画，学习院大学日本语日本文学研究室、上田望等藏。

（黄封面）　《绘本三鼎倭孔明》：5卷3册，睦酒亭老人作，北尾重政画，享和3年(1803)刊，国会图书馆藏。 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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