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徒们甘愿牺牲？对于殉教者的一种社会学解读_宗教

原标题：为什么信徒们甘愿牺牲？对于殉教者的一种社会学解读

近日，在一则流出的视频中，韩国教总联合会长全光勋面对在疫情中赶来集会的教众们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管他肺炎不肺炎，开始礼拜后今天人最多，大家破纪录了。但不是说来这里就不得病，也可能被传染的，但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感染得病死了也没关系，我们的目的就是死，我们是有上帝收的。有人被感染了吗？有的话来这里，主都给你治好。”在全光勋发表这样煽动性极强的狂热演讲的同时，底下聚集的教众们无一提出反对，似乎也做好了为其信仰而牺牲的准备。在视频的评论区内，有网友将这些教众描述为被“降了智”，似乎全光勋是“坏”，而教众们则是“蠢”。然而，对于这样大规模的群体不理智行为，用一句简简单单的愚蠢来概括似乎太过草率。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在其著作《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中写道，社会学家并不简单认为殉教的行为是出于教徒的受虐倾向、或是盲目狂热。相反，他们关心是什么使得一个理性的人为了一个不可见的超自然实体作出牺牲。与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不同，斯塔克教授拒绝用简单的非理性信仰来解释教徒的行为；斯塔克教授指出，宗教的狂热与牺牲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选择，换而言之，在一定界限内，人们为宗教牺牲得越多，他们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对于斯塔克教授而言，他无意钻研“永生”的报酬是否可信，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如何发展至今。

《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书封

理性选择与宗教的报酬

在全光勋的演讲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提出了一个针对教徒的补偿或报酬：即上帝在教徒们感染肺炎死亡后会接收他们，并暗示教徒们在死后会获得永生。如同斯塔克教授指出的，宗教所提供的补偿是稀有的或者难以获得的报酬（Stark，2005， 200）。事实上，人们对于报酬的形式并不陌生。资本主义中充斥着契约条件下的劳动服务与报酬。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也会答应孩子在他/她完成家务或在学习上表现优异的情况下给予他/她相对应的奖励。而对于教徒们来说，参加宗教集会、为教会捐款、虔诚地祷告等行为则是为了获得宗教报酬所做的的努力。但是，由于宗教的报酬——永生，显得过于神秘且强大，教徒们往往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将来获得这一报酬。

但是，正如斯塔克教授所说，宗教的报酬也伴随着其独特的优缺点：“一方面，它们提供了对巨大报酬的预期，这些报酬似乎无法通过其他来源获得…...死亡、战争、罪孽以及人类的痛苦并不能使这些承诺失效，因为它们的真实性和兑现植根于另一个现实。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确知在来世（信徒们的）美德一定就会得到回报，或者说来世一定存在。由于这些教徒们为得到报酬所做的努力是无法估价的，它们就有了冒险的特性。”在表面看来，宗教报酬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理性的人们不应该倾向于去获得这一报酬。然而，经济学们却假定，“人们对一项活动所带来的报酬的预期越高，去进行这项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宗教报酬对大多数信徒而言是极高的（Homans 1964）。

某一些对于将宗教行为视作狂热和非理性的学者认为，信徒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于“永生”的信息来支撑其为宗教报酬所做的努力。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为作出重要决定而收集信息时，往往会发现获得这些信息的代价是颇为昂贵的，换言之，我们并不能获得完整的信息来百分之百支持我们作出“理性”的选择（Gary S-Becker, 2013:6-7）。但这并不能让人类放弃作出重要的决定，即使这可能伴随着一些不确定性。当然，由于每个信徒对于自己的报酬所作的评估不尽相同，因此信徒们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存在差异。对于某些教徒而言，日常的礼拜祷告是他们愿意付出的努力，而部分教徒则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获得报酬。

报酬存在吗？宗教的可信度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宗教报酬不可确定的情况下，教徒们是如何选择相信其存在的？又是怎样评估为获得报酬所要面临的风险的？斯塔克教授提出，有五个命题可以解释这一问题。斯塔克教授首先提出了两种相关联的命题：宗教行为被认知的价值建在社会互动和交流之上。以及，在某种宗教行为是被集体性推广、产生或消费的情况下，个人就会认为这个宗教行为风险性较少，从而价值也就更大（Stark，2005，P205）。对于人们而言，一种苦修隐士式的宗教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人们或许会赞叹其行为，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学习这种宗教行为的模式。与此相对的，人们对于身边人都参与的宗教行为更为接受。一方面，人们会听取朋友与亲人对于该宗教评价，另一方面，他们相信自己和身边的人一样可以承担参与该宗教的代价。在许多教会中，宗教活动（领圣餐、唱圣歌等）是集体性的，这在表面上也防止了个人在面对一对一布道时受骗的情况；人们也会安慰自己，这么多人参与的活动不可能是欺骗性的。

第三种命题指出，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参与一种宗教可以产生用宗教术语很难解释的切实好处，那么，这一宗教行为就会被认为风险较少，从而也就更为有价值（Stark，2005，206）。举例而言，许多教徒会在入教时遇见其他教徒向他们推销宗教的好处，比如在入教后克服了吸毒、酗酒、婚外情等问题。或者在重大的健康危机或意外中存活下来。更常见的是，这些经历过宗教好处的教徒往往是新教徒的朋友或是熟人。同时，为了防止教徒对教会的目的产生怀疑，宗教领袖往往很少从其宗教服侍中获得很多物质回报，这也增强该宗教的可信度（Stark，2005，207）。人们或许可以相信，宗教领袖不渴望物质回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获得更大的报酬，比如永生。这也与斯塔克教授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命题有着相似的逻辑：殉道者是对一个宗教所含价值的最可信的说明者，而且如果他们的殉道出于自愿，那这就尤为真实了（Stark，2005，208）。当看到有人自愿接受死亡，而非抵抗或逃避，人们或多或少会对这一宗教所带来的好处产生好奇。如同斯塔克教授所说，“这为一个宗教建立起了一种想象所及的最高价值…也将基督教的价值传达给了那些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异教徒” （Stark，2005，208）。

搭便车问题、牺牲、污名化

对于在急剧扩大规模的教会而言，如何在吸收新人的情况下保证教会的活力和集中度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曾经严苛的教会制度会因为缺少管理和新人的松散而变得不受教徒尊重。相信某些教徒为了教会的发展招募进一些有钱人，但是这些有钱人只愿花钱，并不愿意和教徒们一起履行该宗教的义务，或完成宗教活动。或是某些教徒只关心教会提供的免费食物或是住宿，却不愿意了解其日常的宗教义务。在其他教徒看到这样的教徒也和他们一样留在教会中、享受教会的好处，难免会让他们心生怀疑。这两种教徒都可以被视作宗教常见的“搭便车者”，无形中降低了宗教的参与成本和教徒的积极度。

因此，许多教会要求参与者冒着被污名化等风险，或是作出一定的牺牲，来表达自己对于教会的支持。举例来说，某些教会禁止教徒们饮酒、或是让教徒们穿上特定的服装。而对于全光勋而言，这一次冒着疫情的风险也要让教徒们集会也是让教徒们蒙上污名，增加教会的参与成本、集中性，以及提高教徒们的积极性（Stark，2005，210）。这样的行为使教徒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被区分开，更有利于教会让教徒形成一个紧密的小圈子，并且保持圈子的张力。在这样的强制和非常规要求下，教徒成为“搭便车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时，由于教徒们牺牲了许多正常的社会活动，他们对于教会组织的活动的需求程度也将大大增强。从另一方面来看，“异教徒”们或许也对教徒们愿意花上如此大的代价也要加入这一教会感到好奇。

眼前的来世的报酬，为什么殉道往往是公开的？

对于全光勋的演讲而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该演讲是公开的、面对全体教徒外加社会的演讲。如果只是为了传递教义，他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私密的方式。但是，这样公开的方式或许正是全光勋渴望的。首先，他的演讲暗示了教徒们会得到死后的永生报酬。其次，非常重要的是，他对到现场的教徒们进行了夸赞。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有教徒因为来参与活动而得病，他必然会在公开场合大力赞扬这位教徒，给予他教会圈子的肯定和表扬。我们需要认识到，对于这些生活在教会圈子里的教徒们而言，得到教会在现实中的肯定的重要性不亚于普通人受到政府或权威机构的认可。

正如斯塔克教授所言，我们几乎知道所有受到迫害的教徒的名字和事迹。对于他们而言，可以获得的好处不仅仅是来世的，他们也可以获得身后的荣耀。此后的教徒将会铭记他们，将他们视作高贵的殉教者。而殉教的行为也可以将教会进一步整合起来，带给教会新的活力。值得指出的是，公元64年或65年，使徒保罗被囚在该撒利亚玛里提玛多年后，因要上诉至该撒而被转送到罗马处死。而在公元65至66年，尼禄开始迫害基督徒，驱赶他们到竞技场，任由野狗将他们咬成碎块，或是将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烧死，使徒彼得也是在这次迫害中死去。对于保罗或是彼得而言，放弃信仰或逃走，都可以使得他们逃脱迫害。但是正如《彼得行传》中记述的那样，彼得与耶稣相遇，并决定以身殉道，并解释说这可以成为教会的根基，教徒们可以藉着他建造他人，使得教会振作起来。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彼得行为看作一次为教会所作的权衡考虑，尤其是考虑到他同时坚信来世的奖励和教会将永远认可并铭记他。

结论

对于许多学者而言，他们似乎无法从教徒的行为中看到理性的影子；但是，简单地将宗教行为划分为狂热且非理性的是草率的。在宗教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如何从一个无法被确定的“永生”承诺开始，通过集体性活动、阐述宗教好处、不惧污名化与牺牲等一系列行为，一步步将教会打造成为一个强大且有着极高粘合度与积极参与度的团体。或许正如斯塔克教授所言，我们在现实中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永生的承诺是否为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教会的行为，得知其背后的运作模式和目的。

引用文献：

Becker, G. S. (2013).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mans, G. C. (1964). Bringing men back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9-818.

斯塔克. (2005). 基督教的兴起: 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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