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观察｜埃及抗议风波：强人政治能否持续？

9 月 20 日，埃及各大城市从开罗、亚历山大到苏伊士街上涌入了大批抗议人潮，要求埃及总统赛西（Abdel Fattah el-Sisi）下台，抗议爆发之时正巧赛西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开联合国大会不在国内。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型抗议，截稿至今埃及当局逮捕超过两千多名示威者，以及在22日逮捕了著名人权运动人士 Mahienour el-Massry。
抗议也并非全然毫无征兆，在抗议爆发前的几周，一名叫做 Mohamed Ali 的埃及中年商人在自己脸书上发视频抨击赛西政府，他表明自己曾在埃及建筑业工作 15 年，并承接军方的项目。他在视频中爆料赛西跟妻子与官员联手侵占建筑承包商的款项，包括他自己的公司。Mohamed Ali 要埃及人站出来的呼吁产生了效果，抗议爆发前的几天他的影片和“够了赛西”的阿拉伯文 hashtag (#كفايه_بقى_ياسيسى) 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而埃及人似乎再度又为了改变而站了出来。
倒退的埃及
尽管如此，此次埃及的抗议仍然令人惊奇，因为塞西政府对社会强力的控制。早在 2013 年赛西通过政变上台，当时军方造成一千人左右死亡。另外赛西也加紧了对埃及社会的控制。最具象征性的大概是把开罗的解放广场加设许多栅栏和增加停车位，使群众无法像 2011 年一样在此扎营聚集。埃及政府也开始更严厉监控言论。同样紧缩的是政治空间，穆斯林兄弟会被斥为非法遭到逮捕驱逐，在 2018 年总统大选中，任何出来挑战赛西的参选人都遭到逼退，唯一的挑战者还公开支持赛西。
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在这波阿拉伯之春中最为负面的例子之一。2011 年1月，受到突尼斯抗议的影响，大批的民众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要求执政近30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并且要求政治与经济改革，不到一个月穆巴拉克宣布辞职，这是埃及自 1953 年改为共和国后第一次和平推翻执政者。
在短暂的军方最高委员会过度接管后，埃及于 2012 年6月举行总统大选，选出了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 。穆斯林兄弟会是 1928 年于埃及创立的社团性组织，以伊斯兰为号召，长年作为埃及最有力的反对派之一，与埃及军方关系时好时坏。甫获得权力的穆兄会在未能解决经济惨状、集中权力倾向等情况下，短短一年内引起埃及各界强力反弹，再度引发抗议。被穆尔西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塞西就在 2013 年7月利用机会和假借民意发动政变，逮捕了穆尔西取缔了穆兄会，并于隔年 2014 卸甲参选总统，2018 年连任。连带的是埃及军方的强化地位，在 2019 年新增提高军方宪法地位的条文，并可自己挑选国防部长。
埃及之所以在短短一年内倒退回到军事强人政权，有几个因素。第一无疑是穆兄会自己本身的错误，穆兄会并非抗议的发起者，而是参与者，之所以能选上，因为穆兄会是埃及国内最有组织的非政府团体。尽管小心翼翼，穆兄会仍然露出宗教化和专制倾向，使得原本对穆兄会寄与希望的选民很快站到对立面。第二是抗争浪潮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动荡，使得埃及的经济状况在革命之后受到严重打击，国民生产总值、旅游业收入（很多普通埃及家庭的收入来源）双双下滑，公共债务飙升，而穆兄会并无力处理这样的情况，另外也包括反对穆兄会的人在政府内部私下抵制穆兄会的政策。第三是塞西承诺把稳定的“老模式”带回埃及，使得承受不了改革带来的动荡的埃及人所以当然的选项。用牛津大学中东研究的教授尤金罗根的话说是“革命变迁的代价显然超过阿拉伯民众所能负荷的程度”。另外，塞西代表的“社会自由”也让一些世俗化的年轻人成为支持者，2018 年埃及总统大选期间，笔者在埃及就遇到想要过着西式穿着的埃及女性塞西支持者。
（google 搜寻截图）
（CEIC 埃及旅游业收入）
埃及公共债务佔GDP百分比（https://tradingeconomics.com/egypt/government-debt-to-gdp）
然而塞西远未带来埃及人在 2011 年站出来所要求的改变，最致命伤的，恐怕是塞西的经济发展模式仍不脱埃及老式的经济发展思维——通过大幅投资公共建设来带动经济，而非改善经商法律环境，扶持中小企业，开发多元化产业。这种大型基础建设往往沦为高官收回扣贪赃枉法的温床，而虚浮的目标、不断攀高的预算以及通过跟外国举债来进行计划等都是长期的隐忧。埃及的年度财政中已有高达 38% 在偿还利息。
2015 年 塞西政府公布了“新开罗”建设计划，在目前开罗东部 45 公里处建立新首都，以期纾解开罗过度陈旧拥挤的城市状况，并预期在 2020 年中将中央政府迁移过去。开罗整个大都会区拥有将近三千万常住人口，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城市，但公共设施老旧、城市缺乏规划，交通拥挤，是所有去过开罗的人的印象。另外一个潜在原因恐怕是将中央政府远离抗议人群。
然而，新开罗的计划今年已经爆出财务短缺，原本的主要投资者阿联酋（UAE）已经退出，转由政府部门主持。连接新旧开罗的铁路项目已经延期。另外假使新开罗建成，也难保有人愿意搬过去居住。开罗现有的新建卫星城市都谈不上完全开发，主要的景点也都集中于老市区。
另外一个令埃及中下阶层不满的是塞西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能源部门的私有化。一直以来埃及政府对能源仍保有大量补贴，2016 年埃及接受了 IMF 的 120 亿美元贷款，其中之一就是针对埃及政府预算用来补贴油价的部分，埃及在今年开始缓慢地移除大部分的能源补贴，而6月 IMF 就赞扬埃及政府在经济上的改革。这无疑给经济状况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埃及普通家庭雪上加霜，更不论过去数年埃镑的贬值。2013 年群众反对穆尔西的原因之一就是失败的能源政策，而今塞西是否会重蹈复辙?
更深层的问题来自于埃及的政经结构
塞西的掌权意味着埃及自 70 年代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结构继续主宰着埃及：军方与商业精英主导的经济模式。1974 年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将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转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接下来 30 年创造了一批经济特权阶级，涵盖了军方人员与政府官员的亲戚好友等。根据统计，军方人士占据着埃及 50% 左右的经济份额、5% 最富有的人群掌控埃及 40% 的财富。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带给埃及经济学上的“涓滴效应”，反而挤压了原本政府内部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埃及普通公务员的月薪在 2014 年才从 700 埃镑（约 300 元人民币） 调整到 1200 埃镑（525元人民币）。根据世界银行估计，60% 的埃及民众处于贫穷状态。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第二个副作用是政府大举退出福利部门，原本纳赛尔主义强调照顾中下阶层民众，在继任者之后不断消减。埃及的公共服务投资从 1992 年的 11.5% GDP 下降到 1997 年的5.4%，补贴从 5.2% 下降到 1.6%。同时期埃及人口大幅成长，从1970 年代两千多万成长到 2017 年的近一亿，给原本财政就不宽裕的埃及政府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
（google 搜寻截图）
穆兄会便是在社会与政府逐渐离心离德下成长起来的。 1970 以降许多埃及人到海湾国家工作，埃及从原本输出教师和共和革命，改成输出劳动力。拜高油价所赐，海湾国家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据估计 1980 年代就有 300 万埃及人到海湾国家工作。不少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受到海湾保守的宗教氛围影响，转而加入了埃及的穆兄会，并且捐钱给穆兄会在埃及乡下做慈善事业，盖学校、医院、提供奖学金等，大大地填补国家财政削减让位出来的真空。比如伊斯兰的医疗体系逐渐提供了大部分埃及中下阶层的医疗服务。到了 2011 年时，穆兄会不再是 1928 年于埃及创立的边缘团体，而是埃及社会中一支庞大的社会网路，也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穆兄会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在 2011 年设立了自由与正义党来参选，主张因为自己照顾穷苦埃及人民，才是埃及合法的统治力量。
在穆尔西短暂执政一年期间，或许是出于小心维护自己获得的权力的考量，穆兄会并没有碰触埃及这个根深蒂固的政经结构，军方对于埃及社会的掌控是如此地深入，1952 年建国以来所有的总统都是军方背景。最后面对体制内的抵制和塞西挟民意而政变时，穆兄会几乎无力抵抗，只能仰赖街头顽固的抗议，等待被军方强力清场。而在政变之后，军方也利用这个机会更加巩固自身利益，通过在 2014 年制定的宪法强化了军方的地位和减少政府对其的问责。塞西在 2019年把任期从四年两任改成六年两任并重算任期，使得已经连任一次的塞西可以再度参选，亦即理论上可以一路执政到 2030 年。
动荡后的阿拉伯世界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无疑是近代阿拉伯世界所经历过最跨区域的变动之一，然而，如同它最初的跨区域影响力，它所面临的反扑势力也是跨区域的。
在埃及的例子当中，以伊斯兰主义为号召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掌权首先不见容于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担心提高国内亲穆兄会势力的影响力。而穆兄会与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的紧密关系，也让以色列担忧。穆兄会掌权的埃及在中东北非区域的盟友几乎只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这几个国家的态度可以很明显在 2013 政变之后看出来，海湾国家立即对军方重新掌权的埃及施以经济援手，帮助塞西稳定住局势，而埃尔多安斥责政变。
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几乎成了划分了阿拉伯世界的指标，并继续撬动各国关系。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在好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分部，各自独立没有统一指挥，但往往都收获了一批中下阶层，好一点会被该国吸纳进政治体制内（例如在约旦），惨一点会遭到镇压（叙利亚）。 2017 年，沙特指责卡塔尔包庇兄弟会与伊朗勾结等数十条罪名，联合数十个阿拉伯国家封锁卡塔尔持续至今。
在各国的镇压、驱逐、收纳、调和等不同政策之下，穆兄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脆弱和分裂，在未来的抗议之中恐怕难以成为主角。动荡的核心还是在于阿拉伯世界政治治理的崩溃，摊开阿拉伯世界地图一看，2011年推翻了各个统治者，突尼斯的本·阿里 23 年、埃及穆巴拉克 30 年、利比亚的卡扎菲 42 年、也门的萨利赫 34 年，过去，这些统治者与阿拉伯民众不成文的协议是牺牲自由换取稳定、经济发展和对穷苦大众的照顾。70 年代以降，例如叙利亚和埃及都纷纷转向自由市场制度与缩减社会福利，无形中政权的根基越来越不稳定，随着这个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在冲击之下瓦解，每个国家因为不同“国情”有着不同的发展，利比亚整个国家建制直接瓦解，而叙利亚陷入了代理人战争。
雪上加霜的是，利比亚、叙利亚与也门三国的连年战争（加上几年前的伊拉克）造成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根据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估计，如果冲突持续未能获得解决，到了 2030 年 40 % 的阿拉伯人将生活在面对冲突危机的国家。而战乱又回过头来给传统式的强人政治以稳定的理由创造空间。
尾声
随着塞西从美国联合国大会返回埃及，号召上街的 Mohamed Ali 持续呼吁埃及人发动新一波的抗议。无论抗议是否消停，抗议本身已经证明了塞西的民意不如他宣称的那么稳固（2018 大选的低投票率就可看出端倪），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计划也没有那么顺利。很难预期这波埃及的抗议会如何发展，然而只要塞西有着军方的支持，街头示威者要求塞西下台的要求恐怕很难实现，但埃及人显然不再那么畏惧塞西的铁腕统治，透过网络触发的抗议将成为塞西的难题。
对于埃及来说，难题仍然在领导人与民众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军队与政府的关系。究竟埃及的强人政治是否能持续，21 世纪的埃及民众是否还会愿意为了强加的稳定牺牲政治自由。如果政府持续缩减社会福利，又拒斥伊斯兰为号召的团体，谁又能照顾广大的穷苦埃及中下阶层？埃及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成为不受问责的机构，还是能置于政府与议会之下 ?
在一次又一次喧嚣又躁动的抗议之中，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答。
（张育轩，自由撰稿人，长期关注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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