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研究」商会史前沿问题综览

时间：2019-09-05 19:27:10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商会研究」商会史前沿问题综览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尽管所采用的方式、手段纷繁多样，但其改革上，即通过推进公共管理市场化与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程，进而不断提升政府的管理品质。在上述浪潮的冲击下，伴随着改革社会发生着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过程。传统的国家统摄社会的管理格局日趋瓦解，社会所控制的领域不断扩大，社会结构的多元主义特征逐步显现。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商会，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1949年前，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

近年来，商会史研究渐渐升温，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新兴领域，商会史研究成果迭出，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笔者就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进行观点综述。

■成立方式：政府劝办还是商人自主组织

章开沅、徐鼎新等人均认为，清末商会的成立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商会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的认识和需要被视为商会成立的重要前提。

相反，王笛指出：从商会初期创办的情形来看，很难找到完全由商人自己组织的商会。他怀疑"资产阶级是否认为商会就是最适合自己阶级活动的组织形式"? 但他承认以清政府行政手段设立的商会却可能为"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提供"可乘之机"。张东刚则提出：商会的成立，更直接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西方商会制度的传入，在华外国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和驱动以及晚清政权主体为贯彻其工商政策而提供制度供给与服务。

■与政府间关系："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还是"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

民间组织，日益走上了公共治理的“前台”，成为了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民间组织基于自身所特有的优势，弥补着市场和政府治理的双重“失灵”，并且在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中扮演着“缓冲器”与“粘合剂”的角色，成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最佳催化力量。

作为互益型民间组织典型代表--商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产化的产物。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建设和发展。商会在提供政策咨询、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提供很大的作用。

早期的研究多从商会"资产阶级社团"的判断出发，强调它与"封建势力"的冲突，而辛亥革命中一些地方商会的"革命"行为更被视为重要的例证。但反对意见则指出清末商会与政府间的合作与依赖多于对立与斗争。甚至在1920年至1927 年间，天津总商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成了军阀政权敛财的工具。

虞和平则提出"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解释框架，认为：由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不可能通过有效的法律修订而得到适时的调整，就必然出现一方面政府超越法律对商会的活动进行干预，甚至是控制；另一方面商会也势必突破法律规定进行一些超法活动。因此，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商会与政府的实际关系，主要是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对此，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张东刚认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单纯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处于从属地位，而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正式权力之外的自发组织。

论者还注意到商会与政府间利益合作的关系。张志东更提出"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以修正虞和平的观点。陈忠平认为应将商会当成一种"具有自身社会经济利益与政治策略、并为此与不同政权进行合作或抗争的地方商人精英组织"。由于利益的关系，所以有时政府对商会采取的手段便倾向"怀柔"，甚至有意推崇商会的地位。

■与行会的关系：行会的结合体还是行会的替代品

商会与会馆、公所(或所谓"行会")的关系也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最初，一些论者认为新兴的商会属于开放性、发展性的工商组织，而以会馆、公所为主的"行会"则属于封闭性、停滞性的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但是各地的商会史料却反映出这两种商人团体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反而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多数地方商会还通过维护会馆、公所的制度来达到其管理与动员商人的目标。于是，一些学者努力做进一步的探究。

徐鼎新、虞和平、王日根等人均认为商会之所以能容纳"行会"，是因为"行会"具有一些"近代化"或者"进步"的特点，因而才能和"现代的"或者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会兼容。但当"行会"加入商会时，却给商会带来了"传统性"。因此，虞和平反对"一方的兴起必然以另一方的衰落为前提"的看法，范金民亦认为二者之间"是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

以上论述的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现代性的商会会"收容"传统的"行会"。那么，如果假设传统的"行会"未加入，商会自身是否亦具有一些"传统性"或"落后性"呢? 黄福才、李永乐认为清末中国的商会虽然是新生事物，但仍具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因而它与"行会"有共存的基础。王翔则认为商会"本质上只是诸种行会的结合体而已"。如此说成立，那么商会与会馆公所自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

范金民提出：商会没有替代会馆公所的作用，而且必须通过会馆公所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邱澎生亦发现商会与会馆公所间经常形成一种"分工网络"。他们似乎都强调了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

■政治参与：阶层、阶级意识提高还是经济利益上的计较

由于多数商会史论者将商会成立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或者由"自在"转向"自为") 的标志，所以对其政治参与活动异常关心。目前对商会政治参与的考察多停留于清末至1929 年之间。主要讨论内容则是商会在历次国内政潮与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表现，近年亦有学者开始讨论商会调和党争等方面的活动。

对清末民初商会政治参与的评价，在许多论者的笔下呈"依附-离异-回归"的动态变化。学者认为：商会成立后，资产阶级在其领导下开始有"整体"政治参与活动，辛亥革命之际，一些商会依附革命，但到"二次革命"，则出现"政治大滑坡"，或政治上的"重大失误"。然袁世凯称帝前后，商会多有反对的声音，到1920年代，商会更有许多激烈的政治表现，甚至开始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化。究其原因，积极表现多归之于阶级意识或觉悟的提高，而消极表现则归之于阶级性格的软弱与经济利益上的计较。

但是胡光明对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研究，却似乎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相反自1920年后，商会在政治上便日益消沉。张桓忠虽然承认1920 年代中期，上海总商会对政治表现出"高度的参与意图"，但他并不认为商人有政治理想，而是反映出商人面对动荡时局的无奈。冯筱才进一步提出"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的解释模式，即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交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称之为"常态"，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均划入"变态"的范围。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但在事寝后商会仍回归本位。

来源：豆丁网《中国民间商会研究宗述》

冯筱才《「商会研究」商会史前沿问题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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