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蔡锷为何不支持“二次革命”？

原标题：揭秘：蔡锷为何不支持“二次革命”？

云南都督蔡锷，字松坡，号击椎生

“二次革命”前夕，鉴于蔡锷在民初西南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南北双方都不约而同地着力争取蔡锷，希望蔡锷支持己方。孙中山指望蔡锷“能带云南兵出武汉，来参加讨袁”。黄兴则密派蔡锷的老乡、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锷起兵响应，支持国民党讨袁，并亲撰联书赠蔡锷曰：“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而袁世凯集团也在试探蔡锷，意图拉拢。袁的心腹冯国璋致电蔡锷，攻击国民党人野性难驯，嘱蔡主稿呼吁对国民党进行围剿。

然而，蔡锷却对“二次革命”持中立态度。他不仅通过舆论表明自己反对双方动武的立场和主张，而且还致力做南北双方主要人员的工作。他对黄兴指派来滇的谭心休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加之袁世凯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时机未到，未可轻动。并请求谭心休劝黄兴暂时忍耐，万勿轻动。对于冯国璋嘱其主稿呼吁进行围剿国民党人的要求，蔡锷则以“近日某派（指国民党——引者）气已中馁，大局或可不至破坏”为由，委婉予以推辞。

“二次革命”爆发后，蔡锷又努力试图控制事态的发展，一边致电首先发难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指出，“赣事不幸，竟致决裂。外人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遂其实行瓜分之毒计”，劝其“解甲罢兵”。一边与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胡景伊、贵州都督唐继尧通电全国指出，战端开启对于时局有“六危”，主张“以保土安民，巩固统一为第一义”，呼吁双方罢兵。

江西都督李烈钧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蔡锷不支持“二次革命”是其反对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的具体表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自袁世凯上台至‘二次革命’结束,蔡锷始终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但相关史料表明，以上说法似有失全面和公允。

蔡锷不支持“二次革命”，除了蔡锷的自身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当时蔡锷主政的云南各界并不赞成“二次革命”。1913年6月4日，滇省在京国会议员王人文、朱家宝、袁家谷、吕志伊、孙光庭、谢树琼、李文治、陈善、杨增炳、李根源、陈光勋、段河清、萧瑜伦、由宗龙、王桢、张华澜、陈主基、何秉谦、张大义、朱朝瑛、张联芳、顾视高、李增、寸品升、张耀曾、段雄、李燮阳、陈时铨、曾子书、严天骏等30余人曾联名致电云南军政负责人蔡锷、罗佩金和省议会及云南各界，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人借“宋案”和大借款而导致国家动乱：“国会初开，适有‘宋案’、借款二事，一由法庭审判，一由国会主持，本不难于解决。乃谣言丛兴，互相猜贰，甚且谓须武力解决者。吾民何辜，受此恐慌？人文等受人民之委托，不能不有所主张，联合两院同志，协力维持，以就法律范围，决不容有法律外行为，轻于发难，为全国之公敌。诸公关怀大局，希以人文等主张转告，慰我父老子弟为祷。”以上签名的国会议员中就有云南著名的国民党人李根源、吕志伊等人。

国会议员王人文等致蔡锷等电

而滇军主要将领中也不乏持相同主张之人。例如，滇军第一师师长李鸿祥就通电全国指出：“宋案既破，自有尊严法庭按律惩治，一俟判决宣布，不难水落石出。大借款曾经前参议院通过，签字手续是否与前通案符合，将来用途应如何监督附件，均宜和衷研议，徒事反对，于国何裨？诸公明达，必能悯念时艰，不至惑于意见影响之谈致误大局。更有进者，传闻某某省有主张独立之说。若果出此，瓜分立见，自速灭亡，言之寒心。诸公手造民国，当不忍坐视陆沉，同归于尽。”

李鸿祥的通电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欧阳武在江西发难后，李增、李燮阳、朱朝瑛、张联芳、李文治、杨琼、陈光勋、严天骏、陈善等国会议员又联名致电蔡锷曰：“欧、李倡乱，仇视中央，破坏约法，实为大逆。当此国基飘摇，人心浮动之时，万一波动全国，自伐人伐，亡可立待。尚望联合各省都督、民政长，维持大局，用奋义声，福我国民，无任企祷。”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李鸿祥、谢汝翼复电云南国会议员称：“赣事发生，影响于前途者极大。锷等已会商川、黔联名通电中外，表示主张矣。承注，特闻。滇中甚稳，无念。”

由上不难看出，蔡锷不支持“二次革命”，完全是在深入分析当时的省情、国情、世情的基础之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理智选择。简单地认为蔡锷不支持“二次革命”就是反对孙中山，拥护袁世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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