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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为何能位列五大书记?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_蒋介石
2021-01-12 18:16:12 作者: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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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任弼时为何能位列五大书记?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

在建国前后,我党有“五大书记”之称,即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任弼时,是那个时代我党的最高领导阶层。

在这五位领导人当中,任弼时因为去世得太早,再加上他太低调,所以关于他的故事也最少。

实际上,任弼时能位列“五大书记”,自然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才能和经历,下面咱就来看看任弼时的传奇人生。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汨罗市,汨罗因屈原而闻名,任弼时从小就是听着屈原的故事长大的,因此在他的心里,一直以屈原为榜样,矢志报国。

任弼时很小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因表现出色,在他17岁时,就被安排赴俄国留学,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让他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回国后,任弼时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北伐兴起后又领导青年和工人策应北伐,打击军阀势力,这些工作,既锻炼了任弼时的能力,也让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后来,任弼时相继在安徽、上海等地活动,期间两次被捕,但都有惊无险,直到奉命回到苏区工作。

任弼时做事讲究实事求是,一切看重调查的证据,在苏区进行肃反运动时,任弼时就非常注重证据,在对待张爱萍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爱萍是我军高级将领,18岁加入了共产党,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肃反时期,张爱萍却受到了牵连,被抓了起来。

任弼时早在上海工作时,就对张爱萍很熟悉,他不相信有关方面给张爱萍定的那些罪名,就亲自派人前往万泰地区进行调查,通过实地走访,搜集到了大量的证据,为张爱萍洗脱了罪名。

张爱萍对任弼时的这次救命之恩非常感激,直到晚年时,还对战友们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总指挥是朱老总,副总指挥是彭老总,参谋长是叶剑英,副参谋长是左权,政治部主任就是任弼时,还有个副手,叫邓小平。

毛主席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在这方面,任弼时就是重要的执行者。

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初,任弼时就指示广大指战员:“我们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就是以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友军,求得给进攻之敌以有力的打击。”比如平型关大捷,就是在这个指示之下取得的伟大的战果。

不仅如此,任弼时还主张与国民党军合作时,一方面要争取主动,同时“要给予友军必要的尊重和支持”。太原会战后,第二战区长官部能平安撤往茂林等地,正是得益于彭老总、任弼时为代表的八路军的帮忙,当卫立煌的部队被打散堵在黄河渡口时,也是任弼时等人下令派兵将其救出,并送其渡过黄河。

在山西,任弼时始终遵循洛川会议精神,对正面抗战予以配合,同时积极开辟敌后抗战。他曾说过:“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这些指示,对于八路军在山西开辟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力量表示怀疑,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抗战还是要依靠国民党军的正面抗战,因此共产国际多次鼓动苏联方面加大对蒋介石的援助。

对此,任弼时很不以为然,他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了长达15000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目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详细阐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抗日的分工问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益处,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人民战争,而动员民众投入到抗战中来,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这其中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也正是任弼时的这一系列研究,使得共产国际最终做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

皖南事变爆发后,很多人主张对蒋介石强烈反击,伸张正义,但在任弼时看来,蒋介石敢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时发动皖南事变,无疑跟蒋介石背后的英美苏三国有关,毕竟因为抗战,现在三国都在援助他,让他有了底气,但三国的援助都是以中国抗战为前提的,因而蒋介石最终会投鼠忌器,不敢在国内挑起全面的内战,毕竟日本人才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

同时,任弼时又强调我们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蒋介石虽然不敢挑起全面内战,但一定会不断限制我们的发展,同时通过蚕食的方式夺取我们辛苦建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政治上掀起主动,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长江局发挥作用,在舆论宣传上曝光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企图,以获得民主党派的支持,同时在军事上,我们也应该做好打仗的准备,只有保持强硬的姿态,才有可能制止这一场可能发生的全面内战。

不得不说,任弼时的眼光是非常敏锐而精准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英美苏三国驻华大使都对蒋介石施压,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我党也迅速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各地八路军也做好了内战的准备,这些都迫使蒋介石改变了原有的意图,公开表示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比如在土改的问题上,任弼时就很注重听取一些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当时,任弼时召集了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干部,请大家畅所欲言。这些干部本来还有些拘束,任弼时索性直接坐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畅谈,渐渐的,任弼时从这些干部口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通过这些第一手的资料,任弼时得出了结论,就是土改一定要搞,而且要一直深入下去。

为了了解土改政策是否贯彻执行,任弼时还多次前往一线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在1947年底,他前往杨家沟的几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与农民一起聊天,询问农民分到了多少土地和资产,生活如何等等,进而得出哪些是土改时应该贯彻执行下去的,哪些是需要纠正的。

回去后,任弼时撰写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迅速下发,要求广大干部执行。

在土改时,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往往会夸大地主的数量,以山西兴县蔡家崖为例,蔡家崖一共只有500多户人家,可是被定为地主的就达到了100多户。真有这么多地主吗?任弼时表示怀疑,随即他派人前往蔡家崖调查,最终发现,原来当地实际的地主数量不超过70户。

任弼时随即指示:“蔡家崖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此后,任弼时又多次指示干部,明确要求:“哪怕只是冤枉了一个人,也必须要改正!”

任弼时做事不光注重实事求是,注重调查,为人也是平易近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任弼时就表现出了爱兵如子的一面。

长征时,任弼时正患疟疾,还要整天赶路,非常劳累,但他还是不放心战士们,经常拄着拐杖去巡视。

有一次,任弼时发现有两名战士抬着一个人,那个人正在捂着肚子,脸上的汗珠像黄豆一样往下掉,任弼时马上判断,此人应该是患了和自己差不多的病症,他立即把自己的药取来,亲自拿着药和水喂给了这名战士。

后来这名战士才知道,任弼时给自己吃的,是他的最后一粒药,此后,任弼时没有了药,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

不光是把药送给了别人,长征时任弼时还把自己的马也送给了患病的战士,自己从来没坐过一次。

正因为任弼时爱民如子,而且心细如发,所以很多红军将士遇到了事,都会愿意去找他,他也乐意帮大家解决问题,就这样,任弼时赢得了一个“党内老妈妈”的绰号。

任弼时的生活也是非常简朴,身上穿的毛衣是夫人陈琮英织的,缝缝补补不知多少回了,以至于破得没个样子了,但任弼时仍然穿着。

有时接见外宾和民主党派人士,任弼时就会把中山装扣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大家就看不到他毛衣上的补丁了。

1949年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时,按照规定,“五大书记”都要做一套崭新的中山装,前往北平南苑阅兵,但任弼时却说:“我们是去进京赶考的,进京赶考穿新衣服干什么?既然打天下穿的是旧衣服,那进北平也应该穿着旧衣服去。”就这样,只有任弼时是穿着旧衣服进入北平城的。

按照规定,任弼时配有一辆吉普车,但他平时很少坐车去上班,能步行就步行,后来索性搬到了机关单位里住,节省路上的时间。

机关单位的住处很吵,任弼时的身体又不好,需要静养,大家就多次劝说任弼时换一个住处,但他都予以拒绝,对身边人说:“我们国家现在经费不充裕,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这辆吉普车平时能不开就不开。”

对自己的家属,任弼时也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教导身边的子女说:“你们都是国家养育出来的,吃了国家的小米,以后就一定要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人不能忘本!”

不仅如此,任弼时还不允许夫人陈琮英给孩子们做新衣服,总是把大人的破旧衣服当作布料,做成衣服给孩子们穿,让他们从小树立艰苦朴素的精神。

因为长期高负荷工作,任弼时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早在1948年就被医生下令休养,连毛主席都命令说:“以后一天最多只能工作四个小时。”但是,任弼时却依然如故,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1950年10月1日,国庆一周年阅兵时,任弼时抱病参加了阅兵,结果因病情加重,被送去了医院,强制休养。

但是,任弼时是闲不住的,经常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甚至在病逝前一周,还在主持会议,商讨筹备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甚至还熬夜撰写了纪念《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的文章。

面对大家的劝解,任弼时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天生就是忙碌的命,你要是让我躺在医院里没事干,那我会死得更快!”

不幸的是,任弼时这次没有熬过去,于1950年10月27日与世长辞,年仅46岁,太可惜了!

任弼时病逝后,毛主席、周总理等人都非常悲痛,纷纷题词,纪念这位伟大的战友,其中,叶剑英的题词最中肯,是这样写的:“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和陈琮英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叫任远远,1993年晋升为大校军衔,但可惜的是,任远远跟父亲一样,都不长寿,于1995年病逝,年仅55岁。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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