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无川不成军”，抗战期间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战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本书以丰富的中外历史资料参照，激昂而真实地再现了川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悲壮征程。不仅有全局性的视野，也有基层官兵、外国记者等的微观视角，对川军的装备、战法、高中层将领与基层士兵，川军与国民党其他派系及共产党武装的关系，中日军队战力对比等真实情况都有着细节丰富的刻画和解读。句句是抗战意志的坚定，字字是为国舍身的决然。
在各路川军中，只有李家钰一出川就动用了本军的全部，属于名副其实的倾巢而出。李家钰本人也斗志满满，作诗一首云：“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李家钰希望跟随邓锡侯集团军在前线痛歼敌军，可是还没等他使上力，集团军的内部编制就被打乱了，李的部队先被拨归第一战区节制并奉调河南，等赶到河南时，一道命令却又把他们拨回了第二战区，于是又只好重返山西。之后，邓锡侯集团军主力前往山东，李家钰本拟归建集团军序列，未料部队刚到洛阳，便奉命改隶卫立煌集团军，担负东阳关和长治一带的防务。
李家钰军到东阳关的时候已经入冬了，这些说着一口“奇怪”四川话的外地士兵令村民们印象深刻：身穿灰色的中式布衣，脚上蹬着草鞋，背着竹皮编的斗笠，除了军官，大多是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小伙子，“个子小小的”。
东阳关之前曾开来过其他一些政府军队，有中央军，也有像川军这样的所谓杂牌军，其间发生了一些明借暗抢的事情，致使东阳关人当时普遍对军队的印象都不太好，加上说话也听不太懂，所以大家见到川军后都小心翼翼，很少与之交流，就怕触了霉头。
村民李廷芳时年刚刚十六岁，因为年纪与川军士兵相仿，又有高小的文化基础，相对顾虑要少。他认识了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士兵，两人认识的时候，当地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穿着单衣的士兵冻得连手脚都缩了起来，李廷芳就去端了碗热粥让他喝，那位士兵感谢了很久才肯接过去喝下。
士兵告诉李廷芳，他已经初中毕业两年了，在家里排行老二，出川抗战前只在成都军训了半年，就来了山西，“小日本要打过来了，长官们说了就是要死守住东阳关，回去论功行赏……”
过了一段时间，村民们都渐渐发现，这支川军与原先见过的其他军队不同，不仅待人客气，而且老实讲规矩，“什么东西都是公买公卖，纪律好，不乱进老百姓家里。”他们缺乏给养，但是当进村购买油、面时，如果村民说家里没有，也绝不会强求或纠缠，而是马上离开，再去下一家询问。有一次，一个司务兵向村民买调料，因为双方都没有零钱，村民决定少收点钱，但司务兵坚持足额付款。收下调料后，司务兵立即跑回十几里外的军营，接着再跑回来，坚持把钱给补上了。
在到达东阳关的最初半个月里，川军只在附近村子里借住了一段时间，接下来整整一个冬天，村民都很少能够见到他们。后来到山上捡柴的一些村民发现，原来川军住在山上的阵地里，他们用石头、木头乃至玉米秆搭了很多窝棚。这些窝棚非常简陋，晚上还漏风，村民们看不下去，喊士兵们下来住，但都被婉言谢绝了，想送双棉鞋也不肯收。
东阳关人不知道，一场惨烈的战斗即将到来。李家钰军当时被军政部评估为丙种军，其作战能力就比地方保安部队稍微强上一些，集团军总部也只把李军作为二线兵团使用。总部判断，日军攻下太原后，一定会从晋北径直南下，若把李军摆在晋南正面，恐怕应付不了，因此才命其在晋东南的长治和东阳关担任守备，这样可以避开敌锋，最多也仅需担负一些侧击任务。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华北日军向南大举进攻时，其中万余日伪军却偏偏没有走正面，而是由邯郸经涉县，直扑东阳关及长治。
东阳关地势险要，一旦失守，日军将直接威胁长治，进而控制正太路和平汉线两条交通命脉。得悉敌人动向，李家钰立即命守备东阳关的李宗昉师加强防御，做好迎战准备。
李师所守备的山头名为皇后岭，海拔达到一千三百余米。从皇后岭向下远望，有一条绵延伸向远方的道路，过去是古驿道，抗战期间已成为长治到邯郸之间唯一可通行汽车的公路。从公路下去就是河北的响堂铺，1938年2月14日，李宗昉师前哨部队在响堂铺与敌人交火，随后一百余名敌兵窜入响堂铺宿营。当晚，前哨部队趁入宿之敌立足未稳，组织突击队“摸螺丝”，打死了二十余名敌兵。
次日一早，敌人向东阳关推进，一路上他们用机、步枪火力进行了报复性的密集狂射，但因沿途道路均被先期破坏，加上每前进一段，就要遭到李师前哨部队的袭击，所以推进速度很慢，直至晚上才迫近皇后岭阵地前麓。
皇后岭有三座山峰，分别是天主坳、老东阳垴、香炉山，三座山峰围成壶口状，公路就在下方，守军居高临下，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缺陷是此处山峦起伏，沟深坡陡，而李师又缺乏通信器材，仅师指挥所与团有电话联系，其余部队都只能靠通信兵徒步传达命令，一旦战斗激烈，各阵地间势必无法及时联络应援。师长李宗昉为此在前哨战打响时，就率特务连驰赴东阳关，亲临前线进行指挥，同时他还在每个阵地里都部署了两个营，一前一后，前面的营担任阵地防守，后面的营作为预备队使用。
16日，敌人集中炮火对皇后岭主阵地进行全面轰击，之后分别向其左右翼阵地发动进攻。左翼老东阳垴阵地离主道较远，限制了敌人的枪炮，且还有沟岩相阻，使得敌人很难逾越。右翼香炉山阵地虽有部分工事被敌炮火击毁，但阵地前的绝壁与深沟同样给敌步兵的前进制造了困难。
李家钰军之所以被定为丙种军，装备差是一个重要指标。李军每个团虽各有一个炮兵连和机枪连，但炮兵连才四门迫击炮，机枪连也只有四挺重机枪。不过因为在四川内战后期李家钰曾依附于刘湘，所以他们在装备方面比邓锡侯、孙震军又要稍好一些，每个步兵连均配备三挺捷克式轻机枪。左右翼阵地的守军利用险要地形，以轻重机枪火力对敌步兵进行猛烈压制，终于打退了敌人。
从16日上午起，伤兵陆续从山上抬下来，刚过完春节的东阳关人才知道川军已经与日军交锋且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川军打得硬，好多都是没结婚的年轻娃娃，满身都是伤。”见此情景，很多村民都自发地熬煮小米粥和鸡蛋疙瘩汤，送去给歇在路边的伤兵吃。
当天午后，敌人又试图突破中央的天主坳阵地。天主坳阵地的杨孟侯营沉着冷静，集中轻重机枪，待敌步兵进入火力网才对准齐射。打到激烈处，阵地上的马克沁重机枪“嗒嗒”地响个不停。马克沁机枪是水冷式机枪，射击过程中需要用水冷却，山下的村民就把自家的水缸抬到阵地上，并且不断从山下担水上来支援川军作战。敌人一次一次地冲锋，又一次一次地被击退。战至薄暮，已无力再攻，于是燃起柴火，利用漫天烟雾为掩护撤出了战场。
17日，在首日带有试探性进攻意味的基础上，日军投入进攻的火力和兵力都骤然加强。这次进攻东阳关和长治的日军主力为第一○八师团，配备一个炮兵联队，这是仅有少数迫击炮的川军所远远不及的。当天早晨8点，敌炮兵阵地排列了十余处，每处都有两门以上的火炮用以对皇后岭阵地进行轰击，炮声震耳欲聋，李军官兵蹲在工事里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与炮击相配合，四架敌机也先后两次轰炸皇后岭，山上顿时烟雾腾腾，火光冲天，被炸得翻腾起来的树枝、泥块、尘土漫天飞舞。
皇后岭本身是石头山，无法挖掘战壕，防御阵地上的胸墙多以石头垒成，遭敌炮反复轰击后很容易倒塌且极易伤人。士兵陈海才看到，阵地附近“日军的一颗炮弹下来，整个山头的草都被烧光了，士兵的衣服裤子也都被烧烂了”。
那几天，山上一直狂风大作，风声就像狼嚎一样，而且还下着大雪，仍然穿着草鞋单衣的李军士兵在不打仗时被冻得难以忍受，打仗时又被炸得不行，各阵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不安情绪。为迎接敌人随后的冲锋，军官们不断在阵地里跑去跑来，让士兵保持镇静，随时准备投掷手榴弹和进行射击。
步兵冲锋是敌人炮击后的必选项。敌人发起冲锋后，左中翼阵地有的将手榴弹集束使用，每束四五枚，一束束地向敌人连续投掷，有的与敌人进行反复肉搏，拼死不让敌人冲上山头。在中央天主坳阵地上，杨孟侯营的一名士兵负伤不下火线，看到敌人冲上来，他握着几枚手榴弹跳出战壕，大吼一声“干脆拼了”，将手榴弹连续向敌人投去，把敌人炸得前仆后仰，他自己也中弹倒地牺牲。
东阳关之战是李军与日军首次作战，官兵们的作战经验大多来自四川内战时期，过去川军对川军，如果仗能够打得如此强悍，基本上对手就跑了或垮了。可是对手换成日军就不一样了，日军除了武器先进、武士道精神十足外，战斗素质也很高，以第一○八师团为例，该师团的士兵多数为日军老师团第八师团的退役兵，年岁在三十到四十左右，参加过长城战役等重大战争，具备较强的野战技能和所谓武士道精神。
在日军的反复冲击下，李师各部伤亡惨重。天主坳阵地的杨孟侯营死伤殆尽，后面作为预备队的罗功亮营立即补上，但很快也损失过半。一些日军已经冲进战壕了，负责指挥天主坳阵地的团副王杰才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便命令团部的警卫和勤杂兵提枪上阵进行抵御。此时阵地上的电话已经中断，师长李宗昉看到天主坳阵地情况危急，急命师部特务连连长率一个排前去增援，这才在关键时刻稳住了阵脚。
其他阵地所面临的情况也很严重。在老东阳垴阵地作战的营长周策勋头、腹部均中弹，当场英勇牺牲。此后左右翼阵地都把预备队用了上去，没多久也都打光了。李宗昉迫不得已，向李家钰汇报战况，请求即行撤退。李家钰把牙一咬：“你们的任务是死守东阳关！”
既然预备队都已用尽，李家钰又要求死守，当各阵地再次求援时，李宗昉唯一能做的，便是把特务连分拆开来，用于增援各阵地。
战至午后，各营剩下的手榴弹都不多了，在没有可远程射击的山野炮的情况下，大家只能依托于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集中机、步枪的密集火力尽量进行抗击，有的官兵扔光了手榴弹，就搬起石头砸向敌人。好不容易熬到入暮，敌人终于结束攻势，但入夜后仍不时用小钢炮向皇后岭阵地进行射击，气焰很是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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