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现代史幽暗的前夜

原标题：点亮现代史幽暗的前夜

编者按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百年沧桑巨变。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本刊近两日已刊发“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怀思专版和当代学人对“五四”的重新认识，今日再推出本报组织的人文寻访活动，带领读者重走《新青年》编辑部、北大红楼等历史地标。

“五四精神”世代相承，指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向善向上。

5月2日

传承“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专访，讲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5月3日

解读

新一代学人马勇、唐小兵深度剖析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意义

5月4日

寻访

北京档案馆知名胡同专家王兰顺带领读者和学生，重走《新青年》编辑部、北大红楼等“五四”地标（见10、11、12版）

4月27日一早，从地铁建国门站A口出来后，沿着曲折的贡院二条、贡院东街一路前行，再依照指示牌拐入北总布胡同，走到东西向的前赵家楼胡同与后赵家楼胡同之间，一座粉色的五层建筑出现在眼前。

建筑的外观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门前还有一道拱形的白色牌楼，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幅学生群像的浮雕，一块红色的标志牌上书写着：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这就是“青睐”寻访成员当天探访的第一站——赵家楼饭店。

9点不到，30名寻访成员已早早围在了北京档案馆专家王兰顺老师的身边，听他娓娓道来1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风云往事。

此时有人提议“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王兰顺老师介绍说，别看这条北总布胡同不长，但可圈可点的地方却很多。除了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遗址，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就在赵家楼对面，胡同口还有一处很大的老宅，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修建协和医院的时候，洛克菲勒本人就住在这座宅子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搬走。日本人投降以后，宅子又成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住所。

而赵家楼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明朝。明隆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在此地修建了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亭子远远看去像一座楼，“赵家楼”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了。不过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至今没有准确的资料显示。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入国内，人们得知中国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案被完全忽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北洋政府竟然妥协退让，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举国哗然。青年学生们群情激愤，决意以实际行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在5月2日发表讲话，号召学生奋起救国。

5月4日当天，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共3000多人聚集到天安门前，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之后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不料遭到军警的拦截，英美大使也拒绝学生递交的请愿书。

此时有人提议“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曾参与向日本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还出任过驻日公使，被视为公认的亲日派，于是这个号召立刻得到了响应。愤怒的学生们随即改道，前往前赵家楼胡同1号院的曹汝霖府邸。

学生们在客厅和西院里摔砸物品，有人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

史料显示，1919年5月1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分别对曹汝霖宅的管事张显亭和燕筱亭进行了问询，王兰顺老师通过查阅笔录还原了当时火烧赵家楼的诸多细节。

“实际上学生往这边走的时候，曹汝霖已经得到消息了。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往曹宅打过电话，说学生游行时有人高呼要惩办曹汝霖，提醒他们注意。”

管事燕筱亭在笔录中说，他们接了电话，就给去总统府的主人又打了电话告知。曹宅内外都安排了巡警，等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一起从总统府回来后，内左一区的警察署长又登门安抚。

以为“关上门就得了”的曹汝霖低估了学生们的愤怒。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游行的队伍到达曹宅大门前，他们先是砸门，见久砸不开就砸碎了门房的玻璃，爬进去打开了大门，后面的学生蜂拥而入。门口的四个巡警见学生进去了也就闪到一边，并未阻拦。

此时见势不妙的曹汝霖躲进了浴室，而章宗祥则藏到了地窨子（地窖）里。学生们在客厅和西院里摔砸物品，有人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西服革履的章宗祥沉不住气从地窨子里爬出来，立刻被学生们发现，说那不是曹汝霖么！围上去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以后章宗祥被随从拉着从东门跑了出去。

章宗祥万万没想到这顿打还没挨完。曹宅南面有一家油盐杂货铺，6月28日，杂货铺掌柜庆祥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孙葆璜和书记官周召棠详细描述了章宗祥第二次被打的经过。

笔录里这样说：“那天有一个三十几岁身穿汗褂、戴顶洋帽的白胖子扶着一个穿着汗褂身上有血，脑袋上是用白布兜着的人，还有一名保安队的人，来到我们铺子里，说是躲避躲避，不要紧的。我问那个保安队的人叫什么名字，他就给我写了一个字条，我才知道他叫何文贵，是保安队长。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一身血的人是章公使，就把那三十几岁的人和那个一身血的人安排在后面的柜房里躲避。后来有学生追过来了，学生头一次进到柜房里去的时候，那个三十几岁的人拿出一张名片给他们看，他们看后说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就退了出去。后来又来了更多的学生，把我们的铺子都围上了……接着又有二十多人进去把那个身上有血的人揪到外面去了，那个三十几岁的人拦不住，我儿子也不敢拦。我见这个人被揪了出去，就把门关上了。接着又看到在我们铺号的西边一点，挨着曹宅大门那边，被揪出去的那个人又在挨打……后来是保安队拦住了一辆车，才把被打的人拉到医院去了……”

章宗祥被打得有多惨？王兰顺老师说，当时章宗祥被送到了日本人开的日华同仁医院，据外科医生平山远出具的伤势诊断书：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但没有骨折。

如今整个院子在格局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火烧赵家楼后，曹汝霖被巡警围护着从后门逃跑，50多间房被烧了11间，门窗、家具、什物悉数捣毁。巡警当场抓捕了32名学生，逐一做了笔录，但没有人承认究竟是谁点的火。

由于社会各界对“火烧赵家楼事件”的援助支持，全国又相继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眼看整个状态失去控制，北洋政府被迫免去了三大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陆宗舆同时还被开除了乡籍。

“曹汝霖、陆宗舆最后还是投靠了日本人，章宗祥被打以后，可能教训比较深，没有投靠日本人，后来有人看到他在上海豫园那边给人抄信为生。”讲到这里，王兰顺老师招呼大家跟随他进入赵家楼饭店的内部。他遗憾地补充道，如今整个院子在格局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日本投降以后，赵家楼的房子被定为敌产收回。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一个将军曾住在这里。1958年，赵家楼饭店正式开业，1999年，赵家楼饭店被定为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寻访成员陆续走进饭店一层的金勺圆餐厅，服务员们正在进行营业前的准备工作，对我们的到来似乎习以为常。餐厅的墙壁上悬挂着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介绍，显示着这家饭店非同一般的过往。

走出赵家楼饭店时，门口聚集着五六名跨在自行车上的外国人，一位金发的中年女士站在那幅浮雕前正解说着什么。

100年前的这把火，以不可遏制之势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它的余温即使历经百年也吸引着爱慕光明的人靠近。

寻访活动的第二站是位于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的陈独秀旧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据档案显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发言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王兰顺老师告诉大家，陈独秀旧居的院子不大，但影响不小，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肇始和走向都跟这个小院息息相关。

因为交通管制，预订的大巴车迟迟没有赶到，热情高涨的寻访成员们决定跟着王兰顺老师步行前往箭杆胡同，还有人打趣：“咱们也感受一把当年学生游行的激情！”两公里的距离着实不近，好在走上金宝街不久，大巴车迎面开来。

100年前陈独秀在这条窄窄的小巷里也来来往往不知多少次了吧

在智德前巷口，王兰顺老师先总体介绍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概况。智德巷其实原来叫孔德巷，因这里曾建有一座中法合办的孔德中学而得名。“文革”时期，人们误以为这个巷名跟孔子有关，遂改成了智德巷。

更早时期，这一带是清初英亲王阿济格的住宅，占地约有40亩地。后来，阿济格因企图摄政被削爵下狱，整个王府被收，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光禄寺。当然今天光禄寺已荡然无存。

寻访团成员跟随王兰顺老师沿智德前巷、智德西巷、骑河楼南巷一路穿行，原本安静狭窄的巷子，因为我们的到来顿生热闹。有人感慨，100年前陈独秀在这条窄窄的小巷里也来来往往不知多少次了吧。

按照指示牌拐入箭杆胡同不久，一对并不宽大的红色如意门出现在眼前，门旁立有一块书写“陈独秀旧居”的石质标牌。走进院门，整个院落不大，南北两排房一目了然，如今已被布置为展厅，专题展出《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介绍。

王兰顺老师告诉我们，现在陈独秀旧居的门牌号是20号，但在他居住时其实是9号。院子的主人是一户姓孙的人家，他查阅档案得知，清末宣统时期，孙家就购买了这处房子，说明这是老宅，但房子很普通，面积也不大。此后孙家一直居住于此，直到陈独秀旧居修复起来，才最后一个搬走。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共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1917年受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到北京大学做文科学长，租住北大红楼附近的箭杆胡同9号。此前在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并迁来，编辑部在南房办公，家眷在北房起居。

王兰顺老师说，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翻开史料就会发现。

1919年5月4日当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不要迷信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决问题。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离京，有不少人劝陈独秀也离开北京，但他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的社会。”

5月11日，陈独秀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文章中指出：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它斩尽杀绝，说他们不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像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我们，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

5月18日，陈独秀发表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指出：“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5月26日，陈独秀又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我们“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他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次日，又逮捕学生800余人，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8日，陈独秀撰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他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同人创办的报纸周刊《每周评论》上共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运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

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为了实现宣言中声明的“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晚，他效仿学生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料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交京师警察厅。第二天，警察又对他在箭杆胡同9号的家进行了搜查，搜出来一些传单及函件等。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各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引起京师警察厅的震怒。档案显示，6月14日，京师警察厅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公报馆发出警告：“一则曰：近日外间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函京师警察厅；第二天，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等几十人联名呈请警察总监；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又联名几十人递交呈请；6月25日，安徽同乡会致信警察总监吴镜潭；次日，安徽省长致电京师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厅……

在几天的保释声浪中，学界共有69人署名，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

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1919年9月16日，在入狱三个月后，京师警察厅最终释放了陈独秀。但他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警察总监命令陈独秀所居住的中一区警察署对陈独秀实行“豫戒”，由该地巡官随时视察，按月呈报情况。

得知陈独秀出狱的消息，北京各大报纸又均以醒目的标题做了报道，北京大学的进步团体还举行了欢迎会。李大钊以一首《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热情赞扬他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

由于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就被查封了，出狱后的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新青年》的编辑上。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共出版了9卷54期。

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了箭杆胡同9号返回上海，此后他的命运跌宕起伏。而这座小院在近百年时间里也几易租客，直到2015年腾退、修缮工作全部完毕，这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地才敞开大门，迎接恩惠于那场文明洗礼的后人们。（后续请关注11、12版）

文/本报记者 颜菁 摄/敏君

作者：颜菁 敏君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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