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一个中等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的医学中专生，经济状况尚可，非常重视子女的知识和教育。1968年，因父母上班分身乏术，只能让年仅5岁半的我与哥哥一起上小学一年级。原只想着给哥哥陪读混混日子，把老师当保姆，没料到，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就这么读下去了。
1970年，父母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所幸的是，我们的教育没有中断，家里也没有重男轻女的倾向，父母秉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总是督促我们好好学习。由于我成绩好，父母对我的宠爱甚至超过了几代单传的哥哥（独子）。
那时没有电视，但可以听广播，父亲的诊室订有《参考消息》，家里的天花板是用报纸糊的，睡前，我就瞪着眼读报，不仅从中知道“两报一刊”，还了解田中角荣、尼克松、基辛格等重要国际人物和事件。
父亲偶尔买些小说，但总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邻居是中学语文老师，家里有很多书，乐意借给我看。这样，砍柴、拾稻穗、上学之余我读了当时能读到的流行小说——《海岛女民兵》《欧阳海之歌》《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深深迷醉于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后来的《西沙儿女》，实在没书读了，甚至还读过《虹南作战史》。现在想来，今天我依然热爱文学、关心国内外大事，与儿时培养的阅读习惯有关。
二
当时，除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外，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大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历史大变革之前，往往静若止水，接着便是排山倒海般的惊心动魄。1976年1月，我正在白雪茫茫的山头劳动，手开裂红肿着，有线广播传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很多同学都哭了。谁能料到，灾难接踵而至，初夏，朱德逝世，初秋，毛主席也离开了我们，这简直是不能接受的现实！追悼会上，好多同学昏倒在操场上。
这时，父母又调到另一个县城，我也跟着转学到该县的一中。在“文革”中，这所中学数理化都存在，这对我这个理科盲来说，却不是件好事——物理和化学全部零分，数学不及格，完全跟不上。1977年，国家突然宣布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猝不及防中，希望和压力一道从天而降。不得已，我只能选择报考文科，拿出铁姑娘的精神日夜苦读，终于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后来者居上，从学渣逆袭为学霸，始终处于文科班第一名。老师每次开家长会都会表扬我，虽然我是女孩，却是同学的榜样、父母的骄傲。
1977年12月，我以14岁在校高中生的身份（未毕业）被学校选送参加高考，因惧怕而哭哭啼啼，坚持不去。被绑架似的，我被逼上考场。依稀记得，那年福建省考试的作文题是“《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还要默写毛主席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这次俗称为“省考”（各省自行出卷）的高考中，全国570多万名考生里只考上27.8万人，录取率仅为4.8%。我其实也上了专科线，但爸妈说，还是等正经高中毕业再去好好考吧。有意思的是，那年我校提前参加高考的非应届生共5人，其中有3名女生。除我之外，其他都是理科生。
半年后，我再次迈入考场。墙上挂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标语；社会应考青年捏紧拳头，坚信“考上与否，就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区别”……这次的作文题为“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英语只考了19分，但因为不计入总分，我轻松过关，成为我们县第一中学那年唯一考上本科的文科学生，也是全国年纪最小的大学生之一。这次高考俗称“国考”（“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考），610万人报考，40万人考上，录取率仅为6.6%。
不知不觉中，我亲历了中国高考历史的重要转折，见证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我读的是政治教育，心里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快乐，而是充满了惶惑。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入学几个月后召开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石破天惊，改变了两代人的思维，话剧《于无声处》横空出世，重评瞿秋白《多余的话》振聋发聩……潘晓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追问使数千万名青年卷入这场人生观大讨论。
小小少年很多烦恼，不仅内心疑虑重重，还要囫囵吞枣地啃枯燥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粮票、布票、糖票总是不够用，肚子饿得咕咕叫，每一餐都要打半斤米饭，终于吃成小胖子。班上同学年龄悬殊，有的当过小学校长、村支书，有的是或现役或退役的兵哥兵姐。半期考（期中考试）时，忽然听说年纪比我大一倍的师兄请假回老家，原来，他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样奇葩的故事常常发生，令不谙世事的我瞠目结舌。
周末我们潜伏到连江县琯头镇偷偷购买台湾走私过来的“尼龙脂”面料和羽绒衣；穿喇叭裤、留长发的“不良青年”手提走私货日本三洋双卡录音机，播着港台的“靡靡之音”招摇过市，居然有管理人员伺机而出剪破他们的宽裤腿；中文系的才子到各个宿舍兜售粗糙油印的《朦胧诗集》，我们在系阅览室读卢新华的《伤痕》、礼平的《当晚霞消失的时候》、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镇》，由此窥到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抹曙光；在外语系蹭西方文学的课，眼前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之门，由此知道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些西方学者的思想和作品，冥冥之中影响了我后面的人生之路，埋下了出国的种子。
与“文革”前“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相对应，“新三届”（指1977、1978、1979级大学生）的称号就像地下党的接头暗号，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一说“我是1978级的”，便一拍即合成为“自己人”，这几届中后来很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甚至国之栋梁。身处这不可复制的特殊人群中，我时常惭愧地自问：有没有辜负“1978级”这一光荣的名称？
三
我所就读的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1978级全员130人，女生只有14人；我们地区的南平师专1978级数学专业总数100人，女生11人，中文专业56人，女生5人，都是约占10%；我同学所在的江西九江医专医疗系1978级，稍好一些，但女生也只占1/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男多女少的情况？除了广大农村地区男尊女卑现象严重，还因为十年没有高考，其间很多女性已婚，当恢复高考时，她们恰好在生育孩子，受家庭拖累而痛失高考机会。
后来，这种男女比例悬殊的极端现象慢慢改善，到了1981年，南平师专1981级中文专业共50人，男生28人，女生22人，女生的比例慢慢上升。而30多年后的今天，某些地区的情况似乎完全反过来了，福建师大传播学院一个年级200多人，男生才20多人。究其原因，一是重男轻女现象逐步改变；二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农村第一胎生女，可生第二胎，而城市不管男女只能生一胎，客观上造成女性考生的绝对数多于男生，而且农村男生学习条件差，城市女生多，考上的机会也大；三是在平等教育条件下，女生的生理基因结构总体上稳定性强，对付知识型的考题发挥得好，也更用功。
四
顺利考上大学，为我的人生插上了翅膀，职业道路一帆风顺。1989年，在当了7年政治老师后，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分配到大学任教，后又加入记者编辑行列，左手粉笔右手媒体，一路过关斩将，基本没有因为性别而受到阻碍。这除了得益于时代外，还得益于父母的干部身份（双职工，医务人员）。他们没有传统的小农意识，重视知识，基本没有经济负担。
在我就读过的乡村小学和县城中学，印象中女生成绩总是超过男生，高考也不例外。我有个中学女同学，家境不好，但非常刻苦，据当时媒体报道，她备考时要在街边路灯下写作业，但始终是第一名，是全体男女同学的榜样，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国防科技大学，后又留英、留日，现在是一名科学家。
我当了30多年老师，从中学到大学，也从未遇到重男轻女现象，学习好的学生，老师和同学对其总是特别的重视和喜爱。
那么，高学历的女性在人生路上有没有困惑呢？就我个人来说，主要的挫折来自婚恋。我早早上了大学，接触的大多是那个时期比较优秀的人才，不免心高气傲，在择偶问题上挑三拣四，拖到后来，事业的优势越大，年龄的劣势也就越大，颜值又跟不上，一直到40多岁感情还没着落。其时，我早已是副教授、副编审，担任过报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总编辑等职，可这些只能在择偶的砝码上减分。但到最后，还是良好的教育背景把我从人生的低谷中救了出来，我在游学的过程中嫁给一个奥地利男子，找到了真正欣赏我的人，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后来，又因为我的文学爱好和专业，出版了几本书，担任欧华文学会理事和《欧洲时报》文学副刊主编，参加国际性的文学研讨会。
我们学会的女性比男性更活跃，总体成就也更高，她们大部分是“文革”后培养的女大学生。我们的会长便是女性，因成长的年代恰好在“文革”，家庭成分不好，没有机会上大学，只能下乡务农，但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香港成为知名记者，采访过钱锺书等著名作家，出版了十几本书，在香港文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而后她又到荷兰，除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外，还出版了两部在欧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长篇小说，创立了欧华文学会。
如此说来，知识的确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女性的命运。
[作者安静为福建人，奥地利国籍，1963年出生于医务人员家庭，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历任记者编辑、大学教师。本文摘编自《高考：女生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原标题为：亲历高考40年：一位1978级女大学生的追忆。文章有删节，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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