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何会在宋徽宗的盛世时代亡国？

时间：2019-09-05 13:55:51 来源：作者：网络

原标题：北宋为何会在宋徽宗的盛世时代亡国？

北宋为何在辉煌的盛世下突然亡国了？靖康之难应该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战略哪里有问题？7月28日，在《汴京之围》的新书发布会上，郭建龙、游彪、解玺璋和吕鹏与大家探讨了北宋的亡国史。

撰文 | 徐悦东

宋徽宗时代似乎是一个辉煌的盛世，不过，北宋就在其极盛时期突然亡国了。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许多人将靖康之难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这真的妥当吗？在靖康之难中，谁才是第一责任人？

7月28日，在单向空间举行的《汴京之围》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吕鹏与《汴京之围》的作者郭建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评论家解玺璋一起探讨了北宋的亡国史。

《汴京之围》，作者：郭建龙，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年：2019年7月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靖康之难？

游彪认为，王安石变法不是北宋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王安石却成了靖康之难的替罪羊。这是因为在古代，史学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本来应该是客观的陈述，但是实际上，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史书会一再修改。这就会在史书上出现对某个人的“抹黑”和“洗白”。

宋神宗朝的实录一共修改了五次。宋神宗在去世之后，高太后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便组织朝廷的史官，重修神宗实录，“抹黑”王安石。紧接着宋钦宗亲政，因他反对高太后，又重修了宋神宗实录，在史书上恢复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光辉形象。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成了靖康之难的替罪羊呢？游彪认为，宋高宗实际上是靖康之难的“漏网之鱼”，他逃到南边去。他总要找一个替罪羊，“因为他不敢说江山是赵家人弄丢的，只能说是外姓人弄丢的。所以王安石成了替罪羊，承担了北宋灭亡大部分的责任。”游彪说。

但是，游彪认为，王安石“开启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王安石的税收政策特别像现在的资本主义，王安石变法将税务点承包给了商人，出价高者得之。他还将国家的矿山都以投标的方式承包出去。对于普通人来说，财产越多，收税就越高。

王安石

郭建龙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后的包税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到元朝，这种包税制被政府大规模使用。郭建龙说，“我把山东省的税收打包卖给你，谁出价高谁拿走。这个人可以用一切武力手段，从山东省榨取税收，交100万就可以榨取300万。这种方式导致元朝的税收一直是不合理的，同时也征收不上来，或者达不到征税的目的。所以，元朝只存在了不到百年与此也有关系，因为它的税收体系太不健康了。”

郭建龙认为，宋神宗所推行的改革，是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因为他推行的是政府垄断的资本主义。比如，国家把茶、盐控制在国家手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证券化，创造了盐钞。此外，国家还发行纸币。虽然在税收上，富人交得多，穷人交得少，但是，因为纸币发多了，造成通货膨胀，政府要用铸币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而铸币税在所有人面前是平等的，且铸币税比正常税要好收，这破坏了财产越多交税越多的原则。这对于宋代的经济有着破坏性的影响。

郭建龙说，“即使历史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在宋神宗时代，一定会出来另外一个改革家进行改革，只是他的名字不叫‘王安石’。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了。”

而宋神宗时代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加强，严重破坏了民间经济。另一方面，在宋神宗时代，党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要变法，必须拉上自己的人，把政治对手压下去。党争慢慢形成了两个派别——改革派和保守派。

在军事上，改革派大部分变成了主战派，保守派大部分变成了主和派。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更迭，对靖康时期的政策影响非常大。在战争没开打的时候，主战派上台，在吃败仗的时候，皇帝又把主和派换上来。当谈和的时候，皇帝觉得做不到很多屈辱的条件，又把主战派弄上来，这其实也引起了北宋政治上的悲剧。

为何会在宋徽宗时代的盛世亡国？

游彪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一个心病。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想利用天险来阻隔游牧民族南下。在宋朝立国的时候，恰恰处于唐末五代混乱时期的延续过程中。在五代时，石敬瑭为了争夺皇位，把燕云十六州这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割让给了辽国。这使得宋朝的首都汴京门户洞开，一马平川，宋朝失去了可以阻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屏障。尽管宋朝和辽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事实上辽国随时可以威胁到汴京的安全。辽国的骑兵差不多用一天半时间就可以杀到汴京，这种威胁始终存在。

宋徽宗也想解决开国以来想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就跟女真人结成了“海上之盟”。这个决策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可以再做研究，但是游彪认为，宋徽宗并没有考虑清楚他的初衷，参加“海上之盟”的人也不是他的心腹，这最终落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

宋徽宗

郭建龙赞同游彪的看法。在丢掉燕云十六州之后，宋朝首都的安全成了问题。而且，在最繁荣的宋仁宗时代，一种“盛世情结”也引发了很重要的问题。和平、稳定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社会非常富裕。若这时碰到一个自大的皇帝，这种“盛世情结”就会发酵。宋徽宗认为自己是盛世君王，必须建立自己的功业，所以他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措施。但是，那时政治上的惰化早已经跟不上他的雄心了。

郭建龙还认为，不光是宋朝，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在极盛时期突然灭亡的例子。如果要避免，就一定要有非常大抱负的君王执政。宋徽宗并没有看到朝廷内部的问题。比如，宋徽宗或许认为朝廷很有钱，但这些钱都是从民间收上来的，其实这反映了税收过度。此外，在守襄阳城的时候，在需要统一指挥权时，指挥官却偏偏拿不到调兵权和后勤供应权，这种权力制约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人能获得完整的指挥权。这种内部问题会对有“盛世臆想症”的皇帝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北宋悲剧的第一责任人是宋徽宗？

解玺璋认为，宋徽宗时代的繁荣，也正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变法的成果。后来出现的问题与王安石的关系不大。解玺璋赞成游彪的判断，王安石的许多政策是资本主义化的。解玺璋说，“它的青苗法，也是带有改革色彩的措施。那时候在欧洲，还没有这种萌芽呢！还有对教育的改革，宋代王安石搞的太学，已经具有大学的规模，有现代大学的萌芽了。”而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也是在宋仁宗时代，朝廷已经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在王安石还没有到中央任职的时候，他在地方工作时已经给宋仁宗上过万言书，要求变法。王安石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使他提出来的变法措施是符合那个时代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