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思妙想：蒲松龄也是刻画贪官的高手！

原标题：奇思妙想：蒲松龄也是刻画贪官的高手！

《聊斋志异》涉及官吏的作品很多，有160篇之多，涉及到的官吏更是形形色色。有直接描写的，有间接描写的，有精心刻画的，有轻描淡写的，从古到今，从阴间到阳世，几乎无所不包。

小说中写到的阴间官吏有上帝，阎罗王，城隍，土地神，鬼吏等；阳世的官吏有尚书，中堂，学院，御史，王爷，太史，道员，千总，将军，巡抚，游击，学使，太常，银台，州判，邑宰，部曹等。既有写今人的，也有写古人的；既有写文官的，也有写武将的，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几乎囊括了封建官府的各级官吏及其爪牙”。

今天聊一聊蒲松龄刻画的贪官形象。

官员贪污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尽管历代贤明君主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防范，仍然未能消除。清朝初年更是贪鄙成风，贿赂公行。《聊斋志异》中描写了许多巧取豪夺的贪官形象，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贪财好利。

《鸟语》写县令贪吝，却故作清高，结果被一鸭子道破：“蜡烛一百八，银朱一千八。”《王者》篇记巡抚某公“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贿赂贪婪，不可悉数。”官银六十万被劫，巡抚被迫用自己的银子补上了。贪污之多可想而知。《库官》里的张华东公奉使祭南岳，得馈遗两万三千五百金。一次出行获利就如此丰厚，巧取豪夺者，更难以胜数。

贪官为了得到钱财有时候不择手段，使出种种卑鄙的伎俩，讹诈勒索。《石清虚》记某尚书喜欢邢云飞的奇石，欲以百金购之不得，竟然将其诬陷下狱，强抢而去。《小二》里的官员嫉妒小二之富，“肉视之”，故意抓捕入狱，得到好处之后才将他放了。

《饿鬼》篇记一学官道貌岸然，完全抛却师道尊严，勾结市井无赖马生，讹诈生员钱财。马生转世后做了训导，为官“无一道义交。惟袖中出青蚨，则作鸬鹚笑。不则睫毛一寸长，稜稜若不相识”。《考弊司》所写地狱亦如人间，虚肚鬼王公然向初来者索贿，要求他们割牌肉以献。

贪赃往往与枉法联系在一起，许多贪官为了钱财，置司法公正于不顾。《向杲》记杲之庶兄被庄公子打死，杲讼于官，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窦氏》记载南三复忘恩负义，诱骗窦女后又抛弃，窦氏抱儿冻死在南家门口，南三复行贿千金，县令竟任由南三复逍遥法外。

另外在《田七郎》、《素秋》、《连城》、《珊瑚》、《纫针》等作品中都有贪官污吏的影子。

有些官员昏庸无能，是非不分。《冤狱》里邑令不重调查，只因朱生一句戏言就将其抓获，逼得犯人自造罪证，并以此定罪。整个过程荒唐可笑，以至于亡者都看不过去了，周将军骂曰：“如此愦愦，何足临民！”《盗户》里官不以其道治盗，“恐其复叛，每曲意左袒”，以致讼者皆称盗户。每有讼者，曲直且不辨，先辨盗之真伪，出现了狐亦仿效的可笑场面。

《司文郎》篇记王生、宋生有真才实学偏偏不中，而夸夸其谈的余杭生却高中。考官连盲僧都不如，盲僧“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诗谳》里郡县不以真凭实据，只凭吴某“平日颇有佻达之行”便抓捕入狱，诬以成案。更令人气愤的是“驳解往复，历十余官，更无异词”。《放蝶》王嵙为令，“每听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将国家法律视为儿戏。难怪但明伦说不仅“戕物性，且坏法律”，结果终受风流小报。

《郭安》中的济南邑令陈其善所判的两桩案子，简直叫人哭笑不得。某官员的仆人郭安被另一仆人李禄所杀，郭父告官鸣冤，哭诉说：“半生止此子，今将何以聊生！”陈某竟然将凶手判给被害者的父亲为子。附记写一妇人丈夫被人杀害，告到官府，陈某将凶犯拘来，拍案大骂道：“人家好好夫妇，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寡守。”蒲松龄对此大肆嘲讽：“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而陈亦尔尔，何途无才!”

《胭脂》里官宰仅以鄂生“上堂不知置词，惟有战栗。”就横加梏械，将其定罪。但明伦气愤地说到：“不揆情，不度理，不察言，不观色，竟以捶楚得之。宰何愦愦!”

贪官、昏官往往与残暴不仁密不可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残酷暴虐，滥施刑法，视百姓性命如儿戏的罪恶行径。《商妇》记载一妇离奇死亡，县官抓不到真凶，“拘邻人而锻炼之，诬服成狱”。《张鸿渐》中的穷秀才交不起钱，被卢龙令赵某活活打死。张鸿渐等为其鸣不平，赵某广行贿赂，诸生不仅状告不成，反而被污成罪犯。

《书痴》记邑宰史某闻郎玉柱妻容貌美丽，想见一面，因而拘捕郎玉柱和他的妻子。郎妻逃跑后，史某对郎梏械备加，务得女所自在，将盈屋书卷全部焚烧，毫不吝惜。《潞令》篇记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还洋洋自得地说道：“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

《司札吏》记某游击官讳字，一司札吏误犯，立刻被打死了。对于这些视人命如草芥的刽子手，蒲松龄也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郎玉柱发达后将史某革职拿问，终报大仇。潞令后来受到冥罚，“自言曰:‘我罪当死！我罪当死！’扶入署中，逾时寻卒。”司札吏自作自受，受到鬼的戏弄、嘲讽。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蒲松龄的官吏批判无疑参杂了许多个人的情感因素。他从一个小民的心态出发，将多数官吏描写的如狼似虎，对清官感恩戴德般的赞颂。因果报应的理想结局也是出于下层民众的求偿心理，使人民的意愿得到了最基本的满足。

其实，清朝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将惩治贪赃视为廓清吏治的关键。顺治八年，清帝在给都察院的上谕中说：“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有。”顺治十二年又谕刑部：“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康熙也说：“治国莫要于惩贪”。

清朝惩治贪赃的立法，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严”的特点。顺治元年规定：“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顺治十二年又定：“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没其家产入官，并依罪处罚。”康熙年间一再重申：“赃至十两者，责四十板，流徙南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应责者，不准折赎。”

经过两代的励精图治，清朝的政治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外，在清朝，虽然入仕之途众多，甚至有时出现仕途淆杂之现象，但是科举一直被视为“抡才大典”，它无疑是最主要的入仕之途，自始至终在选官制度中占主导地位。在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舞弊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历代统治者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保证所有官员的素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到了清朝达到了高峰。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严申禁令，诰戒防闲，肃风纪而端士习，有清视为科举中之要政。”清朝不仅制订了严密的防止科举舞弊的措施，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顺治十四年，顺天考官李振邺、张我朴受贿取两人为举人，被人弹劾，七人弃市，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发配边疆。江南主考侍讲方犹、检讨钱开宗，贿通关节，世宗大怒，十七人弃市，妻子家产籍没。“一时人心大震，科场弊端为之廓清数十年。”

康熙五十年，考官王曰俞、方名、吴肇中因违法被大辟。虽然科举弊端并非仅仅几项措施所能解决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清朝采取的种种措施有力的维护了选官的公正性，保证了官员的基本素质。史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此论基本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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