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让罗马帝国成为“上帝烈怒的榨酒池”

时间：2019-09-05 15:31:14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鼠疫让罗马帝国成为“上帝烈怒的榨酒池”

编者按：本书论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章节之一：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的命运》是第一本研究气候变化和传染病在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所起作用的著作，叙述了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故事。凯尔·哈珀将宏大的历史叙述与最为尖端的气候科学和基因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仅是由皇帝、士兵和野蛮人决定的，也是由火山爆发、太阳周期、不稳定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细菌决定的。他从罗马帝国的二世纪的巅峰时期一直叙述到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支离破碎的局面。

受感染的老鼠一旦登陆，罗马的运输网络就会加速疾病的扩散。大大小小的马车载着偷渡的老鼠沿罗马道路行进。麦考密克已经证明了河流的重要性，它们是 6 世纪时瘟疫在高卢传播的有效渠道。但是，鼠疫杆菌的传播也可以与人类毫无关系，因此让人难以捉摸。它能到达任何老鼠所到之地。普罗柯比曾提到，瘟疫在每个地方都燃烧得很缓慢。它“ 总是以固定的时间间隔移动和前进。像是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动：它在每个地方会持续一段固定的时间，刚好足以确保没有人能忽视它的存在，然后从这一点开始向不同方向扩散，到达人类世界的所有尽头，就好像担心地球上有哪个隐蔽的角落能逃避它的魔掌。它没有放过任何有人居住的岛屿、洞穴或山顶”。疾病深入到了古代乡村最隐秘的地方。

病菌扩散的速度与背后的动物流行病进展有复杂的关联。在所到之处，鼠疫杆菌首先会在大鼠聚居地里扩散。随着大鼠数量减少，跳蚤会迫切地寻找血液。据研究黑死病的历史学家奥利·贝内迪克托（Ole Benedictow）估计，这个周期平均为两个星期。然后，饥饿的跳蚤不再挑食，从而转向人类。于是，人类瘟疫就此开始。在马赛的一次鼠疫暴发中，高卢主教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记录了一艘来自西班牙的瘟疫船的到来，这艘船立刻夺走了一家 8 口人的性命。这之后是短暂的平静期，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动物流行病的定时炸弹在倒计时，接着瘟疫就暴发了。“ 就像被点燃的麦地一样，瘟疫的火焰在城市里熊熊燃烧。”两个月后，瘟疫自行熄灭了，可能是夏季气温上升所致。人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便返回城市。然而，瘟疫却再次暴发。

穷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与啮齿动物密切接触。在中世纪的黑死病中，穷人最先倒下，但最终富人也无法幸免。在查士丁尼瘟疫中，疾病首先“ 急切地攻击躺在街上的穷人”。然而最终，大屠杀没有放过任何人。它降临在“ 大大小小美丽、令人向往的房子里，这些宅邸突然变成了屋主的坟墓，仆人和主人同时倒地而死，腐烂的身躯混杂在一起”。“ 人们生活的地点、方式、性格、职业，以及许多方面都各有不同，但是遇到这种疾病的时候，这些因素没能产生哪怕是最微弱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只发生在这一种疾病身上。”

鼠疫不可避免地从亚历山大里亚传播出去。如果谷物贸易是帝国流通的血液，那亚历山大里亚就是它搏动的心脏。亚历山大里亚出现瘟疫的消息漂洋过海，激起了各种末日预言。在瘟疫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人们就已经产生了恐惧。“ 来自四面八方的传闻在这里流传了一两年之后，瘟疫才抵达这座城市。”看起来，有可能是一艘政府船只冒着冬季的暴风雨，为首都带来紧急的消息。瘟疫于 542 年 2 月下旬到达君士坦丁堡。整个瘟疫留存下来的最早记录，刚好就是查士丁尼颁布的一项法令，因为银行家协会需要帮助，以便解决大规模死亡事件中的债务问题。“ 死亡的危险已经渗透到每个地方，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听别人讲述他的经历……发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是542 年 3 月 1 日。更糟的还在后面。

瘟疫第一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时，持续了四个月。普罗柯比和约翰都在现场。他们来自不同的精神世界，但他们的证词却惊人地相似。第一批受害者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死亡人数开始上升。“ 起初，只有少数几例死亡超过了正常死亡率，但随后死亡人数一路上升，达到每天 5000 人，然后是 1 万人，甚至更多。” 约翰的每日统计与之相似。每天的死亡人数最高达到 5000，然后是 7000、1.2 万、1.6 万。一开始，表面上人们还能维持公共秩序。“人们站在港口、十字路口和城门口清点死者。”根据约翰的说法，可怕的死亡统计一直累积到 23 万。“ 在那之后，人们只是把尸体抬走，不再统计了。”据约翰估算，死亡总数超过了 30 万人。这座城市在灾难前夕大约有 50 万人口，那么 25 万至 30 万的死亡人数，完全符合暴发黑死病地区的死亡率的最审慎的估计，即 50%至 60% 之间。

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然后彻底坍塌。所有工作都停止了。零售市场被迫关闭，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奇怪的食物短缺。“ 在一个货物充足的城市里，一场真正的饥荒正在弥漫。”“ 整个城市陷入停顿，好像它已经死去，所以食物供应也跟着停止……食品从市场上消失了。”钱也没有用。恐惧笼罩着街道。“ 每个人出门时都会在脖子上或胳膊上挂上标签，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皇宫也在劫难逃。从前庞大的侍从队伍如今只剩下几个仆人。查士丁尼自己也染上了瘟疫。他很幸运，成了从感染中幸存的那五分之一患者的一员。国家机构也逐渐消失殆尽。“ 一切经历可以总结为：

（在君士坦丁堡）再也见不到任何人穿着短斗篷（chlamys）”，短斗篷是代表帝国秩序的人所穿的鲜明服装。

城市里很快就堆满了尸体。一开始，埋葬死者的工作由家属坚持来完成。后来，这就像试图在泥石流中站稳脚跟一样。“ 混乱开始用各种方式统治一切地方。”庄严的仪式还有基本的环境控制都消失了。皇帝连想要清除街上的尸体都很困难。普罗柯比和约翰都讲述过一个细节，查士丁尼曾任命他的私人牧师狄奥多罗斯（Theodoros）来负责组织应急工作。人们在城市周围的田野里挖了许多深坑，但很快就被填满了。于是又用油布把死者拖到岸边，放到船上运到海峡另一边。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述，位于赛凯的军事塔楼里“ 杂乱地堆满”尸体。约翰的描述更加形象。死者层层交叉堆叠，就像“ 草垛里的干草”一样。死者“ 被踩踏而过，就像被踩坏的葡萄……那些被践踏的尸体沉下去，浸在下面一层尸体的脓液里”。约翰真切地认为，他看到的就是“ 上帝烈怒的大榨酒池”*，这是末日的征兆。

鼠疫杆菌的征途：从贝鲁西亚到地中海世界

这些关于君士坦丁堡疫情的生动的感官记录，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寂静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线索提供者坚持认为，大瘟疫吞没了“ 整个世界”。它横扫了罗马帝国以及更远的地区，包括波斯人和“ 其他野蛮人”。它席卷了整个东部，包括“ 库什”和阿拉伯半岛南部；还蔓延到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其他编年史向我们证明，鼠疫曾到达多瑙河诸省、意大利、北非、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群岛。尽管这些记录非常简陋，与色块图像相差无几，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它们。

第一次大规模鼠疫的地图上布满阴影，偶尔会被一束束细小的光亮穿透。我们在这些零星证据中寻找第一次大规模鼠疫的流行病学线索时，必须保持谨慎。我们应该提出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从物理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第一次鼠疫传播到了哪里？第二，在瘟疫所到之处发生了什么？鼠疫杆菌的生物学特性是绝对的主导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瘟疫的进程也受到人类因素，也就是瘟疫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影响。通过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掌握了哪些信息，而且至少可以限制我们的猜测范围。

地中海东部的城市遭受到重创。亚历山大里亚被“ 荒废、遗弃了”。其他伤亡记录包括耶路撒冷、埃米萨（位于离海岸直线距离 70 千米的内陆）、安条克、阿帕梅亚、米拉和阿弗洛狄西亚斯。这是一份不太详尽的名单。我们从中找不出明显的规律。大多数东部城市可能都曾遭到袭击，但是，严格谨慎的态度提醒我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死亡事件本身吞噬了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证词。

查士丁尼瘟疫出现之前，病原体的移动能力是古代疾病规模的限制因素。大多数人会因为古代不便利的旅行和通信条件而受到保护。即使是在相互连通的罗马帝国，生活也以非机械化运输的缓慢节奏在前进。农村人口在整体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从而缓解了任何死亡危机的影响；城市人口最容易感染在人类之间直接传播的病原体，比如天花病毒。在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现代文献中，有一种随意但根深蒂固的设想，认为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城市。但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让我们偏离鼠疫病菌威力的秘密的了。

鼠疫与众不同。鼠疫杆菌并不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的途径，也不靠环境污染传播。因此，人口密度不是重要的因素，除非它对大鼠的密度产生了影响。在乡村和野外，作为载体的啮齿动物数量非常多。鼠疫杆菌在那些稠密的无处不在的啮齿动物网络中不知疲倦地扩散。人类的贸易网和通信网是一种催化剂，让细菌能在相距遥远的各个鼠群中快速传播。而且，鉴于这种瘟疫还可以利用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和人类寄生虫作为传染媒介，其多样的传播能力可以为鼠疫传播提供额外的助力。

第一次鼠疫发生时，鼠疫杆菌在乡村不受阻碍地蔓延。它无情的肆虐超出了正常的预期。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葡萄也挂在藤上慢慢腐烂。在地中海东部，瘟疫的触角延伸到各个村庄。基督教圣徒赛科恩的西奥多（Theodore of Sykeon）在 12 岁的时候感染了腺鼠疫。他所在的村庄位于一条穿过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罗马大道旁边，距离最近的城镇约 11 英里。在安条克附近，一个生活在柱子上的圣徒曾目睹过瘟疫席卷“ 整个乡村……到达乡村的每一个地方”。疾病还袭击了耶路撒冷的农村地区。根据一块碑文记载，腺鼠疫出现在了外约旦的佐拉瓦村。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上游 24 英里的地方，一位圣者隐居在“ 门迪斯沙漠”的某间小屋里，他也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在西方，证据甚至更加零零星星。鼠疫蔓延到了北非、西班牙、意大利、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但是，它的传播路径和渗透深度都非常不清楚。这种疾病在非洲“ 点燃了火焰”。“ 瘟疫开始摧毁男男女女和他们周围摇摇欲坠的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 几乎整个西班牙”都在第一波瘟疫中受到创伤。在意大利，一片诡异的寂静笼罩着这片土地。只有一份孤独的报告证实了意大利的疫情。在高卢，而且只在高卢，我们拥有更多信息。作品颇丰的主教图尔的格列高利，让我们得以瞥见一个瘟疫肆虐的世界。他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无价的。543 年，受感染的大鼠抵达了高卢海岸阿尔勒。在河流运输网的推动下，瘟疫开始向北方蔓延。第一波瘟疫并没有到达位于奥弗涅的克莱蒙，格列高利住在那儿的时候还是个小男孩。它缓慢移动到北边很远的地方，到达特里尔和兰斯。这场瘟疫似乎还穿越了英吉利海峡，于 544 年抵达欧洲的西部边界。576 年，爱尔兰暴发的一场疫情被记入编年史，但是，直到 660 年发生的又一波重大疫情，瘟疫在这些岛屿上的严重程度一直模糊不清。

矛盾的是，西方的交通系统应该可以减缓鼠疫杆菌的传播。

但这一论点并不具有太多说服力。事实是，鼠疫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得到了证实。现在，最惊人的证据来自一个我们认为超出了瘟疫范围的地方。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郊外，分别位于阿施海姆和旧埃尔丁的两个公墓，为我们提供了鼠疫杆菌的古代分子证据。阿施海姆的墓地在 6 至 7 世纪期间一直被使用。这块墓地规模很小，使用墓地的定居点只有不到一百个居民。在 6 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多次埋葬频率异常之高，看起来非常可疑，很像是一段死亡危机时期的墓葬。从死者身上提取到的 DNA 最终确认这些受害者死于鼠疫杆菌。野兽曾经到过这里。在西方偏远农村地区发现瘟疫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鼠疫曾经到过这里，那它一定还到过许多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在我们的地图上仍处于黑暗之中。

分子分析的奇迹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信息。其他遗传物质碎片就在某个地方。人们总是认为，查士丁尼瘟疫并没有以集体墓地的形式留下考古遗迹。麦考密克的艰苦努力现在已经证明，事实刚好相反。通过一份包括大约 85 个考古遗迹的目录，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即集体墓地数量的突然上升与腺鼠疫的出现有关。暴力和其他自然灾害肯定也是古代晚期一些多人群葬的原因之一。但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基因证据确凿地表明，从不列颠群岛到巴勒斯坦边境，鼠疫杆菌重新塑造了葬礼这样一般私密又保守的庄严的事情。查士丁尼瘟疫的影响范围非常宽广。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任何能够免于瘟疫的毁灭的民族都是值得一提的。据说，摩尔人、突厥人，还有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都不曾受到全球灾难的影响。关于发生在非洲的瘟疫，一份诗意的描述曾强调，鼠疫消灭了罗马人，但却没有“ 影响到那些心怀愤懑的部落”。突厥人吹嘘道：“ 从时间源头起，他们就从未经历过盛行的鼠疫。”一种传统观点认为，这场瘟疫放过了阿拉伯的心脏地带。“ 尽管近东其他地区都暴发了鼠疫，但麦加和麦地那都没有受到影响。”7 世纪，著名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院长西奈的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of Sinai）写道，异教徒居住的“ 荒凉干旱”的地方“ 从未经历过鼠疫”。摩尔人、突厥人以及阿拉伯中部的居民都以游牧为生。这很显然可以从生态上得到解释：面对大鼠 - 跳蚤 - 瘟疫的致命网络，非定居的社会形态可以提供保护。瘟疫像个黑夜中的小偷，一瞬间逆转了人类两个世纪以来为增长人口而集体付出的艰苦努力。死亡人数难以估量。约翰声称，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存活下来。这未免有点夸张。普罗柯比在《秘史》中认为，大约有半数人死于鼠疫。“ 瘟疫也暴发了……带走了一半”人口。它扫清了“ 大部分农民”。“ 与死去的人相比，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幸存下来，要么没有被感染，要么是在感染后痊愈了。”一位巴勒斯坦人的墓碑上写到，6 世纪后期暴发的一次鼠疫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人类。关于第一次鼠疫的全球死亡率，这些是唯一明确的证词。

古代社会的重心总是倾向于农村。当时约有 85% ～ 90% 的人居住在城市之外。鼠疫渗透到农村地区的能力，是它有别于以往其他大规模流行病的主要地方。这种能力使鼠疫比其他疾病更加致命。一旦开始流行，鼠疫杆菌这个杀手的生物学特性就掌握了主动权。正如古代作者所强调的那样，鼠疫不加选择地攻击受害者。小孩和老人、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在来势汹汹的鼠疫面前全部倒下。不过，死神特别折磨体弱的人。因此，即便是面对鼠疫这样可怕的敌人，人群的基本生理状态也并非完全不重要。在查士丁尼瘟疫前夕的若干年中，剧烈的气候异常曾导致食物供应减少。罗马世界不健康的疾病环境也削弱了居民的体质，而且耗损了他们的免疫系统。所有这些变量都说明，第一次鼠疫前夕的罗马人十分脆弱。第一次鼠疫击中了一群饥饿且虚弱的人。

中世纪黑死病令人震惊的死亡率的可信度经受住了最严格的审查，甚至还被向上调整过。中世纪晚期的文献相当丰富，因此，利用这些更密集的记录重建出的死亡统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历史学家广泛认同，“ 当 14 世纪中叶黑死病第一次来袭时，欧洲、中东和北非总计损失了约 40% ～ 60% 的人口。”各个国家的死亡率差异不大。贝内迪克托精心整合的数据揭示了这一点。

我们掌握的所有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信息，也都基本符合这一结论—死亡人数约为人口总数的一半。

瘟疫很快就动摇了正常的生活节奏。成熟的庄稼烂在田里。食物变得稀缺。但不久之后，由于需要供养的人越来越少，食物变得比往常还要充足。小麦的价格暴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资飙升。544 年，查士丁尼颁布的法令中写道：“ 众所周知，即使在上帝出于对人类的爱而给予我们惩戒（也就是鼠疫）之后，那些忙于交易和策划的人、各种手工艺人、农民，甚至是水手，这些本该变得更好的人，却仍然转向贪婪，违背古老的惯例，索要两倍或三倍的价格和工资。”继承体系陷入混乱，在一个拥有广泛信贷网络的经济体中，银行会迫切地将债务强加给继承者。除了教堂，所有建筑活动都停止了。

国家陷入困境。查士丁尼发行的金币跌破了七十二分之一磅的神圣标准。这是自君士坦丁以来对金币的首次操纵，引起了官员们的愤慨。军队的过度扩张本已到了危险境地，现在兵员大幅度减少。这场瘟疫标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与财政危机的开始。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罗马政府在动员军队时，以及更多时候在为军队买单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查士丁尼拒绝豁免在人口灾难过后那几年拖欠的税款，直到 553 年他才最终妥协。由于他不肯降低整体税负，幸存者被财政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查士丁尼统治中期的帝国税率，可能是罗马历史上的最高点。普罗柯比对这个政权的批判就建立在对财政掠夺的指控上。与此同时，改革议程戛然而止。据彼得·萨里斯（Peter Sarris）统计，从 533 年到 542 年，帝国一共颁布了142 项法令和章程（平均每年 14.2 个）。从543 年到565 年，一共有 31 个（平均每年 1.3 个）。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人口崩塌与东部帝国的失败之间有着相对简单的因果联系。

然而，第一波瘟疫带来的冲击只是个开始。

本文摘自《罗马的命运》，著者：［美］凯尔·哈珀，译者：李一帆，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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