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紫妍案唯一证人：“我会继续进行这场不知何时结束的战争”

原标题：张紫妍案唯一证人：“我会继续进行这场不知何时结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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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艺人雪莉去世后，关于她为何自我了断25岁生命的猜测接踵而来。除了抑郁症、恶评攻击，也有不少人将其与娱乐圈潜规则联系起来。她是否在生前也遭遇了诸多不公待遇，就像2009年去世的女艺人张紫妍那样？

“张紫妍性招待案”曾在韩国娱乐圈引起轩然大波。这位艺人在自杀后留下一份长达230页的“遗书”，其中透露了自己被迫向31人提供了一百多次性服务。纸张翻动，搅乱了韩国娱乐圈、媒体行业、金融圈子甚至政治阶层。调查和审判旷日持久，却没能掀开名单背后的真相。2019年3月7日，“张紫妍性招待案”10年调查期将满，随着Metoo运动的发展，韩国民众要求再次彻查张紫妍一案。尹智吾也再次走上了证人席。她是张紫妍案唯一证人。

2019年4月18日，韩国首尔，尹智吾接受采访，称在张紫妍遗书中看到三名记者的名字(@视觉中国 图)

2019年3月7日，尹智吾首次公开接受采访，并向警方和检方透露部分名单。尽管在舆论发酵下，总统文在寅将此案调查期延长2个月，但最终检察机关和警方仍表示：“难以再进行调查。”

为张紫妍站出来的尹智吾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由于将自己为张紫妍作证的13次证言写成了书并出版，隐姓埋名10年一朝公开受访的尹智吾被质疑是用“张紫妍”作为卖书、发售周边的噱头。此前，张紫妍男友在受访时表示，自己从没在张紫妍口中听过“尹智吾”这个名字。受到争议的同时，感到生命受到威胁的尹智吾也希望得到更多人身保护。她不信任来自韩国警方的保护，认为国家层面缺乏对证人的保护设施，于是成立NGO“地上之光”并展开募捐。此后，随着与尹智吾相识的金作家公开质疑尹智吾为张紫妍伸张正义的目的，超过370名捐赠者向尹智吾提起诉讼，他们认为尹智吾将捐款用作私人用途，要求返还10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6万元）。

面对诉讼，尹智吾未做过多解释，而是选择在4月24日匆匆由韩国回到加拿大。此后韩国警方曾多次向加拿大申请引渡，尹智吾均以身体原因拒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白领告诉本刊记者：“她说了这么多，声称自己被害、被威胁，但是又跑了，而且不肯回国接受调查。这种行为确实让她的公信度大打折扣。”

在雪莉事件后，本刊记者联系了尹智吾。她曾声称亲眼见过韩国娱乐圈的阴暗面，也是恶评攻击的靶子。

关于雪莉、关于她隐姓埋名的那10年，她也许还有一些想说的。于是我通过社交媒体给她留了言，意外得到了尹女士的回复。不过她没有爽快答应我的采访。

她极其谨慎，要求我出示一系列能证明身份的信息。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通关游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关，也不确定最后的奖励是拒绝还是信任。

她不愿提供邮箱。这意味着仅能通过公开平台联系。当我把名片拍给尹女士，她惊讶我居然有一个韩国号码，010是韩国手机号的前三位。我善意地取笑了她一下，告诉她这也是北京区号。大约是为了感谢我让自己长了知识，尹女士丢过来一个邮箱。在看过我几十个中英韩三语问题后，她给了个赞，这是答应采访的暗示。

此后，尹女士在这场采访中的倾诉欲就仿佛开了闸口。她总是连珠炮似的向我甩来韩国媒体的报道链接，称它们不真实，再发来能自证清白的对话截图。她深受其害，觉得韩国记者和媒体杜撰了她的诸多假新闻，有损她的可信度。在她遭受争议时，那些曾围着她想要挖个大新闻的媒体记者却又躲着她。

尹智吾总在半夜12点左右上线。

她目前生活在加拿大，与中国大约有12小时时差。

在每日的午夜寒暄中，她总是以“谢谢你”收尾。我的邀访让她看到了更多可能性，除了韩国媒体，其他国家的媒体也能发声。她甚至叮嘱我，要是有其他中国媒体想采访，请随时联系她。

即便在韩国宣布张紫妍案已无从调查，尹智吾仍试图为张紫妍呼喊。也许是曾有被威胁、被控告的经历，她敏感、急迫而又谨慎。

以下是她的自述：

“尹智吾”也不是我的真名。

过去10年里，我顶着假名生活。我用假名写书、接受采访。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我的姓名，而是我想说出的真相。

我是张紫妍案的证人。从10年前开始，我就一直在为张紫妍性侵案作证。尽管在这期间，我躲在假名和马赛克背后，但生活依然被这件事搅得天翻地覆。就算我从韩国回到加拿大，仍有人不断在我出没的教堂、街道和超市打转。

过去几年里，我遭遇了5次车祸，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消息也经常困扰着我。我的身体健康亮了红灯，每周至少要接受3次心理治疗，也要接受蜡疗。这是针对肌肉受损和撕裂的物理疗法，韩国记者和媒体却杜撰我用蜡疗来美容。

有些人站在加害者那边，败坏我的信用，想要把我打倒。但我还是不得不站出来为张紫妍说话，因为在我记忆中，她不是一个为了得到物质上的东西就去进行性交易的人。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站出来？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希望加害者能够带着负罪感活着。对我来说，唯一的武器就是我自己。

“虽然不合理，但只能接受”

我是在某个饭局上认识张紫妍的，当时我们都还不是The Contents Entertainment公司的艺人。她是个很明朗的人，没听过她讲过谁的坏话。

2002年，我在加拿大的公开选秀中拿了第一名，于是签约当了艺人。从2005年到2015年，我一直在韩国发展。当时我还很小，一个人在韩国，张紫妍的父母也去世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好像更能惺惺相惜。

成为艺人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在我们公司，除了我和张紫妍，其他艺人都已经成名。进入公司后，我一次都没有作为演员或模特出席活动，反倒是签约公司前我还能去参加些小型活动。当时我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美金的工资，银行户头里也几乎没有积蓄，从公司获得的收入加起来不到1000块美金。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兼职打工。但公司代表并不允许我去打工，因为这会让他和公司很没面子。

借着为我们获得更多机会的借口，公司会送我去一些地方见一些人，他们通常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我曾问公司工作人员：“为什么我必须要见这些人？”“以后会对你的演艺事业有帮助”，他们当时这样告诉我。

这些场合并不是正式的试镜面试，大多数是私下的聚餐。我当然认为是不合理的，但只能接受。合同里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同意参加这种活动，就必须支付违约金，数额高达1亿。那时候我刚满20岁，对社交非常胆怯，根本不敢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

同时，公司的手段也很强硬。我曾亲眼看到公司管理人员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殴打一位身材健壮的男模。公司代表也曾用手机把一位制作人的头打到流血。他甚至以这种暴力作为某种值得炫耀的资本，甚至公开谈论自己跟张紫妍曾发生性关系。

2008年6月，我和张紫妍被要求参加经纪公司代表的生日派对。大家一起去了卡拉OK。现场有人把张紫妍猛地扯到自己腿上，然后抚摸她的大腿和女性部位。张紫妍曾试图离开，但很快就又被拉回去。

性骚扰发生得很突然，可周围的人全都没有说什么。当我准备离开时，我找了个借口，想要把喝醉的张紫妍一起带走。但是公司的人说，她的经纪人会送她回家。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决定还是尽早离开这家公司为好。

让我跨出最后一步的是有一次父亲趁着节日回韩国看我。我提前向经纪人请假，那天要回老家跟爸爸团聚。结果假期中途却被突然通知要立刻返回公司。由于临时买不到车票，又实在很想跟父亲相处，所以我拒绝了经纪人的要求。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第一次对他们说“不”。事后，经纪人向我大发雷霆。寻了这么个由头，我跟公司解除了合约，为此付了600万违约金，其中主要包括签约金和演技训练费用。

酒席文化大概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不仅仅是在演艺圈，学校、公司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本该要根除的文化，这是社会权力层创造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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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那样的女孩”

得知张紫妍自杀去世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家经纪公司了。

当时我正在拍摄MV。快接近收尾时，我才看到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和短信，它们来自前公司的经纪人。“张紫妍死了，据说是自杀”，电话里传来的消息让我一下子摔在地上。我还来不及回过神，只知道放声大哭。

2009年3月9日，韩国当地时间6时30分，自杀身亡的韩国女演员张紫妍遗体告别仪式在韩国京畿道某医院举行。金志勋捧好友遗像(@视觉中国 图)

很快，我冲回家，把看到的第一件黑衣服套在身上就赶去了葬礼。我在葬礼上呆了3天，跟张紫妍的家人在一起。在这过程中，我第一次在张紫妍家属口中听到她留下了相关文件的事。文件在张紫妍的经纪人刘代表手中，但她的家人很抗拒跟刘代表见面沟通，所以很多时候由我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不久后，刘代表跟我说：“紫妍留下一份文件，你最好看一下。”在家属收到文件之前，我先看了原件的副本。记得当时是在一辆车里，刘代表和另外一个男人在前座，我独自坐在后面，借着后座的灯屏住呼吸看完了这份文件。后来，张紫妍的家人也获得了这份文件，它之前被埋在石头掩盖下的泥土里。

印象中，张紫妍的亲姐姐看了一眼就很快否认这是张紫妍写的，“这不是我妹妹的笔迹，快把原件交出来！”刘代表却坚称这就是真实的原件。双方就是否公开这份文件产生了很激烈的争吵。张紫妍的家属希望销毁这份文件。最终那些记录着不堪经历的文件被付之一炬，最后刘代表带来的男人还用穿着皮鞋的脚踩了两下灰烬，顺便用土盖上了。烧之前，刘代表还反复跟家属确认：“真的不会后悔吗？”

没想到，就在第二天，那份文件的另一个副本被公之于世，成了张紫妍自杀前留下的“遗书”。

在我匆匆浏览那份文件时，全身都处于紧急到疯狂的状态。这份文件看起来不是一个自杀遗言，上面有张紫妍的社会信用代号、姓名印章和签名。看起来就像一份特意为了打官司准备的文件。其中还有几张A4纸上写满了名字，大概有30个。

有些名字从此印在了我脑中，我想我应该以证人的身份把他们告诉公众。

在过去10年间，我做了16次证言。案件调查缓慢无效，我的生活却骤然变故。

警察总是选在深夜和凌晨审问我，似乎这样我就会思维不清楚。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并不是想挖掘真相，而是想知道关于这件事，我到底知道多少。张紫妍不只有一个手机，可警察却只调查了其中一台，上面有一年多的信息被删除了。

这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每次做完证词出来，总有记者守在警局门口。他们拿长枪短炮对着我，把一个个粗鲁的问题砸向我：“你也做性招待了吧？什么时候？和谁？在哪里？”有好几次，有新闻车跟踪我，最后警察只能以违反交通信号灯为由来赶走他们。

因为作证，我几乎也丢了演出的机会。

就算每次试镜都尽可能完美呈现，我最终都会落眩有一回，我争取一个药剂师的角色，却被突然要求“扮演一个酒吧女服务员”。他们要求我假装倒酒或是扮演喝醉的女人。这些都是剧本上没有写的内容，他们如此要求我，对我说“你就是那样的女孩”。

也有人曾向我提出赞助。

那个人是另一家经纪公司的代表，在业界还算有名。我起初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在跟他共进午餐时，他建议我搬到江南区。那里是不少电影公司、富豪所在的地方，以我的经济实力根本住不起那么好的地段。随后他暗示我，他可以给我在那里找一幢房子，我们以后在那里见面。

我已经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了。我当时觉得很生气：“你也有一个女儿，作为一个父亲，如果你的女儿也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什么感受？”他被我的话激怒了，脸涨得很红，朝我吼道：“我女儿是我女儿，你是你，你之所以遇到这种事，就是因为你想出名，想当演员。”

这或许是我最后能当演员的机会。

我拒绝了。从此我成了韩国演艺圈一个不存在的人。

警察无应答

当地时间2019年3月15日，韩国首尔，韩国全国1033个团体联合举办集会，要求相关部门再次延期已故女星张紫妍案(东方IC 图)

别人对我的偏见加剧了我的抑郁症和社交恐惧症。我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我的言行举止让人觉得我是个随便的女孩。我开始躲在不开灯的房间里，害怕出门，整天无所事事，每天要跟远在加拿大的母亲通话超过10个小时。

当我母亲意识到我的不对劲，把我从韩国带回了加拿大。

一事无成的我回到加拿大，如同丧家之犬。我曾试过结束自己的生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此后接受了几个月的精神科治疗。

2018年，20多万网友联名请愿，要求再次彻查张紫妍案。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我把此前的作证经历写成了书，也期望能通过它的发行引起更多人对这件事的关注。

可是却有人以此说我是打着张紫妍的幌子宣传自己的书，想要为自己获取名声和利益。

这些不至于让我去冒生命危险。

在加拿大，证人是会受到保护的，然而在韩国，我却被暴露在威胁之下。我时常会在韩国的居所内听到机器切割的声音，门口也曾出现类似汽油的液体。警察曾给我一个智能手表，只要按下，就能同时将紧急信息发到3个地方：警察局、急救中心和负责我安全的警卫员那里。但我按了3次，整整9个多小时里，无人应答。原本，他们应该在信号发出10分钟内赶到我的所在地。

当我向警察表达我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时，他问我：“你多高？”我告诉他自己身高173厘米。结果警察告诉我，从没有超过170厘米的女性被绑架过，因为个子太高，绑起来太费劲，要想分尸也很难，抛尸的目标也很大，所以不必担心人身安全。

与此同时，关于我的舆论也开始有了转变。

跟我认识的金作家通过伪造我们两人的社交媒体对话记录，指责我是利用张紫妍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最初我还会看每一条恶评，并试图通过解释来消除这些不实信息。但最终我发现，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来说，即便他们知道了真相，也会把我当成宣泄压力的目标。

我已经收集了数千篇关于恶评的报道，也会在加拿大直接进行投诉程序。现在我对那些没营养、没意义的差评眼不见为净，不能让它们影响我的生活，这样划不来。

一转眼10年过去，韩国娱乐圈也发生了变化，还有很多方面仍需要改进。那些追求刺激和轰动的媒体报道也将名人丢进谣言和假新闻的泥沼，个人隐私被赤裸裸暴露在公众打量之下。

没有《证人保护法》或《证人保护计划》的韩国，对我而言并非一个安全和舒适的国家。

现在韩国警方声称要向外交部申请注销我的护照，并且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这是不合理的，而且我也拥有加拿大护照。关于针对我的欺诈罪名，我多次表示愿意返还那些捐款，但是出于新韩银行方面的要求，我需要捐款者提供给我身份证明、捐款证明以及要求拿回捐款的理由。直到现在，没有人把这些信息全部给我，曾有两位想要拿回捐款，但他们拒绝向我透露个人信息。

我不知道是谁在操作这些事，但这确实让我感到悲伤、害怕，也很崩溃。他们在竭尽全力想打倒我。不过，要是这个案子再次重新调查，我仍将作为证人而努力。我从不后悔为这个案子作证。

目前我的健康状况也让我无法回韩国。但我希望我能尽快恢复，继续进行这场不知道何时结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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