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子安宣邦：日本的现代化是何时开始的

时间：2019-09-17 13:01:19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专访子安宣邦：日本的现代化是何时开始的

采访：李静韬、陈璐

翻译：陈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子安宣邦

日本思想史学会前会长、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对江户时期以来的日本思想界重要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2017年5月起，向中国读者引介了子安宣邦的一系列思想史代表著作，辑成“子安宣邦作品集”。目前已出版《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阅读〈论语〉》《江户思想史讲义》《何谓“现代的超克”》《近代日本的亚洲观》。即将出版的还有《现代日本的中国观》《汉字论》《近代知识考古学》及《国家与祭祀（修订版）》《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修订版）》等等。

不久前，笔者就日本的现代化何时开始，其国家建构的特点，包含怎样的文明转换，呈现何种思想脉络等一系列问题，对子安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

问：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江户时代末期，现代社会的建构对当时日本而言是最为核心的历史课题，这种说法正确吗？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实现现代化是这一时期以来日本社会发展的目标吗？

子安宣邦：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正面临着国际性危机。俄罗斯舰船想驶进东方，开始在日本周边出没。英国以其军事压力要求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对日本也构成了威胁。当时日本有先见之明的人将鸦片战争也视为日本本国的危机。自1853年美国佩利舰队驶入日本港口，要求与正处在锁国状态的日本通商后，这种国际危机迅速转化成了国内危机。而当时的日本无论是从外交上，还是军事力量和法制上，尚不具有能抵御这场国际危机的国家体制。这就提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日本需要现代化。日本的现代化和以此为目的的变革，是对外危机催动下的产物，而首先它是有关国家体制的变革。也就是说，日本当时政权内部要求并实行效仿欧洲先进国家的体制进行变革。从这点上看，的确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是十九世纪东亚危机时期中最具先驱性的国家体制的变革。

1853年美国佩利舰队驶入日本港口要求通商，史称“黑船来航”

问：您刚刚谈到明治维新是对外危机下引发的国家体制变革，这似乎和一直以来把明治维新理解成日本全面现代化的开端的说法很不一样。作为思想史家，您可否谈一谈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思想脉络？

子安宣邦：想要了解日本的现代化及其特点，首先需要了解作为其开端的明治维新是一场怎样性质的变革。我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以国家体制变革为当务之急的，极具国家主义色彩的现代化变革。想要明确认识到这一点，还必须考察什么是江户时代（德川时代），也就是那个被明治维新及其实践者们视为封建社会而否定了的“前时代”。日本历史学家把江户时期（1603—1867）归为“近世”。而近世的英文表述是“early modern”“pre-modern”，是早期现代、前现代的意思。但在日本，江户时期不是初期现代，而是中世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末期。因此日本的“近世”是指日本中世末期。之所以会这样定义和划分江户时期，是基于以下这种几乎被公认至今的看法：明治维新才是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即“现代化革命”。正因如此，今年日本各大媒体都纷纷推出了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的话题讨论。

问：照您的看法，是否可以说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

子安宣邦：是的，可以这么说。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多有疑问。日本学术界被誉为现代汉学（Sinology）研究始祖的内藤湖南就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给日本带来最巨大变化的，不是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而是十五世纪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内乱，史称“应仁之乱”（1467—1477）。在前不久出版的《应仁之乱》（2016年）中，日本历史学者吴座勇一详细讲述了这场内乱的经过，并将这一观点重新提了出来。之所以说“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是因为从这场内乱到十六世纪纷争的战国时代，由京都的宫廷（贵族）、寺院（僧侣）和幕府（武士）三者建构起来的日本古代国家权力体制已经垮台。这也就为解读十七世纪德川政权的成立提供了新的视角。换言之，1600年德川家康成功地在全国确立起武家政权，就意味着延续已久的天皇朝廷式的国家权力体制已经垮台。在此意义上，“应仁之乱”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我是赞同这个说法的。

描绘应仁之乱的画作

问：这个看法会改变以往对明治维新的评价，也会改变视明治维新为开端的日本现代化的意义吧。

子安宣邦：是的。这会重新评价明治维新，同时也会重新认知近世的江户时期。我先前提到，1600年德川政权的成立意味着京都古代天皇朝廷权力体制的垮台。江户时期的德川幕府是中央集权体制，可以支配全国的政治力量，宫廷和寺院已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统归幕府管辖。天皇作为国家祭祀和礼仪权威的象征，被隔离、安置在京都皇宫内。由于幕府把宫廷和寺院从政治中分离了出来，于是曾被宫廷贵族和寺院僧侣独占的学问和文化也由此得以开放。因而当时在民间也能研学到儒学。我在《江户思想史讲义》（北京三联书店版，2017年）一书中曾提到，当时有不少杰出的儒学家、国学家都是商人身份。此外，当时的日本各地交通已较为便利，建立了江户、大阪、京都等中心城市与地方城市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枢纽。十八世纪的江户（现在的东京）拥有一百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么看来，十七到十九世纪的江户可以看成是现代化发展下的社会。这么一来不禁又要问了，那什么是“明治的现代化”呢？明治维新开启的现代化首先是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是模仿西方先进国家、以建立国民国家为目标的现代化。这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危机做出的回应。日本以急速推行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来应对这场国际危机。

德川时期的江户城

问：现代国家的形成或多或少都会带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可以请您谈谈日本在建设现代国家问题上有什么特点吗？

子安宣邦：明治时期国民国家的成立是通过建设天皇制的国民国家来实现的。近世时期的德川政权将天皇从政治中分离出去，安置在象征国民国家祭祀礼仪场所的京都皇宫里。而明治维新政府把天皇再次置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通过建设天皇制的国家体制来创造现代化国家。当时反对德川幕府而推行明治维新的一派的口号是“王政复古”，因此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现代化也是复古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明治国家随后制定了宪法，开设了议会，确立起现代国家体制，但在国家性质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天皇制国家原则。随后与昭和时期（1926—1989）一起，天皇制国家主义把国民包含到全体主义国家中去。正因为这种天皇制全体主义，昭和时期才引发了总体战。

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现代化的另一特征是实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全方位文明转换。明治时期日本以“文明开化”为口号，想实现从风俗到学问及文化的全盘西化。明治政府首先是通过国民教育来贯彻这一目标的。明治维新后，政府随即把学校教育制度化，通过学校教育渗透进西方现代文明。如果说日本在明治时期早早地实现了现代化（文明的西化），那是因为明治开启的现代化是国家主义性质的改革。如果说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改革有何成功之处，我想应该是产业上、军事上以及教育改革上的成功吧。当然，这样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的成功。

问：您对明治维新和日本现代化的看法，和日本当下的主流观点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另外，请您再谈谈您是基于怎样一种思想史立场，运用怎样的方法，来把握明治维新以及日本现代化问题的？

子安宣邦：今年日本各处都在热议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的话题。由此也引发了不少重新解读明治维新和日本现代史的讨论。但这些都不是对“何谓‘日本现代’”问题的批判性解读。三谷博所著的《维新史再考》（2017年）是重新评价明治维新的代表作之一。他认为明治维新和明治国家的形成，是亚洲国家在应对西方现代国民国家建设的全球化进程中最早，或许也是最成功的例子。这是称道“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的当代日本史学家们的代表性观点。

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但这类看法却忽视了我们在探讨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史问题上必不可少的前提：昭和时期的十五年战争及其战败。历史学家的这一“疏忽”或是历史修正主义者长期掌控现代日本政权招致的结果。年少时我经历了昭和十五年战争和1945年日本的战败，在谈明治维新和日本现代史问题时，我不会将它们从考察对象中抽离出去。甚至可以说，我把昭和十五年战争以及1945年日本的战败，归结为明治维新和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终点。

因此，我不认为这场以“王政复古”为口号的明治维新是创造出适用于现代主权原理的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变革，而认为它是诱发了日本政治权力体制更替的一场政变。正是由于这场政变，在昭和时期日本成了天皇制的全体主义国家。我的观点是基于我年少时的战争体验，但同样的战争体验却可以导致与我不同的国家主义立场。我知道在首相安倍的身边，有不少和我同龄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我对“何谓日本现代”的解读并不仅仅是基于我的战争体验，还基于我研究日本思想史时使用的方法论。

简单来说，我研究日本思想史的方法论是“视角的外部性”或者说是“从外部视角出发”。如果一国的历史只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讨论，是难以将问题相对化的，这样也就无法批判性地重新解读。我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重新解读日本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语言史等有关日本现代史的问题。在探讨这类问题时，我使用的方法论是从外部视角来考察。这种方法论是“作为方法的亚洲”和“作为方法的江户”。

问：您说的这两个方法论“作为方法的亚洲”和“作为方法的江户”，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何谓“现代的超克”》和《江户思想史讲义》中都谈到了。那能否请您再谈一谈这两个思想史方法论，在解读“何谓日本现代”问题上，各有什么意义？

子安宣邦：“作为方法的江户”确实是我写成《江户思想史讲义》的方法论。这次访谈我也从江户的视角分析，将江户解读成有别于明治现代的另一个现代。从江户的角度探讨明治以及日本的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了日本明治现代化的特点。我这样解读，不仅指出了明治的现代化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也提示了天皇制复古型国民国家的建立过程，还明确了明治时期新政权掌控者们的意图。从江户看明治，日本的现代化就被相对地成为明治的现代化。

我在拙著《何谓“现代的超克”》中提到，“作为方法的亚洲”是竹内好在批判“西化的日本现代”时用的说法。竹内好说的“亚洲”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一种方法论，一种视角，是指从“亚洲的视角”来解读。这给日本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论转变。竹内好主张在探讨日本现代史问题时，需要从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中国出发来分析。竹内给经历过战后的我们这一辈人留下了堪称遗训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江户”，批判性地解读了日本现代化的诸类问题。

在拙著《近代知识考古学》（日文原版2003年，中文版即出）出版以来，先后已出版了十余册我解读日本现代化的书。这些就是我对抗正支配着二十一世纪日本政权的历史修正性民主主义的重要筹码。历史修正主义认为战前和战后的日本是连续发展的，否认期间存在断层。之所以强调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其实是强调日本现代化发展的连续性。这种说法，既没有从亚洲这一他者或从邻国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从江户这一他者或向先贤寻求答案，而是日本国家主义的自圆其说。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对抗这类国家主义的自圆其说。

如今在中国、韩国等国家，拙著能被众多读者接纳，甚至已经超出我在日本的读者量。这意味着我用以对抗的筹码在日益加重。只要这个筹码会不断增加，我就不会感到绝望。

相关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