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隧道》，[英]约翰·勒卡雷著，文泽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04页，59.00元
1966年9月的一天，时任日本警察厅次长后藤田正晴正在英国伦敦访问。这位日本警察指挥管理机构的二把手此番访英并不是为了交流警察治安事务，而是另有目的。二战战败投降之后，日本迎来了去军国主义化的一系列改造，特高课到军部的各类情报机构、秘密警察组织在形式上均被清理裁撤。然而随着恢复行使主权以及冷战局势的加剧，在美国默许乃至支持下，日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又开始重建自己的情报机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公安警察”。 而后藤田正晴的伦敦之行就是为了与英国方面情报机构开展交流。其间，他分别去了著名的军情五处和六处。
这位日后成为警察厅长官、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副总理的资深官僚，对他的英国同行极为推崇：“每个人的能力很强，并且都有把事情做到底的决心。对方的组织也很健全，因为本来都是陆海军的情报机构，是在总理直辖之下的。”而留给他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英国情报部门的耐心与执着，“英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非常彻底、深入，并且非常执着”。
对这种“执着”， 后藤田正晴晚年回忆时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在1966年的那次访问中，一名负责接待的军情六处官员曾向后藤田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希望日方能提供一批有关“佐尔格事件”的资料。理查·佐尔格大概是二战前后最富传奇色彩的国际间谍，作为苏联的情报人员曾在远东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
后藤田正晴对军情六处的这个要求感到非常困惑，问对方：“为什么到现在还要了解这件事呢？那不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事吗？”
对方回答道：“不，有关人员还在。”
后藤田又追问：“在哪里？”
“在上海，因为根子还在，所以我们还在追查。”
后藤田正晴（1914-2005）早年为警察官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投入政坛，成为“田中角荣派”的核心人物。历任警察厅长官、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总务厅长官、官方长官、法务大臣及副总理大臣。晚年曾担任日中友好会馆的名誉会长，生前曾多次访华。
所谓“军情六处”即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在名义上隶属英国外交部，或许是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情报机构之一。此外，英国的情报体系中还有军情五处即英国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又译秘密勤务局），由内政大臣直接领导。除了这两个比较出名的机构，向外交大臣负责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与直属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DI）听说过的人就少很多了。
上述这四家英国的情报机构虽隶属各有不同，但也都向英国首相负责。从分工上来说，军情五处主要负责对内任务，例如保密防谍、反恐、反颠覆、反渗透等等，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部分职责类似。政府通信总部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通信、网络监听监视，类似于美国安全局（NSA）；而英国政府也是通过政府通信总部来与所谓“五眼联盟”进行情报交换。国防情报局则大多是负责搜集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情报，美国同样设有国防情报局（DIA）。而军情六处是专职对外的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刺探对象国家的各类情报，其自然对应着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普罗大众对英国情报机关的印象大多来自两位英国作家：创造出“007詹姆斯·邦德”的伊恩·弗莱明与写出《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夜班经理》《巴拿马裁缝》等名作的约翰·勒卡雷。其实，英国作家对“间谍题材”的兴趣历史悠久，几成传统。约翰·勒卡雷称之为：“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又是又颇为滑稽的爱恨纠缠。”除了这两位外，最著名者当属格雷厄姆·格林，英国政府差点因为《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一书，将他告上法庭。因为格林利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工作的经验，准确描述了英国驻外使馆与外勤特工之间的联系方式。不过，不同于格林这样的“编外人员”，伊恩·弗莱明与约翰·勒卡雷都是有“正式编制”的“特工”。毫无疑问，弗莱明用妙笔为大众建构了一个灯红酒绿、惊险刺激的“间谍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比电影《疾速追杀》（John Wick）的“杀手世界”更真实多少。
与之相对，约翰·勒卡雷小说里的“间谍故事”则似乎是在做“祛魅”的工作，将这份看似特殊的工作还原到本来面目，又或说为外界开了一道可以一窥着面目的门缝。他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鸽子隧道》（Pigeon Tunnel）中所写的，“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
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军情五处、政府通信总部与国防情报局的成员更类似“警察”“军人”与“工程师”。军情六处却希望成员性格“多姿多彩”、“爱好涉猎越多越多”，而不是找来一群一板一眼、剃着板寸头的糙汉大兵。除了“专业技能”过硬，最好还能对历史、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都有所研究。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接近需要接近的人，能以得体的谈吐与话题引起对方的注意，最终使并让对方卸下心防畅所欲言。西方著名的反间谍专家、荷兰人奥莱斯特·平托就认为：“英国的特工人员很善于编造亲切的气氛。他们认为人总是人，而人是容易受骗的。英国的特工人员样子是和蔼的、宽容的、通情达理的，所以总能得到需要的口供。”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勒卡雷小说中的人物，又或是这位“间谍老兵”本人，似乎能咀嚼出更多的东西。或许也正是因为勒卡雷本人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在军情五处仅待了四年后，他就主动申请调职来了军情六处。
在不怎么高明的二流间谍故事里，神通广大的情报人员似乎总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偷某一份记载了所有重大事项的绝密文件便可以大功告成。而在现实世界里，可不存在这种如同希区柯克电影中“麦高芬”似的“关键道具”。即便有，那估计也是对方精心伪造的诱饵。此间道理，就如同高明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天真地认为在某家档案馆的架子上一定躺着一份能够回答自己所有困惑的档案文献。西奥莱斯特·平托曾就这样形容过他眼中的情报人员的日常：“的确有惊醒动魄甚至冒生命危险的时刻。但是，如同战场上的生活一样，在漫长的等待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惊险事件发生”，至于“电影、小说的情节仅仅是为了吸引观众和读者，集中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略去了冗长的审讯、乏味的调查和烦琐的取证。”
对“情报从业者”来说，所谓“调查”往往意味着海量的信息分析与研究，通过从各种不同情报源获取的片言只语来拼凑甚至推测事件的全貌。其中，甚至情报源本就是公开的，而无需“007”们去出生入死。如前中情局副局长麦克·莫雷尔（Michael Morell）所言：“情报部门搜集的大部分经济情报都可以从公开渠道获知，或者说都是些行内人所谓的‘开源’情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对某国相关政府部门公开的预算信息，或许就能够科学、准确地去推算其机构规模、任务性质等信息。在累计了数年的信息后，又可以推测这个部门的发展趋势，进而了解这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政策趋向、决策流程。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情况要比这个复杂的多，但如何将“信息碎片”汇集成为情报的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2016-17年度报告》中，军情六处的相关预算情况皆被隐去
对此，勒卡雷则在回忆录中分享过另一个更精彩的例子。1956年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间谍时，曾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机密”当然是锁在秘密情报局局长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那时秘密情报局要从百老汇街54号的旧楼搬到如今所在的兰贝斯街的新址，局里的上上下下都没有知道局长保险箱的钥匙在哪儿。这个神秘的保险箱是二战期间的局长孟席斯爵士安装的，之后的局长也都没有打开过。无奈之下，局里决定在搬离前撬开这个“神圣庄严”的保险箱。结果，里面却空无一物，只在“保险箱和墙面之间”找到一条老旧的灰色长裤，上面别着一张便签，注明这是鲁道夫·赫斯。这位神经质的原纳粹副元首在战争期间独自驾机潜入英国，希望促成英德和谈。在这张便签上还一句用局长专用绿色墨水写的一行字：“请对布料分析，或许能够借此了解德国纺织业的现况。”
约翰·勒卡雷
至于那些通过秘密、特殊途径获取的情报，如麦克·莫雷尔这样的角色则需要对其进行甄别，例如先要知道“情报提供人的身份、地位”，以便判断情报的可靠度，因为“情报提供人也许是首相办公室的副官，在会议上听到与会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是副官的朋友，间接听到了这个情报。如果情报来自被截获的通信内容，他会想知道通信双方的具体情况，通信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电话、电子邮件还是传真等等”。在谈及美国情报圈存在的问题时，他甚至认为情报分析存在很多问题，“但缺乏情报源不该算作其中之一”。
或许是出于“老帝国”特有的优越感，勒卡雷也喜欢在小说或是自己的回忆中揶揄美国的情报机构。他嘲笑过中情局并没有准确预判苏联解体的趋势，“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福，当时的苏联已经日渐衰退。除了CIA之外，每个人都清楚这事”。有趣的是，不少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似乎也对此抱有同感。譬如后藤田正晴就对军情六处评价极高，而对美国人略有不屑：“与此相比，美国的情报机构虽然庞大，而且资金也很充裕，但令人感到其情报却颇为肤浅。也就是说，组织规模庞大，掌握情报浅薄。我访问越南时，在同中央情报局的派出机构谈话之后，就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美国中情局 “虽然也在从事各种活动，但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它的做法并不高明。总而言之，它的一切都是靠大量物力去推动的。如果从情报的角度考虑，恐怕是有些不上算。与其说是不上算，还不如说是它难见成果”。至于英国人则是事半功倍，“军情五处的总人数可能比美国中情报局在泰国的人还要少，但成果并不输给他们”。
不可否认，除了大量、琐碎的研究分析工作，深入一线的“田野调查”依旧还是无法避免的。这类工作的执行者，也就成为勒卡雷笔下的“剥头皮组”和“点路灯组”，而他自己本人也当过驻扎海外的外勤人员。原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孙崎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向来日本访问的军情六处高官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向苏联派出间谍？西方间谍都会被苏联人打上记号。有些时候还会死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还要派出间谍，就是为什么？”那位军情六处高官如此作答：“今天没有什么情报时不能在公开渠道获得的。几乎所有情报都会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但这就是问题所在。”接着他进一步阐述理由：因为在很多时候，通过这些公开情报完全可以推论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所以，如今间谍工作就是去“现场”验证究竟哪个结论是更可靠的。
孙崎享著：《日本的情报与外交》，刘林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同样有各式各样的“办公室政治剧”在上演。既然情报机构内部往往存在“文职分析员”与“剥头皮组”的分工，那么两者之间也往往会存在一种微妙的竞争乃至对立关系。麦克·莫雷尔在检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反恐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前后所发生的种种失误时也承认：“当时CIA的行动部门和分析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时，这两个部门的办公地点位于总部的两侧，各部门人员也在不同的餐厅吃饭。行动处内盛行一种‘非我族类’的文化。”而若熟悉勒卡雷的小说，也应意识到类似的故事在“圆场”几乎是日常的肥皂剧。在《鸽子隧道》中，他回忆过自己在冷战“谍都”维也纳时，就对“那些总是神出鬼没的文职工作者怀有敬畏”。
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演员、主创与勒卡雷的合影
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蓝光典藏版（作者收藏）
冷战期间、“军情六处”最著名的叛徒金·菲尔比这样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同样也是因为军情六处独特的“组织文化”以及普遍存在的“办公室政治”。在东窗事发前，菲尔比本人则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被朋友围绕的间谍”。而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故事里，便将这种微妙关系描述的恰到好处。小说中，“鼹鼠”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已经是“圆场”高层圈子里的“不能说的秘密”。主人公史迈利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恰恰是来自“圆场”内部。勒卡雷也承认在创作《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照亮我前进道路的正是金·菲尔比这盏昏暗朦胧的灯。”
少年时代的勒卡雷在赌城蒙特卡洛的靶场见识了一种叫“鸽子隧道”的设施，把当作靶场猎物的鸽子们会穿过这条“隧道”冲向天空。其中，有些鸽子被猎手们击落，有些则飞回屋顶再次被引诱回“隧道”，等着下一轮的“冒险”。听起来，这似乎又是勒卡雷另一个有关“间谍世界”的残酷阴郁。然而，若拉开距离来观察，或许每个人生活也都是这类周而复始的循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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