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律：中国历史上皇权代理人选拔和行为逻辑

原标题：徐律：中国历史上皇权代理人选拔和行为逻辑

《易·序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始皇帝废封建制，设郡县制，开启了新的国家管理模式——帝王+职业经理人团体的管理模式。皇权制度，经过千年运转，被历代帝王已经打磨的相当精细。

帝王直接针对一个个的原子，皇权无孔不入，掌控社会的各个方面。帝王面对如此众多的国家事务，需要安排职业经理人进行处理。至此，帝国的官僚故事开始上演。

在这故事里，帝王在帝国体系中处于顶层，通常称为“皇帝”或“君”；职业经理人团体在帝国体系中，处于管理阶层，通常称为“臣”或“官”；围绕职业经理人，实施具体的政令的，在帝国管理体系中，通常称为“吏”。

皇权和官僚系统经过千年的磨合，不断调整各自的边界，皇权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动态平衡中，有着一套各自的运行规则。翻开历史，剖析一个个传统王朝的政治组织结构，其中的运行规则，残忍、柔和、血腥、辉煌、梦想、苍白、繁华、落魄交织在一起。

始皇帝重新厘定君臣关系，至此这对儿特殊的东家和佣工，开始了千年的博弈，相反相成。

在官僚故事里，帝王称为君，官僚称为臣。君臣，控制与臣服，合作又博弈，相互依靠，相互提防。

在帝国生态中，君和臣的疆界，政治局势的形成，是君臣各方博弈的后果。身处帝国生态内的职业经理人之间，以及职业经理人和帝王之间，经常性的互动。

这一系列的互动中，帝王自有一套行事逻辑，臣子亦有一套行为逻辑和应对方案。

帝国官僚的选拔机制，细细说来，包括三个阶段世官制阶段、察举制阶段和科举制阶段，不管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都是为帝王遴选职业经理人。

只是世官制依旧是贵族政治的延续，随着战争的杀伐，随着灭国战的推行，随着秦帝国的崩溃，也就旧业已随征战尽。

察举制选拔出的官员，一开始就具有结成朋党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察举制最后被抛弃，也是察举制演进的必然逻辑；科举制焕发出的生命力，让人惊叹，士人政治的出现，将帝国带进了的繁华，同样也将帝国带入深渊，最后随着清帝国的崩溃，也已消散。

世官制，其意为世代为官，官吏均具有世代为官的特权。世官制实为封建制下，宗法制度的必然延续，天子分封诸侯，诸侯世袭罔替。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自始以此逻辑展开的统治的，对于各国诸侯来说，自有维护国家安定，保障自身性命的动力。

对于诸侯以下阶层的官僚来讲，在世官制下，只要不犯错，不被剥夺继承权，不被褫夺官职，依旧能够安稳为官，实无必要为诸侯国冒险，自无为国献策的动力，没有必要参与上层政治，久而久之，路径依赖，智力退化，亦未可知，故有“肉食者鄙”之说。

精明的诸侯贵族自然对这些现状深表忧虑，为了自我保护，为了实现霸业，在现有的世袭官存量市场外，必然要额外拓展增量市场。

于是乎，精明的诸侯贵族们理论联系实际，找出了三种市场拓展方案。

诸侯贵族们面对日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世袭僚属的心态，和今日职场中老板面对不思上进的职业经理人那份无奈心情，颇有几分相似。眼看对手已经势如破竹的开拓市场，而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对着眼前的如火如荼的市场形势，竟十分无感，迟迟拿不出拓展方案，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凉和恼火。面对此种情势，诸侯贵族和聪明的老板，自是有一套应对心法——重用和招揽效忠于自己的人才，对原来的僚属先晾在一边。

被拨动心弦的各色人等跃跃欲试，不觉间，诸侯门下食客云集，人才济济，智勇之士，鸡鸣狗盗之徒兼而有之，一套新的行政系统矗然立地。

养士既不用增设新的官位，不会触碰世袭官僚的奶酪，看的是诸侯贵族的资金能力和市场知名度，推行起来较为容易。

恍惚间，养士成为新的市场题材，被诸侯贵族们炒热，随即大量资金入市，创造了一波养士泡沫。这其中有四只股票被拉得最高——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四公子门下食客三千，孟尝君“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文奉邑少”，“客食恐不足”，差点出现资金链断裂，时人称赞之，史书记载之。

养士虽然大大促进诸侯贵族的行政效率，但也产生了副作用，造成一个地方的食客习气。因此，若干年以后，连史学大家司马迁仍能感受到这股食客习气。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史记·孟尝君列传》

食客和诸侯贵族，双方更像是契约关系。养士过多，这些士毕竟不属于体制内的官僚，具有食客习气的士，缺乏体制内组织纪律的约束，一旦作为契约一方的诸侯贵族出事，食客和东家的关系旋即结束，故“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司马迁不亏史学大家，一句“皆去”，颇为形象的刻画出了，三千食客在东家大树倾倒后，散去的速度之快。

诸侯贵族孟尝君事后，愤愤不平，认为这些食客知恩不抱，十分想向这些食客脸上吐吐沫，以解心头只恨，倒是传神的描述出了食客和东家微妙的心理。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史记·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事件，从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养士制度的破产，或者说养士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于今类比，养客制度类似风险投资，今日风险投资人费心寻求者，一独角兽也，故费劲心机，四处探察，遍寻优质资产而投之，忽一日一独角兽崛起，众独角尸倒下。虽此，然风险投资基金大赚，事后问投资逻辑，言不知，或曰天命，再投之，皆入坑。

孟尝君遍寻人才，一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一为了在大厦倾倒时希冀有才之士保全自己，风险投资人孟尝君寻了3000个优质资产进行投资，幸运的孟尝君投中了独角兽冯谖，结果孟尝君不仅拿回了投资本金，还获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

风险投资本有不确定性，孟尝君们找到了冯谖们，获利丰厚，收益翻倍，没有找到冯谖们的诸侯贵族，估计要大骂，这世界特么遍地是坑啦！

孟尝君和食客冯谖的一席对话，便揭示了养士制度的内部机理：

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谖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史记·孟尝君列传》

冯谖颇具现代市场经济的思维，明白食客散去，属于物之必然，属于市场运行的必然逻辑，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现在的企业老板，每见员工离职，也会骂一句见利忘义，每次开会谆谆教导“忠诚比能力更重要”，实在应该多读读冯谖的深刻剖析，内心或许会平静一些。当然，作为员工更应该向冯谖童鞋看齐，忠诚和能力一应俱全，冯谖童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员工呀！

当时正处于各诸侯国竞争时期，诸侯国跃跃欲试，争霸市场一片红海，紧靠养士，不能够满足争霸市场需要。此时，聪明的诸侯们，提出了更能够满足争霸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军功封爵制和辟田制。

这两种制度可以说诸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昔日世袭官僚恐已不能适应残酷的战地环境，面对一片红海的市场，负有魄力的诸侯们，不再考虑官僚世袭那一套，准备为官僚系统吸收新鲜的血液，以便应对未来占据争霸市场的需要。

战争需要人们冲锋陷阵，战争消耗本国战略资源，需要不断的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对于当时底层民众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改变身份，挤入官僚阶层，获取土地。于是，颇具法家精神的军功封爵制和辟田制应运而生，以此作为诸侯国选拔官僚的依据。

封建制的衰微，和秦帝国的崩溃，世官制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汉帝国伊始，统治者就明白原来的那一套世官制不能再搞了，察举制登上历史舞台。察举制，意为地方官僚考察和选举人才后，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后委任官职。

察举制呈现以下特点：

a.地方长官掌握推选之权；

b.中央政府进行考核；

c.地方长官对选拔之人的才能承担担保责任；

d.选拔和考试相结合。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

——《后汉书·党锢列传》

察举制运作初期，尚能够良好运行，地方长官唯才是举，可叹的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们识别千里马，受制于经验和个人气质，加上难以避免的个人好恶，最后举荐的千里马们难免和地方长官在性格和才具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形成“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局面。

何况做官这种事情，从来都是一项很强的激励因素，在巨大的激励面前，士民们孜孜不倦的寻求低成本的做官解决方案，于是乎各显神通，有的研究举荐长官的个人偏好，有的进行自我才能包装，有的和举荐长官攀亲戚，以满足举荐长官为最终目标。

此种情状，《后汉书》中描写的更为传神，士民为了能够“钓利”，“饰巧驰辩”，使尽各种手段，以期“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全无节操、无底线。

是的呢，在如此强烈的激励面前，在此种察举风气面前，道德和底线只能让士民“以诈劣受屈”，全无半点裨益！

变而乡举里选，谬采虚声，则得人爵，弃天爵，党同伐异，弊愈益滋，更出资格糊名之下。

——谭嗣同·《报贝元徵书》

地方长官作为帝王的代理人，毕竟和帝王对政权的态度是不同，帝王拥有所有权，自然比较上心，代理人只拥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在有限的使用时间内，举荐的官僚，能同时满足帝王的人才需求，和自己的权势增加的情况下，对于这种搭便车的行为，也是乐意为之。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告子章句上》

一个底层人士要想进身官僚阶层，首先就需要地方长官的背书，没有这层背书，永绝于体制之外，底层人士对地方长官自是“不期而景从矣”。

对此，后世之人谭嗣同做了明确的论述，底层人士“得人爵，弃天爵”，和被选拔之人之间建立的特殊感情纽带，使得这制度一开始就具有朋党的基因，甚至为门阀士族政治造就了制度温床。

照此中情形发展下去，地方长官的察举，演变成了底层士人和吏对地方长官的人身依附。

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党锢列传》

汉武帝以儒学作为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一帮儒大儒，没事儿就喜欢在石渠阁开研讨会，讨论儒学的基本问题。儒家经典本来有些语句吧，就存在模糊的地方。这些通读儒家经典的大儒，个个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手，辩论起来，自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辩论情势愈演愈烈，不免说几句过激的话，问候对方辩友的老妈，斥责对方为小人。随着学术争论的白热化，大儒们开始党同伐异。本来就是个学术问题，随着论辩的升级，变成站队问题。汉朝大儒们的学风，和当今的学阀倒有几分相像。

大儒们这种党同伐异的学风，想必深刻影响汉朝儒生们。

本来单纯的学术争论，没有什么大碍。好比今天的学校上课程，搞个沙盘推演，老师将学生分为敌我双方，你来我往，过过嘴瘾，并不影响身家性命，将这一套用到社会生活，恐怕笑料百出，万万不可。偏偏这个时候王莽童鞋干了一件事儿——篡国，搞得这些重视“忠义名节”的学友们在朋友圈纷纷吐槽这位王童鞋。一般的网络论战，顶多爆掉对方贴吧，然后回家洗洗睡觉。

可是经过察举晋身为官僚的儒生们，自然要运用手中的权力，组团吐槽丑恶行为，组团同黑暗势力做斗争，甚至还建了“微信群”，在群里积极互动，“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激扬名声”，为了建立良好的网络形象，甚至还将“乱发广告”的“阉寺”踢出群，一时间“最炫正气风”刷爆朋友圈。

在察举制的运作逻辑下，具有一定程度人身依附味道的察举制度遇到儒生党同伐异的学风，恰如烈火遇烹油，借着“最炫正气之东风”，隐隐然造成了燎原的朋党之火，党同伐异，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暢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后汉书·党锢列传》

后世史学大家，范晔以其独到的眼光，再现了察举制下的朋党政治生态。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 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

——《后汉书·党锢列传》

党锢之祸，故事的主角之一就是张成善，这哥们没事就喜欢算卦，就叫他张大仙吧，按说算卦也没啥大碍，偏偏张大仙比较有想法，将皇帝和宦官都发展成自己的核心客户，和这些核心的客户的交往中不免提前获取内幕消息——皇帝要大赦天下。

今日之证券市场，获取内幕消息，可以大搞内幕交易。获取这些利好内幕消息后，张大仙显得那么亢奋，也想搞一把内幕交易。玩的就是心跳，张大仙就想找找刺激，平时也不缺钱少粮，就是有个仇家没有解决，正好可以利用大赦的机会，好出一口恶气。

如果直接将这些内幕消息泄露出去，就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嫌疑。

张大仙云里雾里的一番占卜后，“推占当赦”，遂教唆儿子解决仇家。张小仙案发后，作为士林楷模的李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准备收捕张小仙。事情按照张大仙的预料，很快大赦天下，张小仙“逢宥获免”。

张小仙被赦免，已经不再违法。

不知道李膺童鞋是虚火上升，被最炫正气风冲昏了头脑，犯了“败类不配活着”的婞直偏执症，还是被杀之人是也是士林一员，仗着门生故吏旧交满朝，不顾朝廷法度，收捕张小仙杀之。

正所谓“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张大仙这些人吧，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毕竟没有违反朝廷法度，反倒是李膺童鞋造衅。结果张大仙发动自己的政治力量，将李童鞋私下搞小团体，党同伐异，“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的事情，捅了出来。

于是乎，天子震怒，这帮平时受够李膺童鞋抨击的宦官们，以及和李膺童鞋不对付的其他官僚们，“使同忿疾”，合力围剿李膺童鞋，“逮捕党人”，“收执膺等”。

这还真是，一次占卜引发的政治血案，“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该来终究会来的，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文化积累，和组织搭建，朋党无论在组织形态，还是在操作技巧方面趋向成熟，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商业模式日臻成熟。对于企业来讲，成熟的商业模式，可以带来利润，对于组团的儒生们来讲，带来的确实灭顶之灾。这些组团的儒生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结果“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俨然成了除朝堂以外的另一政治中心。

作为组织顶端的帝王当然就不乐意了，也拉我进群，也不让我做群主，直接私下建群，是不是在群里“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龙有逆鳞，触之必怒，结党威胁到帝王权力的施展空间，无疑是帝王的逆鳞，一时间天子震怒，结果可想而知。

帝国政治生态下，朋党成熟之日，亦是其灭亡之时。

察举制的逻辑下，地方长官对选拔之人的才能要承担担保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能够保障选拔官员的行政才能。察举制本身就具有反身性，在察举制的运作逻辑下产生的官僚，产生的政治世家，继而维护察举制，在帝国未达到崩溃的前提下，察举制泡沫必将愈演愈烈，最后达到顶峰，官僚阶层由几大政治世家充斥。颇似市场竞争由蓝海而红海，最后几番并购下来，市场格局稳定，由几大企业占据市场份额。

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其后袭爵隋国公。武帝聘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

——《隋书·帝纪第一》

察举制的逻辑下，必然出现士族政治，帝王以下皆朋党，皇权危急！终于脆弱的皇权，在最强士族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一位出身士族的高级官僚取而代之。这位深知士族政治对皇权伤害的高级官僚，占据帝位，削平对抗贵族后，还会任由士族政治发展么！

隋文帝登上帝位后，立刻展开人事变革，任命近亲为王，分管各地方。也许迫于当时的权力格局，隋文帝重新回到察举制的源头，“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并且让子嗣亲属分管各地。

按照这种逻辑展开的官僚选拔机制，必然回到汉朝七王之乱和朋党政治的老路上去。上天并没有给杨氏家族太多的时间去展开新的官僚选拔制度，“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

终于帝王找到了另外一种官僚的选拔方式——科举制。科举制下，底层人士参加考试，不再需要官员的举荐，投牒自进即可，改变了察举制下先天的朋党基因，“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在科举制的逻辑下，读书人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士人成为帝王职业经理人团体的主要来源，士人政治开始勃兴，出现了天子门生的局面。

尽管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的官僚的产生方法不同，但是在“帝王+职业经理人”的帝国生态下，遴选出的官僚，其行事风格似无太大差别，历时千年，言说的依旧是破袄紫蟒故事，上演的依旧是纱帽锁枷情节，今人已司空见惯。

作者简介：徐律，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现为执业律师，关注柬埔寨多年，欢迎加徐律微信xxsmru，和徐律聊天、沟通和交流。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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