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最心痛：王安石改革被妖魔化近千年，结果整个民族跟着买单

时间：2019-09-05 22:54:43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梁启超最心痛：王安石改革被妖魔化近千年，结果整个民族跟着买单

导读：王安石在长达九百年间历遭丑诋，正反映出进步事物历来遭受保守势力的压抑、摧折以及千百年来养成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对于带头变革的俊杰之士忌刻仇视、群起攻之的恶浊社会风气。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惰力！

富春江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子陵）垂钓处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989—1052年）上“十事疏”，痛陈天下承平日久，朝政弊病重生，亟需变革的必要性：

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何哉？纲纪浸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史称“庆历新政”，可惜很快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夭折。

严子陵钓台范仲淹被贬后所撰《严先生祠堂记》石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流传千古

1063年三月，在位长达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病逝。仁宗没有子嗣，由其养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不久又重病缠身，且与曹太后失和，到治平四年（1067 年）正月便撒手人寰了。由于当时财政极度困难，朝廷甚至不得不削减英宗的丧葬费用。英宗死后，他的长子赵顼[xū]即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连他老爹下葬的钱都不宽裕，这种情况还能继续忍耐下去吗？于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实际已赋予了他主持变法的全权。从此，君臣二人的命运就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宰相曾公亮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王安石面对当时土地兼并激烈，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社会矛盾尖锐，并引起国家财政危机的严重弊病，他制订新法，实行范围广泛的改革，谋求达到整国理财、“富国强兵” 的目的。这场改革触及身居高位的官僚和欺凌小民的豪绅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利用新政实行中的缺点，众口汹汹，群起反对。王安石被迫辞职。

王安石（1021—1086年）

北宋时代这场新旧两派的斗争，其影响长达数百年。历代思想守旧的人物，俨然以 “卫道” 的立场，交口咒骂王安石，称他是“小人” “奸党”。梁启超撰写 《王荆公》 这篇传记（约十六万字），以翔实的史料，酣畅的议论，为这位历史上卓越的改革家立传，批驳守旧派加在王安石身上的种种诬妄之词，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梁氏撰写此篇还有更深的用意。他很清楚， 人们对于历史上改革的不同看法，反映的正是对现实问题的不同态度。王安石在长达九百年间历遭丑诋，正反映出进步事物历来遭受保守势力的压抑、摧折以及千百年来养成墨守成规、不求进取， 对于带头变革的俊杰之士忌刻仇视、群起攻之的恶浊社会风气。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惰力！

梁启超痛切地指出：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湔者，在泰西则有克伦威尔，而在我国则荆公。泰西乡愿之史家，其论克伦威尔也，曰 “乱臣”，曰 “贼子”，曰 “ 奸险”，曰 “ 凶残”，曰 “ 迷信”，曰 “ 发狂”，曰 “ 专制者”，曰 “ 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

克伦威尔（1599—1658年），17世纪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

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伦威尔也。而我国民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异于元祐、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

梁氏由荆公的备受污蔑，进而激愤地针砭社会风气的严重积弊：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 “求全之毁”。求全云者， 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

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 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数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愿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王安石《咏梅》

《王荆公》的撰著，正是针对这一历史上的绝大冤案，针对这种恶浊的社会风气，堂堂正正地树立改革家英伟的形象，给人们的心理以一次强烈的震撼。梁启超的意图是通过公正地评价王安石，鞭挞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的畏葸守旧、苟且平庸， “枪打出头鸟”、对特出人物大加非难攻击的恶劣习气，倡导奋发进取、冲破陈规、勇于创造、开辟新路的精神。

梁氏认为，王安石推行新政的进步意义，最突出的体现是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恶性兼并：“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 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职在此，而后此所立之法，亦无不本此意以行。”

又说： “荆公之意，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也。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国中豪富少而贫民多，而豪富又习于奢汰，不以其所得为母财；而贫民涓滴之母财，又为兼并家岁月蚀尽：则一国之母财举匮，而民之生无以复聊。

于是殚精竭虑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而能摧抑兼并者谁乎？则国家而已。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 这些论述，堪称切中肯綮。

王安石变法思路图

自元祐党争以来，守旧派对王安石肆意诋毁，“必欲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 苏轼作 《温公行状》，本是为司马光作传，全篇九千余言，却用了一半以上的文字诋斥王安石，论其体例，也是自古以来绝无仅有的怪体。其后， 唐应德著《史纂左编》，其中有王安石的传记，二万余言，全是苛责之词，无片言只语记其美言善行，而杨用修甚至斥责王安石是合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的第一奸人。

历史上的是非功过竟如此被颠倒，这使梁氏深感痛楚，他愤然说： “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 ……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

此篇中征引各种记载，细加考辨，深入论证： “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乌有所谓损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为乎！”

一幅《流民图》让王安石罢相

梁氏也并没有走向极端，绝对肯定。他同时指出王安石当时任用的官员有奉行不实，致使新法推行过程中有的与立法之本意相抵触，因而收效不如原先所预期的。

问题在于要区分主次，要区分王安石创立新法的本意与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缺陷，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看法。以募役法而言，历代规定各种名目的差役，造成民众不堪忍受的重负，这项弊政早已非加革除不可。王安石制定募役法，“变当时最病民之差役制，而令民出代役之税以充募资”，正是为解除民政的痛苦，

实属合乎时势、救时惠民的一大良法。

梁氏从历史进步的大局和王安石推行此法的慎重，论证其进步意义：

差役之病民，既已若彼其甚，则势不能以不革明矣。……（以往） 徒以立法不善，故朴愿而弱者益病，黠而豪强者幸免。今因其固有之义务而修明之，易征徭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

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 ……

徐操《西园雅集图》描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作客聚会的情景

荆公痛心疾首于此等不平之政，不惮得罪于巨室，而毅然课彼辈以助役钱。此欧洲诸国流亿万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纡筹于庙堂，顷刻而指挥若定也。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备，既若是矣，尤不敢自信， 乃揭示一月，民无异辞，然后著为令。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诸一两州，候其成就，乃推之于各州军。

所谓 “ 劳谦君子，有终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后虽屡有变迁，而卒不能废，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事，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谁之赐？荆公之赐也。公之此举，取尧舜三代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

关于实行变法的总效果，梁氏总的结论是，新法推行“诚不免有流弊，然为救时之计，利率逾于病也”。梁氏所言，已被此后的宋史研究证明是公允之论。

此篇的缺陷，是梁氏多处以北宋中期的这场变法与近代欧洲历史相比附，甚至说 “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诸立宪国所犹未能行者”。这样不恰当地作历史的类比是研究者所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