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童”李钊年龄最小的隐蔽战线亲历者

原标题：“囚童”李钊 年龄最小的隐蔽战线亲历者

周惠年（左）和张越霞在特科工作期间合影

李钊近照

李钊家中挂着父亲的照片

手记“这个就是我父亲李得钊。”刚一坐下，李钊就指着客厅中央挂着的一幅黑白照片对我说，电视柜的拐角处则放着他母亲周惠年笑意盈盈站着的一张照片。面前的李钊竖条短袖衬衫，小细格短裤，外扎腰，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任谁也看不出，他今年已经85岁高龄。他说，身体这么棒可能跟他一周三次打高尔夫球有关。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柜子上摆着不少奖杯，上面写着诸如“一杆进洞”“净杆第一名”。李钊告诉我，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挤地铁打高尔夫球的人，“5路换15号地铁，出来后再蹬几分钟的自行车。这样挺好，来回路上也锻炼身体了。”

我们交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我在静静听。老人家思路清晰，偶尔想不起来一两个人名，懊恼半天，特别可爱。在听他讲到狱中肚脐高高凸起的时候，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对于他的父母，我从心底敬仰。

今年85岁高龄的李钊，被认为是隐蔽战线年龄最小的亲历者，他的父亲李得钊为雨花台烈士之一，中央特科早期成员。母亲周惠年的经历则更为传奇，她被陈云称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在危急时刻掩护了周恩来，参与了中央特科一系列锄奸活动。他母亲曾三次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其中一次，出生仅仅20天的李钊也随之一起入狱。

采访中，记者很坦诚地告诉他，虽然自己以前做过不少隐蔽战线的报道，但如果不是经人介绍，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李得钊这个名字。李钊听罢坦然一笑，说：“这太正常了，隐蔽战线本来就有无数个无名英雄，我父亲牺牲得早，能留下名字已经算幸运了。”

上海滩的夫妻档特工，那时候拼的就是勇气

李钊的母亲周惠年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刚刚年满18岁，繁华的大都市处处让她感到新奇。然而，她时刻不敢忘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1911年，周惠年出生在河南信阳，15岁那年，她剪了短发，开始在学校和工厂参加革命活动。一次罢工后，她贴传单时被敌人发现，连夜出逃，在同志的帮助下，周惠年来到了上海，那是1929年的初秋。

周惠年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第一站是到中共地下交通负责人吴德峰家中当“佣人”。李钊说，母亲曾跟他说起，当时生活很艰苦，组织上给她的生活费是每月一块多银元。冬天没有棉衣，常常冻得瑟瑟发抖。直到有一天吴德峰夫妇看见，才了解了她的窘境，给她补助了10块大洋，做了棉衣。母亲听说附近有一家丝袜厂正在招工，月薪30块大洋，想一边当佣人一边做工，贴补家用。当她兴冲冲地向组织汇报时，却被吴德峰严肃地否决了。吴德峰告诉她：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是看机关,如果你去工厂了,来机关联系的人员就可能吃闭门羹,就会误了大事。

1931年4月27日,周惠年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立即到中央特科,协助“红队”副队长谭忠余工作。当时，周惠年还不知道党中央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灾难。两天前的4月25日,中央特科负责人、“红队”队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且立即叛变。顾顺章和谭忠余都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俩是同乡。顾顺章叛变后，谭忠余坚决和他划清界限，不久，经人介绍，周惠年嫁给了谭忠余。

“母亲告诉我说，那时她经常负责为红队人员运送武器。因为行动时,不能大家都带着枪。我母亲那时比较年轻,她打扮成贵妇人的模样，坐着黄包车，谁也想不到车里会藏着枪支弹药。到了预定地点，找隐蔽的地方，红队人员一个个把枪拿好，再到指定的位置埋伏好。”

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好在周惠年几次三番都靠智慧和经验成功化解。一次行动，她浓妆艳抹坐在黄包车里，皮箱里面装满了手枪与子弹，车后则跟着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交通员当“保镖”。黄包车刚进入南京路,周惠年发现警察特务封锁前面路口在“抄靶子”，她不慌不忙，叫车夫拐进前面弯道另一条马路。谁知刚刚拐进去不远,就被一个警察叫停，怎么办呢？这时候她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警察破口大骂：“瞎了眼了,敢拦我的车,滚开!”那个年轻的警察以为今天遇到了哪位大人物的太太，只得赶紧放行。

周惠年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拼的就是勇气。谁都知道，运送武器一旦被抓住就要杀头。可害怕有什么用,要完成任务就要不怕牺牲，大不了被杀头，我不怕，反正我的命也是捡来的。”

向忠发叛变，危难时刻周恩来住进了周惠年家

在周惠年进入特科两个月后的6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因与一个风尘女子过夜而被捕，后叛变。周恩来获悉向忠发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是还没来得及营救,就传出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不管消息是真是假，此时最危险的就是周恩来。李钊告诉记者，那时，母亲刚刚和谭忠余结婚，他们家是特科成员间一个新的联络点，连叛徒都不知道。他们跟周恩来商量说，“您住的那个地方不安全，我们派人盯着，您就先住在我们家吧。”

“那个房子不大，谭忠余和周恩来住大床，从大床底下拉出个小床，母亲就睡在屋里的小床上。母亲说他们两个嘀嘀咕咕大概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第二天起来，周恩来贴了胡子，化装成日本人的样子进行活动。就这样在他们家待了两三天，随后到了苏区。”李钊说。

向忠发被捕后,党在上海的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谭忠余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在上海无法待下去了。1932年,组织上将谭忠余派往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刚刚生下女儿12天，只能留在国内，接受安排和夏娘娘（赵世炎妻子夏之栩的母亲，随女儿女婿参加革命，为掩护同志多次被捕入狱，被大家亲切地叫作“革命母亲夏娘娘”）组成一个家庭。谭忠余临行时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日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惠年,并对她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就说表坏了。”

没想到，这一语成谶。1936年,谭忠余与几个同志从苏联回国,组成一支带着武器、电台的骆驼队，从蒙古入境,到了陕西，其中一人在井边喝水时露出了腰间的枪，被人发现报告给了当地的地方武装。谭忠余被抓，誓死不屈，惨遭杀害。李钊说，谭忠余是位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后来徐海东的部队到了那个县城，谭忠余的人头还悬在那里的城楼上。

出生仅20天就随母亲被关进监狱，在狱中见了父亲唯一一面

李钊说，谭忠余走后再无消息，后在回归途中牺牲了，母亲继续留在特科工作。这时，父亲李得钊由于经常出入联络点，知道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十分不易。通过介绍并经组织批准，父亲和母亲结婚了。李得钊曾先后任《红旗》杂志编辑、中央特科成员，兼任上海临时中央秘书长。

1934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包括李得钊在内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七八个人正在开会时全部被捕。“特务抓走父亲，过了两三个钟头就把我母亲的住处包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她肚子里，快生了。”李钊说，母亲曾回忆起那天，说当时她听到大门被敲得咚咚响，不是自己同志来了先敲三下门不开再敲三下的暗号，就意识到可能是父亲出事了。特务直接闯上二楼，叫嚷着要抄家，最后将藏在衣柜里的一包党的文件翻了出来。母亲装糊涂说不识字，是父亲的朋友放在这里的。就这样，母亲和夏娘娘一家在租界被捕了，法官审了一个星期也没审出来什么。党组织这时请了律师来保母亲一家，后来就把她们放出来了。

然而，在生下李钊仅仅20天后，周惠年再一次在租界被捕了，夏娘娘和两个孩子随着一起被租界转交给国民党，关进了南京军人监狱。李钊听母亲讲过，那时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和他们关在一起，有一天，张越霞拉着周惠年说：“你快看，你丈夫就在对面。”当时监狱里男监和女监是对着的，但周惠年正好眼睛犯病，她怎么也看不清对面，只能尽量让怀里的李钊离他近一些。李钊说：“后来张越霞阿姨曾告诉我，父亲看见母亲抱着我，后面跟着我的姐姐，既高兴又难过，你不知道他那个兴奋的样子。不过监狱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接着把父亲转到了别的监狱。我跟父亲见面就那么一次、那么一眼。”

夏天的南京军人监狱酷热难忍，蚊蝇遍地，饭里面经常有老鼠屎。发饭的时候，周惠年要先喂两个孩子，等到轮到她吃的时候，桶里已经没有什么了，所以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李钊说，母亲后来跟他说，那个时候他一天到晚哭，肚脐眼尖上都是透明的，就像塑料薄膜一样，一张一缩，眼看就要破了。母亲说很难想象他是怎么活着从监狱里出来的，好在同监狱的战友经常关照他们，有时会分给他们一些奶粉。

李得钊被捕后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拒绝自首招供和写悔过书，被判15年徒刑。1936年秋，李得钊病逝在狱中，年仅31岁。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其为烈士，将他的遗像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周恩来的关照之下，周惠年、李钊和夏妈妈等人终于重见天日。那时，李钊已经3岁。

邓颖超指着他说，他就是那个“囚童”

李钊说，母亲出狱后分配到武汉长江局工作，由于带着两个孩子工作不方便，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一同出狱的陈同生说，他的四川老家只有一个母亲，母亲一直希望有个孙子。就这样，陈同生通过他的老师、当时的民盟副主席杨伯凯，把李钊带回了老家。李钊说，虽然奶奶身处偏僻的农村，但并非毫无见识，相反，奶奶一直非常看重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李钊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了十年，至今他仍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周惠年到了延安，在李克农领导下的社会部工作，经别人介绍，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相识结婚。生活稳定后，她跟陈同生提出想把李钊接回来，这时，奶奶才知道，她抚养了十年的孩子并不是她的亲孙子。之后，李钊辗转成都、重庆红岩村、南京《新华日报》社，等待搭乘飞机前往延安。李钊说，他是坐美国观察组的飞机去的延安，他记得驾驶员是美国人，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给他印象很深。他那时就对飞机怎么能飞起来很好奇，这可能直接影响了他后来选择从事飞机发动机行业。

到了枣园，那是李钊第一次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在四川奶奶家，他甚至连母亲的一张照片也没有。在延安，李钊随后进了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抗小）学习。在枣园早晨经常可以看到朱老总和康克清在园子里散步，他们对遇见的人总是那样和蔼可亲。

李钊说，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枣园小礼堂举办的史沫特莱欢迎会上，是师哲带他去的。他看见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和史沫特莱坐在小圆餐桌旁交谈，廖承志是翻译。印象中当天晚上毛主席很晚才走，和大家跳了舞，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十分活跃，她和史沫特莱在舞会间歇还做了舞蹈表演，杨之华围着史沫特莱转着跳舞的情景他至今都记得。

1948年年末，北平解放后，李钊等人考进了当时的师大附中。师大附中就是后来的北京101中学，李钊等人是101中学的第一批学生。李钊说，周恩来总理曾来到他们学校，邓颖超看见他说：“这就是那个囚童。”周总理告诫大家，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国家效力，切记不做八旗子弟。

李钊从小的玩伴伍绍祖从小学一直都是模范生、少先队长，而那时他还懵懵懂懂，不太懂事，经常调皮捣蛋，连少先队员都不是。高中时，有一次教导主任王冶找他谈话，一席话对他触动特别大。王冶对他说：“你应该懂事了，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你是烈士后代，早就该继承父亲的事业，应该更早地觉悟才对啊！” 李钊仿佛一下子惊醒了，觉得这样下去太耻辱了。此后他仿佛换了一个人，很快入了团，还当了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

购买飞机的“报酬”，他都要求折算成航空配件

1955年，李钊中学毕业，学校要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苏联留学。当时赶上周总理到东欧访问回来，他认为留学范围可以扩大到东欧国家。国家教育部于是在101中学选了李钊等5人，本来打算派去苏联，随后改派到捷克布拉格学习。选专业的时候，李钊选择了布鲁诺的军事工程学院航空发动机专业。

1961年，李钊回国，正好那时聂帅亲自领导的0038部队正在扩充发展，他被安排到了该部队的一院11所，参加火箭发动机的研制。11所的所长是任新民，巧合的是，两个人其实早有渊源。50年代末，任新民作为哈军工的教授曾随团出访捷克，在布鲁诺军事工程学院访问时，李钊曾做过他的翻译。在11所从仿制苏联1059发动机（其实就是德国的V2）开始，成功后，李钊开始进行独立的研制工作。他和同事们深入广泛地研究英美等国火箭发动机的先进水平，并将成功经验应用到东风3、4、5号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的研制工作中。七机部成立后，李钊又被调到部直机关的科研生产局，曾先后任处局长等职，参加过多次导弹和卫星的发射任务。

80年代初，民航脱离空军，组建民航总局。因缺乏技术干部，1985年，李钊被调到民航总局担任副局长。当时民航面临大发展，飞机紧缺，多是银行贷款购买苏联飞机。但如此巨额的贷款，银行不乐意，购机面临困难。在参加英国范布罗航展和访问美国波音公司后，他得知购买波音公司最先进的飞机不必现金购买，只要办理租赁手续，飞机来了，一面开展客货运输，一面还钱就行了。就这样，在总局的支持下，他曾先后从波音公司采购大约200架现代飞机。中介人告诉他，经他手买了这么多飞机，按照国际惯例，可以给他数目不少的钱作为报酬，但是李钊拒绝了，他说：“我是代表国家来签这个协议的，报酬免了，把这笔钱折算成等价的航空配件吧。”经他进的成百架飞机都是这么办的，他说，作为烈士后代，他心里始终有一道底线——给国家办事，绝不能往自己腰包里装钱。“我就是国家的一个公务员，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够了。”

文/本报记者 陈品 供图/李钊

作者：陈品 供图 李钊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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