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傅高义：处理中日关系的钥匙到底在哪里？_日本

原标题：访傅高义：处理中日关系的钥匙到底在哪里？

傅高义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终生教授，今年89岁。

老先生从60年代开始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号”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11月23日，日本爱知大学邀请傅高义先生讲学，老先生从美国飞抵日本。我的好友李春利教授把我介绍给了傅高义先生。李教授曾在哈佛研学，与傅高义先生多有交往。

对于傅高义先生，我敬仰已久。不仅读了他写的《邓小平时代》，更是读了他40年前写的《日本第一》。

见到傅高义先生，我对他说：“您是一位宇宙人，总是站在超越常人的高度，来解读中国，解读亚洲。”老先生谦虚地说：“我还在学习中”。

在一个小范围的午餐会上，傅高义先生用日语致辞，没想到，他的日语比我还好。席间，我特意用中文和他交流，他的中文也是字正腔圆。给我签书，瞟了一眼我的名片，就很快写下了“徐静波”三个中文字。犹太人的智商，令我肃然起敬！

我对傅高义先生的访谈，是从他的新书《日中关系史》开始聊起。他说，他写这本书，花了7年的时间，研读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献资料，并以自己多年来研究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智慧沉淀，写出了这一本600多页的著作。日文版下月将在日本出版。

傅高义先生认为，中日关系，首先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其次是力量博弈的关系。

中日关系变化的第一波，是6、7世纪日本向中国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最发达的国家，长安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日本为了向中国学习，派遣了许多使者和留学生前往中国，不少留学生长时间逗留中国，学会了中文、学会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也学会了城市规划。所以，日本开始有了文字，开始建设历史上第一座都城奈良。所以，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母。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一直在日本之上，日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无限的敬仰，对中国采取了朝贡的政策。

但是到了晚清时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明治维新之后强大起来的日本海军几乎全灭了中国北洋水师，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得堂堂大清帝国被迫向日本赔款割地，中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为上，日本为下”的格局出现了颠倒——日本占据了中国上峰。这是中日关系变化的第二波。

但是，傅高义先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使中国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但是居然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官费和自费的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也就是说，晚清时期，中国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热。从孙中山开始，李大钊、周恩来、康有为，梁启超、蔡锷、蒋介石、秋瑾、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志士，几乎都留学日本，总数达到数万人。中国近代的教育制度，以及纺织等产业，基本上就是拷贝了日本。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曾经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陈望道先生，从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翻译过来的。近代大量日本造的汉语词汇被传到中国，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库。

这是中国第一个向日本学习时期。

中国第二个向日本学习时期，是在80年代前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如何恢复重建经济与社会秩序？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日本。

傅高义先生说，在中国与日本2200年的交往的历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人。邓小平说，尽管有20世纪那段不幸的历史，但是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向前看，使两国走向世代友好的未来。邓小平的话，让日本人大受感动，他们知道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他们发誓决不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因此日本上下也非常想表达他们的歉意，伸出友谊之手。

邓小平在福田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了一句话，这次访问日本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邓小平所说的“仙草”，就是日本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

邓小平访日时，日本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机。他搭乘了从东京驶往京都的新干线列车，感受到了现代化列车的快速。他在松下电器参观时，看到了彩色电视机，还看到了传真机和微波设备。在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第一次看到了机器人。邓小平听到工厂介绍说，一个工人一年平均可以生产94辆汽车时，说了一句话“这要比我们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回国之后，邓小平就举行了“三中全会”，宣布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日本也开始向中国提供ODA资金援助，中国开始了新一波学习日本热。

傅高义先生认为，中日关系发生第三波变化，是在2008年前后。这一时刻，一方面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与经济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相继举行，使得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异常高涨，中华民族又一次屹立东方的意识十分强烈。而在这一时刻，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强的焦虑感，因为日本的GDP即将被中国超越，明治维新以来的“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宝座即将被中国夺取。然而在2010年，中国GDP总额首超日本，让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在中国人重新获得“中国在上，日本在下”的快感的时候，日本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政治行动，就是把钓鱼岛“国有化”，于是两国进入了长达8年的对抗对峙，甚至面临擦枪走火的局面。

好在经过这几年的对峙，双方逐渐适应，并逐渐平静了下来，关系开始出现了改善。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出现了滑坡，中国的企业家们开始关注日本当年如何走出泡沫经济崩溃的困境的经验，如何实现企业的转型创新的做法，开始出现了新一波的向日本学习的景象。

傅高义先生最后认为，中日关系在2000多年间的“三起三落”，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到如何做“邻居”的关系。因此，他认为，既然中日两国是谁也搬不离的“永远邻居”，那么双方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邻居”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追求“谁上谁下”的从属格局。

《日本第一》是傅高义先生写于40年前的一本书，聊起这本书，他还说了一句话：当年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美国人从来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但是在70年代，日本经济紧追美国，甚至要与美国比高低，我觉得需要提醒美国，如何看待日本的崛起。现在，日本虽然经济体量被中国超越，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和谐度，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一。不仅美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也就会找到如何看待日本对待日本的最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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